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五十年
（1961—2011年）
一、50年历程
西亚非洲研究所建立于1961年7月4日，当时的名称为亚非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64年，亚非研究所一分为二，分为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1981年1月1日，西亚非洲研究所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所的名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迄今已经走过40年历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所起步（1961年7月4日—1965年）
亚非研究所筹建工作始于1959年9月。1955年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亚非（万隆）会议，极大地推动了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为了加强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团结和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斗争，急需加强对亚非问题的研究。因此，建立亚非研究所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9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社会联合办公室组成建所筹备小组。国家对外文委司长张铁生任筹备小组组长，赵绍文、钱楚文、张惠琴和林明扬等任委员。办公室设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建国门内大街5号）5号楼社联办公室。主要任务是筹建亚非研究所和中国亚非学会。筹备小组作了大量的工作，并从1960年11月开始试编、油印《亚非资料》，到1961年4月已出刊31期。
1961年4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同非洲外宾谈话时指出：“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我们对于非洲历史、地理和当前情况都不清楚。所以很需要出一本简单明了的书，不要太厚，有一、二百页就好，可以请非洲朋友帮助，在一、二年内就出书。内容要有帝国主义怎么来的，怎样压迫人民，怎样遇到人民的抵抗，抵抗如何失败了，现在又怎么起来了。”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加快了建所的步伐。1961年7月4日，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成立。
1963年12月30日，中央批转中央外事小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毛泽东主席对此报告作了重要批示。该报告提出以亚非所为基础，分别建立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的意见。1964年1月20日，根据该报告和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国家编制委员会同意亚非研究所分设为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以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1964年10月30日，正式更名为西亚非洲研究所。办公地点设在东总布胡同10号院内。自1966年9月7日，迁至铁狮子胡同（即张自忠路3号东院）。
中国亚非学会的筹建工作始于1958年，1959年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任主任，周扬、包尔汉、楚图南、吴晗任副主任。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在国内学术界、文化界许多著名学者的倡议和通力合作下，1962年4月19日，亚非（万隆）会议7周年之际，中国亚非学会在北京成立。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中国亚非学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会员代表，以及首都和各地学术界著名人士等，出席了成立大会。陈毅发表了重要讲话，热烈祝贺中国亚非学会成立。他指出，亚非国家在目前的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有着古老的文化，加强我们对这些国家的了解，进一步发展中国同亚非各国的文化学术联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他希望学会积极地开展研究活动，积累资料，推动中国学术界对亚非各国的研究。郭沫若和周扬也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大会通过了中国亚非学会简章；成立了第一届理事会，选出理事62人；选举著名学者周扬为中国亚非学会第一任会长。学会有会员500多人，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
1961至1965年是西亚非洲研究所40年历程的第一阶段，即建所起步阶段。这个阶段的工作重点是：认真贯彻落实办所方针，建立和健全领导体制和机构设置，提供一批科学的资料和论著，培养一批科研人才。
（一）认真贯彻落实办所方针
中央批示的亚非研究所的办所方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搜集和掌握大量材料，有计划地、有重点地、系统地调查研究亚非国家的革命运动及其有关的问题，着重调查研究亚非各国的社会基本情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阶级关系及其变动，重大群众斗争及其背景，各国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提供有根据有分析的科学的资料和论著，作为党中央掌握这些地区革命运动情况和制定有关政策的参考，并通过工作培养一批研究亚非问题的、能够在这方面胜任领导助手的、有利于建立中国自己关于亚非问题学派的、又红又专的干部。
亚非研究所领导小组认真贯彻落实这一方针。当时，亚非研究缺乏资料。非洲研究在我国更是一片空白，大学里缺乏对口的专业，一时无法适应研究工作的要求。因此，所领导小组制订了1961—1963年3年练兵计划，加强人员培训。1961年9月7日和14日，亚非研究所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先后讨论通过《三年学习方案和1961年学习安排（草案）》和《1961—1963年理论学习补充方案（草案）》，决定在3年内组织干部学习政治理论、外语和基本业务知识。要求打好理论基础，提高政策水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掌握一到两种外语，能独立阅读外文报刊和笔译；熟悉亚非国家的基本情况，有计划、有步骤、系统地搜集 整理资料，培养写作能力。在培养干部和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写出有材料、有观点的论著。同时，配合外交工作，在接待非洲外宾和出访非洲等方面，提供研究材料和研究成果。
