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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权威》的当代价值——兼谈“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政治发展问题
文章来源:王林聪    日期:2017-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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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瞬息万变,充满了不确定和无序化。人类究竟如何应对面临的种种风险和挑战,如何有效推进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这都是摆在人们面前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重读1873年恩格斯发表的《论权威》一文,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对于观察和分析当前中东发展问题,提高应对中东发展困境的能力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论权威》的主要思想。

恩格斯《论权威》一文不仅界定了权威的内涵,揭示了权威的产生、本质和原则,而且论述了权威与自治的关系、权威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观的理论架构。

《论权威》虽然只有两千多字,但影响很大,它是恩格斯应意大利《人民报》编辑比尼亚米的屡次约稿为《1873年共和国年鉴》而写。最早发表的题目是《论权威原则》,其撰写背景是针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在意大利知识分子中非常流行,直接影响工人运动的问题。因此,批判巴枯宁的国家观——无政府主义就成为当时引导工人阶级运动最紧迫的任务。

《论权威》的主要思想包括两大方面:

第一,论述了权威的客观性和必要性。

19世纪70年代,无政府主义思潮流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权威是个绝对的祸害”,因而“只要宣布这种或那种行为是权威的,就足以给它定罪了。”针对这种错误,恩格斯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论述了权威的客观性和必要性。

首先,恩格斯对权威予以界定。恩格斯指出,“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

其次,恩格斯以工厂生产、铁路运行、大海航行作为案例,说明了这些运用机器和由许多人联合动作的复杂的技术事业,没有权威,没有一定的服从关系,任何一个工厂,一条铁路,一只海船,也不可能动作起来。“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恩格斯还说:“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引文同上,第224-225页。)由此论证权威的客观性。

再次,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即使无产阶级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权威原则也不会因此消失,而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从而说明遵循权威原则的必要性。

第二,分析了权威与自治的辩证关系。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不仅反对政治权威,还反对国家呢?

巴枯宁派反对一切国家,他们的逻辑公式是: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无政府主义者(即反权威主义者)认为,国家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只要国家一废除,一切社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因此,巴枯宁等人要求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引文同上,第227),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不可能的。在废除国家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反对建立临时的革命政权,而且反对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恩格斯强调指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治权威,就不能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

恩格斯又进一步分析了权威与自治的关系。他指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就是将两者对立起来。“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拚命反对字眼。”(引文同上,第226页。)因此,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不能以一方来反对另一方,二者都把对方看作自己存在的前提。

二、《论权威》的理论意蕴和当代价值。

恩格斯《权威论》一文向人们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的基本理论架构,可以概括为:

第一,权威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第二,权威是物质生产活动的组成部分,权威原则是社会生活中决不可缺少的;

第三,权威原则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不同的形态;

第四,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其应用范围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权威与自治是辩证关系。

《权威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对于当代政治和社会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论权威》引出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权威的形态以及如何塑造权威即权威的有效供给等问题。

从历史发展看,权威有着多种类型: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和“克里斯玛”式权威传统型权威是基于一种历代相传的规范和惯例,统治者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传统型权威由于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关系、效忠制度,主要表现的是一种义务关系,而非权利关系。相反,法理型权威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系统是通过理性的立法程序或民众的支持而运作的,有着有效的政治输出和输入机制。“克里斯玛”式权威则是介于传统性权威与法理型权威之间的一种特殊形态。

从政治学的视角看,权威的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受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关系中。权威和服从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确定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权威是社会运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一致的行动。权威的依据在于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权威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隐含着一种社会成员应该服从的内在机理,以及服从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权威和权力的关系。权威被认为是正当的权力,并被视为正当的法则接受,而权力则是一种支配力、影响力和强制力。如果说权力是赤裸裸的,那么权威就是披上了合法与合理外衣的权力。因此,权威与权力之间存在着差异,两者不能等同或替换。换言之,“权威”有其的特定界限和范围,“权威”的存在也有其相应的条件。由此表明,权威在现实世界中不是无限的或绝对的。作为政治系统中的权威,当它上升为一种绝对化、固定化的统治方式时,就演化为“权威主义”。许多学者主张将权威和权威主义区分开来,肯定权威,否定权威主义,认为“权威是建立在威望和尊敬之上的权力,而权威主义是个贬义词,通常指独断专行地行使权力,无视现存的法律和法典,实际上是独裁。从这个意义上说,尊重权威不等于支持专制,同样,强调权威的重要性并不等于抛弃自由和民主建设。

