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1日—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与西亚非洲关系的国际舆情研究”创新项目组成员和西亚非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研究人员组成的联合调研组到福建泉州、福州等地调研。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尼国会演讲中提出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本次调研也是响应总书记号召的行动。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借助海上交通，古代福建不仅与东亚、南亚、西亚、非洲、欧洲地区有着重要的商业贸易，还存在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宋元时期福建海外交通贸易蓬勃发展。明清时期，福建古代文明更多地与世界接触。福建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发祥地，七下西洋的郑和船队在这里侯风远航。泉州港、福州港和漳州港在不同时期对海上丝绸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在唐代中期至五代期间，福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福州长乐太平港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基地。福建对海上丝绸之路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5月22日调研组参观了泉州市博物馆、泉州海上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海上交通史博物馆是以反映古代海外交通、海上丝绸之路，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经济、文化交流为主题的博物馆。它以中世纪东方第一大港——刺桐（即Zaitun，泉州别称）港的历史为轴心，以丰富独特的海上交通文物，生动地再现我国古代悠久辉煌的海洋文化，展示中华民族对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贡献、以及在航海与造船技术方面的许多伟大发明。调研组重点参观了该博物馆的 “泉州湾古船陈列馆”、“泉州与古代海外交通史陈列馆”、“泉州宗教石刻馆”、“中国舟船世界”、“阿拉伯-波斯人在泉州陈列馆” ，参观了宋元伊斯兰教、古基督教和印度教石刻、各个时期的外销陶瓷器和中国历代各水域的代表性船模等。此外，调研组参观了泉州灵山伊斯兰教圣墓。该圣墓安眠着伊斯兰教创立时期航海来到中国的两位穆斯林先贤。明代穆斯林航海家郑和第五次下西洋之前，专程至灵山拜谒二位圣贤。调研组参观了福建省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建于唐代的泉州开元寺、泉州祭祀妈祖的庙宇——天后宫、中国最著名的四大古桥之一——洛阳桥（万安桥）。

5月23日上午，调研组在福州参观了福建博物院、 林则徐纪念馆等单位。  

在5月23日下午，调研组和福州考古队举办了“郑和下西洋和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福州考古队林果队长发言的主题是“海上丝绸之路”。他说，海上丝绸之路起始于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年间，兴于8世纪的唐代中叶，盛于公元10—14世纪的宋、元时期，至17世纪的明代后期逐渐衰落。唐朝中期陆上丝绸之路中断后，丝绸作为商品外传就由陆路转向海路。林果介绍了福建、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他指出，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入闽，为福建的造船业提供了人力资源。福建的家族文化和家族凝聚力强。福建的大家族有能力筹措大量的资金，为造船和航海提供必要的资金条件。从地理上说，浙江和广东沿海基本都是平缓的丘陵地带，作为人类生存的空间比较宽阔。而福建却山多平原少，仅仅从福州到漳州沿海有部分的平原，但最宽处仅25公里，生存空间狭小，福建人只能向海洋发展。福建盛产杉木，闽江流域正常的木材藏量在2亿立方米左右。闽江流域的可通航面积大，为造船材料的运输提供了便利。林果指出，产生海上丝绸之路的原因与条件是福建地区经济的发达、人口增加、人均土地减少、中国陶瓷技术的成熟及发达。海上丝绸之路的主题包括，商品的出口地、航路和消费地。福州通过闽江流域的航运可以辐射到整个福建的北部地区。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可以比较便捷地通过闽江的航运连接到福州。泉州丰富的瓷土资源使得泉州的陶瓷业异常发达，泉州有许多大窑场。泉州大量的林木资源为陶瓷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源所需。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区别。林果认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商品以丝绸等高价值的商品为主。使用者是接受国的上层贵族。海上丝绸之路以陶瓷等大宗商品为主，也包含少量的丝绸和金属制品。使用者是接受国的大多数人，包括下层的民众。

林果指出，从中国沿海的水下沉船可以证明，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是唱主角的。全国各地发现的沉船有95%属福建省籍的沉船。在福建海域发现的沉船超过全国的80%以上。沉船物品以福建、江西、浙江三省为主。有关航海的材料基本以福建为主。福州地区的水下沉船遗址包括闽江口海域沉船遗址群、海坛海峡海域沉船遗址群。在福州市海域的连江县、长乐、海坛海峡以及福清市都发现了沉船或者沉船群遗址。

在学术研讨会上，西亚非洲研究所李新烽研究员讲解了他在非洲踏寻郑和足迹的发现，在非洲肯尼亚等国家采访报道中国人后裔的情况。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徐恭生教授、福建博物院高健斌研究员、福建师大傅朗教授就明朝的海防、中国古代的陶瓷、海上丝绸之路等主题进行了发言。

5月24日，在福州考古队同仁的带领下，调研组实地考察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始发地和重要驻泊基地——福建闽江口南岸的长乐市太平港，参观了郑和公园与郑和史迹陈列馆。我们了解到，1405——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先后到达亚洲、非洲三十七个国家。郑和曾率船队到达马林迪（肯尼亚的港口城市）和红海的天方（沙特阿拉伯的麦加）等地。郑和史迹陈列馆里存放着《天妃灵应之记碑》。此碑记述了郑和七次率船队下西洋的时间和所经历的国家，以及在福建长乐的活动等情况。

郑和下西洋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扩大了明朝中国的政治影响，加强了同海外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郑和下西洋体现了和平外交的精神，郑和提倡包容不同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郑和船队推广海外贸易，扶持弱小，主持公道。郑和开拓了中国至非洲的新航线。郑和下西洋扩大和深化了中国和伊斯兰教世界的关系。进一步开展郑和下西洋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对于新时期更好地发展中国与西亚非洲国家的关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