1964年亚非研究所分为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时，西亚非洲研究所的办所方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根据党和政府开展西亚非洲地区工作的需要，有计划地、有重点地、系统地调查研究西亚非洲各国的现状和历史。为党中央支持和推动这一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发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一战线、支援反帝的民族主义国家的独立和建设事业、发展外交关系服务。
所领导根据这一方针确定所的主要任务是：调查、搜集、整理和分析、研究西亚非洲各国的基本情况（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历史等），阶级关系及其变动，各国革命运动情况，特别是它们发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重大革命事件的经验教训等；研究美、英、法、联邦德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西亚非洲的殖民政策和侵略活动；研究现代修正主义对西亚非洲的政策、言论和活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机构提供以上各方面、经过分析和研究的资料或著述。在西亚非洲研究所人力较弱、机构尚未充实的情况下，首先集中力量做好当前西亚非洲地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发展情况的资料和研究工作。1965年，确定了5个方面的研究课题：①当代西亚非洲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包括其中的重大事件，以及运动的发展规律和特点等；②当代西亚非洲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以社会阶级结构作为研究的重点；③当代西亚非洲地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④现代修正主义关于西亚非洲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错误论点；⑤帝国主义国家对西亚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并强调要继续编写和修改《非洲手册》的《列国志》部分和《西亚列国志》，配合当前西亚非洲地区的斗争形势，提供有关的专题材料。
（二）领导体制与机构设置
建所时，亚非研究所实行双重领导与所长分工负责制，同时注意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保证作用。第一届所级领导由张铁生（副所长）、李志和（副所长）、段伯宇（学术秘书室主任）、刘世英（办公室主任）组成领导小组。所的机构设置是三室五组：办公室（主任为刘世英）、学术秘书室（学术秘书为段伯宇）、编辑室、图书组、资料组、一组（非洲组）、二组（阿拉伯组）、三组（亚洲组）。其中，一组、二组由张铁生兼管；三组由段伯宇兼管；编辑室由胡仲持负责。当时，所里建立一个党支部，李志和为党支部书记。
1964年亚非研究所分所后，西亚非洲研究所由中联部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双重领导，吴学谦兼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所仍然实行所长负责制。重要的会议制度有所务会议和所长办公会。所务会议主要讨论、决定所研究工作的重大事项，如研究工作计划、课题设置及人员配置等，参加人员有所领导和各室、组负责人。
当时所的机构设置是一室五组：办公室、撒哈拉以南非洲研究组、西亚北非研究组、编辑组（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的编辑组合在一起，由西亚非洲研究所代管）、图书组（由东南亚研究所代管）、资料组。
全所共有党员12人。组成一个党支部，李志和任书记。
团员14人。团支部主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活动，组织团员、青年政治学习、业务学习和外语学习，并进行树立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等。
（三）科研工作为中央制订方针、政策服务
西亚非洲研究所的科研工作从一开始就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中央
对中东非洲地区的重大决策服务，并以研究该地区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60年代初期编写《非洲手册—概况部分》是根据毛泽东主席1961年4月27日同非洲外宾
谈话的精神编写的。是学术为中央决策服务的实例。非洲組的全体人员及西亚北非組的部分人员参加，廖盖隆担任总编辑。初稿完成后，由吴学谦和廖盖隆修改定稿，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前后费时1年多。《非洲手册》为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提供了参考，曾博得当时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好评。他曾对吴学谦说：“总理也觉得这本书很有用。”至1965年底，《列国志》已经出版3本，共18万字，包括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刚果（布）、加蓬、突尼斯等4个国家；已脱稿11本，共64万字，包括中非、乍得、索马里、苏丹、加纳、几内亚、安哥拉、肯尼亚、马里、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12个国家。编写13 篇动态资料，为领导提供参阅。在3年练兵时期，亚非研究所还编辑了两个内部刊物：《亚非译丛》（月刊，1959年9月创办，每期8万字，内部发行）和《亚非资料》（双月刊，1963年创办，内部刊物，每期5万字以上）。另外还组织翻译了《非洲──风暴的根源》和《古老非洲的再发现》等书，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通过上述科研活动和办刊物，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才。
1964年和1965年，所内部分人员先后到辽宁省金县、河北省黄骅县参加“四清”运动。
第二阶段：严重挫折（1966—1976年）
这一阶段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遭受严重破坏的时期。“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把“左”的错误推向了极端，使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遭到空前浩劫。中东和非洲研究也无法幸免。1966年初，随着非洲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形势的发展，根据中央和中联部领导的指示，西亚非洲研究所制订了1966年工作计划（草案）。上半年以编写《非洲列国志》工作为中心，集中人力，组成5个编写小组，分别由孙平、胡有萼、葛佶、刘竞、吴慎娴负责，所领导张铁生、李志和指导编写工作，计划6月底完成。计划还要求继续做好编译和资料工作，扩大《亚非译丛》的内容，由原来的8万字增加到10万字。同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协调下，由张铁生负责，国际关系研究所刘思慕协助，为《非洲百科全书》提供关于中非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资料。