同样,作为政治系统中的权威,若其正义性下降、道德威望衰减,治理绩效不断递减,其权威就必将衰竭,出现权威有效供给不足的情况,从而导致统治正当性和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重塑权威不是集中权力,而是重塑威望,提高权威的有效供给。

三、从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看“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政治发展问题。

1、客观看待中东权威政府的双重作用。

就中东地区而言,主要有传统权威和克里斯玛式权威两种形态的权威类型。权威政权在中东民族国家独立初期起着积极作用,它通过对国家资源的有效控制,对各种利益的整合,建立起较之以前更为强大的政治机构、经济和社会体系,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从而为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也为民主实践在物质基础上作了准备。其中现代权威政权由于它具有强烈的现代化倾向,比起传统权威政权来说它更能够为政治发展和民主建设提供某种可能。因此,权威政权在中东发展中的作用可以归纳为:第一,它是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巨变的重要力量。第二,它在民族独立国家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第三,它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然而,当中东权威政权统治模式逐渐僵化之后,它在政治体系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上已失去了原来的“推动力的角色”,其政治、社会、经济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不断下降,其负面作用逐渐凸显,并出现了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支撑权威政权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衰微,以及经济的衰退、政府能力的低下、政治腐败等造成了其合法性的剥落。

权威政权的僵化意味着有效权威供给的严重弱化,从而潜伏下深刻的合法性危机。2011年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就是这种负面效应它的具体反映。

2、当前中东政治发展中权威供给的弱化问题。

在讨论中东国家如何纠正权威主义的问题上,学术界常常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一是,完全否定权威政权的双重作用,将推倒政治强人和权威政权看成是根治的良方,结果造成权威衰落,政治无序和政局混乱。二是,把民主化视为解决政治发展问题的唯一途径,激活了族群意识和自治诉求,强化了族群认同或教派认同,弱化了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导致地方割据、分裂趋势的加剧。

从马克思主义权威观来看,民主建设并不是抛弃权威,而是要提供“恰当而有效的权威供给”,这是当前中东政治发展的核心所在。因为政治系统建设离不开有效供给,政治供给既包含权威供给、制度供给、法治供给和秩序供给。“有效权威供给”的缺失是“阿拉伯之春”以来许多中东国家政治系统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

实际上,在中东国家政治发展中,一方面,是权力的不断集中;另一方面,却是权威的弱化即权威供给的不足。如前所述,权力的集中或集权并不能真正有效增强权威。儿中东国家政治权威的弱化,则伴随着思想权威的弱化和社会权威的弱化。

思想权威的弱化是指在意识形态上,没有能够有效抵御西方价值观侵蚀的完整的思想体系。相反,对权威的否定以及对自由和民主的极端推崇,似乎只要提出维护权威就似乎是为专制呐喊,只有取消强人政府才是解决的途径。而西方大国有针对性对待中东国家的主要武器——所谓的合法性问题,即通过曝光中东国家的腐败问题、放大其社会管控弊端等问题,从而动摇其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消解其权威性,另一方面,又通过传播个人主义、绝对自由和绝对民主,瓦解其统治根基,否定了中东强人政治统治的历史功绩和客观作用,最终达到弱化其政权和国家的目的。

社会权威的弱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多元化以及宗教权威的下降,极端力量上升,温和力量受挫的严峻现实。极端分子对伊斯兰教经典的蓄意歪曲,甚至以宗教经典中的圣战思想作为讨伐社会异己力量的,成为恐怖主义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手中的“锐器”,对无辜平民肆意滥杀,极端主义的肆虐和泛滥及其危害达到空前程度。

因此,中东剧变的后果反映了简单地否定权威的危害性,推倒强人政治,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失序,许多国家出现局部失控而陷入无政府状态。

3、中东政治发展中重塑权威的重要性。

“在所有政治供给中,政治权威当然是本质性的因素。因为如果没有政治权威,政治体系就不复存在,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威,政治体系也不能有效运行。”(王沪宁:《新政治功能:体制供给与秩序供给》,《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第72页。)“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中东国家出现了一批弱政府、弱主权的“脆弱国家”(被西方称其为“失败国家”),从反面说明重塑权威,提高权威有效供给的紧迫性。因为在激烈竞争的世界,缺乏权威就缺乏凝聚力,必然导致竞争力的下降和治理能力的下降和应对危机能力的下降。因此,在中东民族国家建构时间短,国家整合和社会整合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提高治理能力,提升权威有效供给,抵制无政府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乃是当务之急。这是今天我们重读恩格斯《论权威》的意义之所在。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兼国际关系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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