1966年夏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中国亚非学会被迫停止了一切工作。廖盖隆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非洲》（约100多万字书稿）不能发表，被付之一炬。已脱稿的7本《非洲列国志》（几内亚、安哥拉、肯尼亚、马里、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被弃置一边，计划1966年底我所完成的16本列国志以及与外单位合编的16本列国志也成泡影，书稿全部散失。1969年7月，全所人员随中联部人员一起下放黑龙江省肇源县“五·七干校”。1970年1月，“五·七干校”迁往河南省沈丘县。
所幸的是，由于开展对非工作的需要，我所的业务骨干于1971—1973年间被陆续“抽调”回中联部参加《非洲动态》的编写工作，得以较早恢复非洲研究业务工作。
第三阶段：恢复阶段（1978—1980年）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特别关心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恢复和发展。1977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国家需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并明确提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
1977年11月30日，中联部批准恢复西亚非洲研究所。1978年2月16日，廖盖隆被任命为西亚非洲研究所筹备小组组长，王岳、刘竞、邢竹芳任副组长，负责所的恢复工作，研究所恢复后，他们即为正、副所长。柯蒂也参加了此项工作。1978年4月，经历了“文革”劫难的西亚非洲研究所终于恢复，办公地点设在复兴路4号，1980年迁至张自忠路3号东院。
恢复后的西亚非洲研究所的办所方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当前的现实斗争，为支左、反修和支持各国人民革命这一总任务服务。应以研究现状为主，以基本情况为主，以革命问题为中心。并培养出一支熟悉这些国家和地区情况的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
当时，研究所设所长1人，副所长3人，并组成所领导小组，实行集体领导。主要的会议制度是所务会议和所长办公会议。所务会议研究和审议通过所的规章制度、科研工作规划、科研项目安排和有关重大事项，参加人员是所领导和室主任。所长办公会议讨论和决定有关人事、科研、外事、图书资料、经费、行政后勤以及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方面工作，参加人员是正副所长。
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研究所设置了办公室、图书资料室、综合编辑室、阿伊土塞研究室、西亚阿拉伯国家研究室、北非研究室、东非研究室、西非研究室、南非研究室、中非研究室。
这一阶段，所领导小组按照办所方针开展工作，重点抓《非洲动态》（内部刊物）和《西亚非洲资料》两个刊物，以此带动研究工作。此外，还同意修订《非洲手册（概况部分）》。经批准，1980年3月西亚非洲研究所开始创办《西亚非洲》（双月刊）杂志，当时为内部发行。
全所建立一个党支部，柯蒂任书记，王岳、柯蒂、孙振欧任委员。
第四阶段：大发展阶段（1981年至今）
1981年1月1日，西亚非洲研究所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中国社会科学事业受到中央高度重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现在也应该承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982年，中共中央转发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纪要》，特别指出，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是不可能的。
199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同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和专家、学者进行了座谈。我所所长葛佶出席了座谈会。
江泽民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些成就中也有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劳绩。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正确与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如何，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江泽民总书记强调，要总结经验，振奋精神，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
1998年3月，江泽民总书记又指示，一定要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好。
1998年4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在滕藤副院长、郭永才秘书长陪同下视察了国际片各所，并同各所领导会面。李铁映院长在视察国际片时来到我所阅览室、编辑部和党委书记办公室，并在编辑部驻足观看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建立非洲研究所的一段话。赵国忠所长将刚刚出版的《1997—1998年中东非洲发展报告》送给李铁映院长。此后，李铁映院长又多次到国际片视察和指导工作，并召集各所领导开会，对国际问题研究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李铁映院长于2000年5月30日和9月19日分别会见阿拉伯国家驻华大使和部分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对我所开展西亚非洲研究作出许多具体的重要指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届领导都非常关心西亚非洲学科建设，院领导李慎之、郑必坚、滕藤、李慎明、陈佳贵、吴介民、郭永才等都曾来所调研并指导工作。
中央、院领导的关怀和指导，极大地鼓舞了我所职工奋发图强、争取多做贡献的决心和信心。
（一）办所方针的重大转变与逐步完善
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西亚非洲研究所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方针任务发生了转变。
1981年6月27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次院长办公会议讨论同意，西亚非洲研究所的方针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这一地区当代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各种基本问题和目前苏美两霸全球争夺在这一地区所产生的影响等重大战略问题。主要任务是：提出一批科研成果，并向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提供对外决策的参考或咨询性的材料；同时，要对这一地区有关国家的历史、社会、民族、宗教、文化等情况，积累比较完整的资料，逐步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和理论上的探索，为建设西亚非洲学科中国学派有所建树，在社会科学发展方面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
1988年，办所方针又有较大调整，强调为我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和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更有利的国际环境服务。具体内容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收集和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有计划、有重点并系统地调查研究西亚非洲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对各国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当前在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有根据、有分析的科学论著、研究报告、丛书或系统资料，为党和国家掌握该地区情况、制定有关政策服务。
1992年, 在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讲话的鼓舞下，如何紧紧围绕冷战后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把科研工作搞得更好，争取再上一个新台阶，是摆在我所面前的一项重要的紧迫任务。因此, 西亚非洲研究所党委认真研究并进一步明确办所方针，指出，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对西亚非洲地区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同时，应加强对西亚非洲地区现实问题进行综合性、理论性、战略性的研究，为中央和有关部门把握该地区的形势发展和制订有关政策服务。
1993年4月8日，根据院工作会议精神，参照院《关于我院深化改革的意见》，在充分听取了所内同志的意见后，确定办所方针是：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继续加强对中东、非洲地区和重点国家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和社会文化等进行基础研究的同时，更要加强对中东、非洲地区出现的重大问题、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重点国家的政局变化进行综合性、理论性、战略性和预测性的研究，加强对西亚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为中央和有关部门了解这一地区形势、制订对外政策服务，为我国经济对外开放服务。
1999年，在《西亚非洲研究所十年事业发展规划》和“十五”计划中，为适应21世纪的发展要求，为实现新世纪我院的总体奋斗目标，在已有的办所方针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地、全面地提出了办所方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西亚非洲地区和国家当代政治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问题为研究重点，全面推进西亚非洲研究学科建设；同时以基础研究为依托，开展宏观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应用研究，保持在国内西亚非洲学术界的研究中心地位，努力成为国际知名研究所和造就西亚非洲研究高级人才的基地，为我国的对外战略服务，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服务。
（二）领导体制的变化与机构设置的调整
1981年仍实行所长负责制。廖盖隆任所长，王岳、刘竞、邢竹芳、柯蒂（1981年11月23日任命）任副所长。1982年，所领导班子换届。当年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下发干部任命通知：任命王岳、刘竞、柯蒂为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
1982年11月，所领导体制改为分党组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当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任命柯蒂为西亚非洲研究所分党组书记，分党组成员有王岳、刘竞、葛佶。
1985年所分党组作了调整：1985年6月5日，中共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任命柯蒂为所分党组书记。1985年7月1日，中共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任命葛佶、王岳、田志、唐宇华为所分党组成员。
1985年6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命葛佶为西亚非洲研究所代理所长。当年6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命葛佶为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1985年7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命柯蒂、陈宗德为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
1988年所领导班子换届。当年7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任命葛佶为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陈一飞、陈公元为副所长；免去柯蒂、陈宗德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职务。1991年1月，陈一飞辞去副所长职务，赵国忠被任命为副所长。 1992年4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任命赵国忠为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葛佶辞去所长职务。
分党组领导期间，所的主要会议制度有：分党组会议、所务会议、所长办公会议。分党组会议主要是负责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讨论和决定本所的重大问题，指导所机关党委的工作。所务会议讨论决定所内重大事项，必要时召开扩大的所务会议。从1985年始，所务会议进一步制度化，规定每月召开一次。所长办公会议由所长、副所长组成，讨论和决定并负责全所的科研、行政工作。1985年，实行每周一次所长办公会议，及时处理有关问题。
1992年，为了加强党对科研工作的领导，分党组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当年8月，任命邵长厚为中共西亚非洲研究所党委书记。新一届党委由邵长厚、赵国忠、陈公元、唐宝才、潘仓等组成。1993年9月，所领导班子换届，赵国忠任所长，邵长厚、谈世中任副所长，谈世中任所党委委员，免去陈公元副所长职务和所党委委员职务。1996年3月，任命杨立华、陈德成为党委委员。1997年3月21日，中共中国社会科学院委员会决定调整所的领导班子，任命温伯友为西亚非洲研究所党委书记，免去邵长厚西亚非洲研究所党委书记职务；1997年3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命温伯友、杨光为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免去邵长厚、谈世中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职务。1998年9月30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会议研究决定，所领导班子到届调整，任命杨光为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温伯友、杨立华为副所长；免去赵国忠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职务。1999年11月23日，中共西亚非洲研究所委员会召开换届选举党员大会，会议经无记名投票选出温伯友、杨光、杨立华、陈德成、潘仓等5名党委委员，组成新一届党委会，并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批准，温伯友任党委书记。2000年9月30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研究决定，任命王茂珍为西亚非洲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免去温伯友党委书记兼副所长职务。
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为了多出成果和人才，机构设置也发生相应变化。西亚非洲研究所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初期，为使研究工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工作的方针、任务相一致，对处室机构进行了调整。1981年11月，西亚非洲研究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实行“三定”的精神和“研究所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的规定，经全所酝酿讨论，并经所长办公会议确定，将阿伊土塞、西亚、北非3个研究室合并为“中东研究室”，将西非、东非、中非和南非4个研究室合并为“非洲研究室”。1988年，在全所对科研工作和科研组织管理工作进行讨论的基础上，所分党组和所领导进行了多次、认真的分析研究，对有关组织机构的设置作了调整。首先，按学科分设研究室。将原来的非洲研究室按学科分为：非洲政治研究室、非洲经济研究室、非洲地区（主要是南部非洲及重点国家的研究）研究室；将原来的中东研究室按学科分为：中东政治研究室、中东经济研究室。按学科设置研究室的目的是为学科建设以及科研人员的专业定向，在组织上起到保证和促进作用。其次，为了加强科研管理，恢复科研组织处建制，将其从办公室分出。1992年，再次进行机构调整，增设“中东综合研究室”。此外，还成立了“亚非经济文化咨询公司”。
1994年4月，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会议和《关于发展学科情况调研，制订学科调整方案的通知》精神，西亚非洲研究所对现有各学科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分析，在保持现有优势学科的前提下，收缩战线，集中精力搞好重点学科建设，制订了《西亚非洲研究所学科调整方案》。1995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调整方案》颁布后，我所研究室调整为5个学科研究室和1个中心，即中东政治研究室、中东经济研究室、非洲政治研究室、非洲经济研究室、国际关系研究室，撤销地区研究室，设立南非研究中心。新成立的国际关系研究室的任务是对中东、非洲地区形势、大国关系和重要问题进行综合性、战略性和预测性的研究。1996年，中东政治学科被列为院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提供经费支持的50个重点学科之一。
1999年1月11日和14日，西亚非洲研究所先后两次召开所务会议，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强基础研究、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建立研究对象学的思路，以及所内人员状况和学科建设需要，对原有研究室进行调整，将中东政治研究室和中东经济研究室合并为中东研究室，将非洲政治研究室和非洲经济研究室合并为非洲研究室，保留国际关系研究室和南非研究中心。
（三）以科研为中心开展各项工作
西亚非洲研究所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所领导就提出搞好科研的5条举措。①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全所每年的重点科研项目侧重于西亚非洲当前各种重大现实问题和基本问题的专题研究和探讨，并提出具有一定质量的研究成果；②配合当前国际斗争的需要，密切注意西亚非洲形势的发展，向领导机关提供动态性的研究报告；③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开展有关西亚非洲问题的国际研究合作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了解国内外有关西亚非洲学术研究动态，开阔研究领域，吸收新的研究方法，并借以加强本所研究人员的培养和研究水平的提高；④尽力做好图书资料的引进工作，特别是引进有关研究课题的各种外文书籍和基本参考资料，逐步加强本所的专业图书建设；⑤充实研究、编辑和资料人员，健全所、室两级领导机构，建立起适合本所情况的各种规章制度，加强和提高科研管理水平。
1.认真制订和执行科研计划。“六五”和“七五”期间，根据国家和院总体要求，制订所年度计划，同时申报国家级和院级重点项目。“八五”和“九五”期间，所制订了比较详细的五年发展计划。从指导思想、总任务、奋斗目标、课题规划、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建立激励机制、实行责任制及考核、科研手段现代化、办好刊物、图书资料建设、加强办公室工作、办好公司等方面，都做出了具体规划。
2.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的职能和作用。学术委员会是所的权威性的学术指导和学术评议机构，在掌握本学科动态，审议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规划，学科设置和调整，人才培养，学术交流，评估学术成果水平，推荐成果出版，评选优秀科研成果，推荐奖励科研人员，受理职称评审中的申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所成立首届学术委员会，迄今已成立4届。
3 .学术职称评定工作规范化。1981年1月成立所职称评议小组。经职称评议小组提出晋升副研究员人选并报上级批准。从1992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成立1至4届学科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负责评审各所申报的晋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报院务会议审批后聘任。同期，所也先后成立了1至4届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前3届为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2000年经院人事教育局批准，所成立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由正高级职称专家学者组成，负责审定晋升研究系列副高级以下（含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向院推荐晋升研究系列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以及晋升其他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人员。1991—2000年，我所先后有23人晋升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有13人晋升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4.重视人才培养。研究所主要作了三方面工作。第一，鼓励和支持申报和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院和所等各类课题，在科研实践中培养队伍。第二，大力支持中青年科研人员、管理干部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报考研究生班，参加院党校、各类培训班，并为参加学习的人员提供经费支持；同时还为科研人员出国进修、考察、学术交流等提供机会。第三，建立激励机制，评选优秀成果，考核评优，表彰先进等。
5.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在国内学术交流方面，所、研究室、课题组和学会经常单独举办、或与外单位联合举办各类中、小型研讨会。我所专家学者还经常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就中东、非洲热点问题发表见解。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1988年以来，共举办6次较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不断拓展对外学术交流的渠道，扩大交流规模。
6.期刊工作。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1981年将《西亚非洲》（双月刊）由内部发行改为限国内发行，1982年7月27日又改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2000年1月1日，《西亚非洲》杂志社正式成立。此外，还不定期出版《西亚非洲资料》、《西亚非洲调研》等。这些刊物为西亚非洲所的科研人员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了发表科研成果的园地。
7.图书资料和信息化建设取得长足进展。研究所重视图书资料和信息化建设。经过20年建设和发展，我所图书馆已有中外文专业图书2万多册，资料室订阅中外文期刊300多种,并积累了2000多册简报资料。从1982年起每年编写《西亚非洲大事记》等多种资料。图书资料室从1998年开始利用计算机手段进行数据库建设，现已建成中文论文题录、西文论文题录和参考资料3个数据库，科研人员可以通过篇名、作者、刊名、刊期、关键词等多种方式检索，为科研工作开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全所的科研和管理也步入计算机化和网络化时代。计算机已经成为科研和管理人员的主要工作手段，互联网已经成为重要信息来源和通讯手段。
8.行政后勤工作。行政管理和后勤保障坚持为科研服务的方针。在行政和科研管理、党务、人事、后勤保障等方面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认真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保证了全所正常工作秩序，为出成果、出人才创造了良好环境。
20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下，经过全所的努力，在中东、非洲两大学科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有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专著、论文和研究报告，成长起一批有学术造诣的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
（四）党的工作和工青妇老干部工作
1.党的工作
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1981年，所机关党委着重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学习。1983年，组织学习《邓小平文选》和新党章。1984年，在整党期间，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党员必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简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邓小平文选》，系统地了解党的性质、纲领，深刻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正确性，增强党性。1987年，组织学习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90年，在清查、清理、干部考察及党员重新登记工作中，继续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1993—1996年，组织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并组织讨论。1996年，所党委根据院党委召开的西柏坡党委书记会议精神，提出加强学习邓小平理论的五项措施，要求制定个人学习计划和写出学习心得体会，并于当年11月28日召开全所理论学习研讨会。在此期间，为全所职工购买新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1997年，认真组织学习“十五大”精神，并于10月6—7日，组织全所党员和职工学习和讨论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报告。1998年，所党委制定全所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计划。先后组织党委学习中心组、党支部、全体党员和职工深入学习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学习中央《通知》和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召开全所学习交流会。1999年，结合“三讲”教育，组织学习《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读本。2000年，认真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和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于10月26日召开了由党委成员、党支部书记、室正副主任、工会主席副主席、妇工委主任、团支部书记参加的深入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讨论会，党委书记温伯友作“学习贯彻‘三个代表’思想：面对新世纪、认清新形势、明确新任务、抓住新机遇、迈上新台阶”的主题发言。2001年，继续贯彻学习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同时，为纪念建党80周年开展多项活动。
认真开展整党工作、整风教育、清查清理工作以及“三讲”教育活动
1984年，进行了整党工作，从5月开始至1985年2月25日结束。整党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学习文件。第二阶段，对照检查。所的各级领导干部及支部负责人开展谈心活动，充分听取党内外的意见，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支部大会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三阶段，党员登记和组织处理。通过学习和对照检查，全所有35名党员（全所共有40名党员，其中2名在国外学习，3名预备党员）进行了登记。第四阶段，总结验收。
1986年1月，西亚非洲研究所分党组组织分党组成员、总支成员、纪检小组成员、各支部书记和全所人员先后学习了关于端正党风文件，分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分党组成员进行自我检查党风问题。从5月6日至7月15日组织全所人员学习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文件和进行形势政策教育。
1990年3—8月，针对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进行清查清理、干部考察、党员重新登记以及制定整改措施。
1997年8月11日至9月30日，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重点学习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我国三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和江泽民总书记“5·29”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1999年，从5月4日至7月29日在所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和处级干部中进行了“三讲”教育，研究室主任、副主任参加了学习和讨论。2000年4月，认真组织开展“三讲”教育“回头看”活动，巩固“三讲”教育取得的成果。
加强支部工作，严格组织生活，重视组织发展
1981年上半年，党支部由1个发展到3个：中东党支部、非洲党支部、办公室党支部，并建立了党总支。同时健全了党支部组织生活。1994年和1999年进行了支部换届选举。目前全所党员分为5个党支部：中东片党支部、非洲片党支部、办公室党支部、图编党支部和老干部党支部。在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十五大”修改后的党章，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决定、揭批李洪志和“法轮功”及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等各项活动中，各支部和全体党员都积极参与，自觉贯彻执行。所党委十分重视组织发展工作，近年来，发展了一批中青年和老同志入党，为党增添了新鲜血液。1999年7月1日，召开全所党员大会，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庆祝建党78周年。2000年开展了评选和表彰“两优一先”活动。被评为所级优秀共产党员的有徐济明、王京烈、刘仲华、贾丽华、田志；先进党支部为中东片党支部；优秀党务工作者为温伯友、陈德成。其中温伯友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党务工作者，徐济明被评为院优秀共产党员，中东片党支部被评为院先进党支部。6月29日召开全所党员大会进行表彰。
分党组、党委坚持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加强和改善领导工作。
加强所领导班子自身建设，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正确把握所的大方向，带领和团结全所职工完成科研、精神文明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关键和基本保证。主要做法是：
第一，加强政治理论学习。认真制订学习计划，党委学习中心组先走一步，在学习中注意联系工作和思想实际。
第二，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重要的问题都经过分党组会议、党委会议、所务会议、所长办公会议民主讨论，再作决定。
第三，坚持勤政、廉洁、自律，认真开好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纪检监察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保证了全所政治稳定和正常工作秩序。
2.工青妇和老干部工作
工会工作。组织全所职工开展多种活动，丰富职工生活。每年组织春（秋）游、休假、文体活动和新年联欢会。我所职工多次在院举办的各类体育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所工会注意关心职工生活，安排困补。2000年，选举了新一届所工会，由温伯友任主席，陈玉来任副主席。2001年1月，王茂珍任工会主席。
团的工作。团支部结合青年特点开展学习、参观和文体活动。1999年6月，组建了新的团支部，现有团员6人，仝菲任团支部书记。
妇女工作。2001年2月，所妇工委换届，贾丽华任主任委员。近年来，所妇工委组织了多种活动，形式多样化，如举办“妇女之角”座谈会，举办“独生子女摄影展览”、“妇女健康知识答卷”和组织参观等，活跃了所内女同志的生活。我所的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突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评比中三次获得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
老干部工作。
40年来，我所先后有18位老同志离休，有28位老同志退休。有10位同志已经故去。
老干部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所党委和所领导重视老干部工作。所党委书记和所长经常向老同志通报院、所的主要工作、重大事件和活动。听取老同志对所里工作的意见、建议和要求。近年来先后调整和健全老干部领导小组，党委书记温伯友、王茂珍亲自担任组长。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在老干部支部和办公室配合下作了大量工作，逢年过节看望，平时走访，慰问病员，为年过80岁的同志祝寿，为一些老同志解决生活困难和其他问题等。第二，老有所为，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一些同志办理离退休手续后，继续从事科研、学术活动和社会工作，他（她）们在科学园里笔耕不辍。有的承担院重点项目，有的继续著书立说，有的承担和完成中央部门交办任务，有的参加审读书稿、结项鉴定和评选优秀成果工作。李起陵在退休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侨联主席，1999年被国务院侨办和中国侨联授予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第三，组织政治学习。每逢大事、要事，老干部党支部都主动地组织学习和讨论。如组织学习党的“十五大”文件，香港和澳门回归座谈会，组织揭批“法轮功”等。第四，积极参加院老干部局举办的各种活动。如1999年院里举办第二届职工运动会和老干部运动会，我所老同志积极报名参加，并取得好成绩。又如，有些老同志参加院老干部局组织的秋韵诗社和院老年书画研究会，朱毅英任后者副秘书长。
5.学术团体的恢复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并挂靠在我所的学术社团和研究中心有3个。
中国亚非学会
中国亚非学会由于“文化大革命”被迫停止一切活动。1984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复同意中国亚非学会恢复活动。1985年5月，中国亚非学会在北京召开理事会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章程，健全领导机构，登记和发展会员，筹备召开第2届会员代表会议。1986年3月10—12日，中国亚非学会在北京召开第2届会员代表会议，修改、通过了新的学会章程，提出学会今后的活动内容，选举产生由50人组成的新理事会。1990年10月24—27日，中国亚非学会在北京举行第3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大会由副会长季羡林主持。著名法学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张友渔出席大会。正在我国访问的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默德·萨利姆应邀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在大会上作亚非地区形势报告。薛谋洪教授作“来自西太平洋的经济机会和挑战”的报告。学会秘书长柯蒂向大会报告第2届理事会工作。大会选出由60人组成的第3届理事会。1992年4月20日，中国亚非学会在北京天地大厦召开会议，庆祝中国亚非学会成立30周年。出席庆祝大会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外交部部长助理李肇星，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刘述卿，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慎之，学会顾问张香山、吴廷璆，学会领导、在京理事和会员，共计150人。1994年10月28—29日，中国亚非学会在北京举行了第4次会员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会长季羡林，副会长刘春、林华轩、葛佶、何肇发，学会理事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会员代表，共计100多人。大会选出由75人组成的第四届理事会，并推选出新一届领导班子。1996年亚非学会又举办了两次大型会议，一次是在南京举办“亚非国家转变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经验教训”学术研讨会；另一次是发起举办“第1届中国阿拉伯经济研讨会”，阿拉伯国家驻华使团参加了会议。自1998年6月开始，中国亚非学会按照国家民政部的要求进行整顿，筹集了10万元注册资金，设立了账户，修改了学会章程，调整了学会领导机构成员，于2000年1月20日重新登记注册。
中国中东学会
1982年7月15—19日，中国中东学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了成立大会和学术讨论会。出席成立大会的代表有91人，代表全国42个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外事部门的中东问题专家、学者。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宦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云南省副省长王士超以及云南省委、省科学院、云南大学、西北大学等机构的领导出席了开幕式。宦乡和廖盖隆分别在大会上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国中东学会章程，选出由18人组成的理事会。1985年，中国中东学会召开第2次代表大会。1990年10月，中国中东学会在北京召开第3次代表大会。当时会员已增至430余人，参加大会的代表约100人，大会选出由73人组成的理事会。大会同意将秘书处从西安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迁至北京西亚非洲研究所。1995年12月，中国中东学会在北京召开第4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100余人。大会选出由100人组成的理事会。从1998年6月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学会进行整顿。中国中东学会按照国家民政部的要求进行整顿，在解决10万元注册资金后设立了专门账户，对学会章程进行了修改。于2000年1月20日重新登记注册。2001年3月，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会召开扩大会议，筹备召开第5次代表大会。1995年10月，中国中东学会与日本中东学会、韩国中东学会发起成立亚洲中东学会联合会，并在韩国首都汉城召开第1次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1997年10月在汉城、1999年5月在东京又分别召开了第2次和第3次代表大会。中国中东学会常务副会长赵国忠先后担任亚洲中东学会联合会的副会长、首席副会长和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海湾研究中心
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1995年9月19日在西亚非洲研究所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海湾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滕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科研局等职能部门的领导和海湾六国驻华使节以及海湾研究中心的理事、有关海湾问题专家和学者等共计60人。滕藤副院长为海湾中心成立揭幕并讲话，赵国忠介绍了成立海湾研究中心的目的、任务。大会通过了海湾研究中心的理事名单，推选了海湾研究中心领导班子。海湾国家驻华使节代表也讲话表示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