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一文讲述的是1848一1851年法国革命和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的政变。这篇文章收录在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第一卷中第16篇，前面各篇讨论哲学问题、共产党宣言和革命等理论问题，讲具体国家具体问题的只有《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篇，可见《雾月十八》一文在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中的地位。

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以解除雅各宾派过激主义威胁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为借口发动兵变，开启15年的独裁统治，史称“雾月政变”。1804年，他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在位14年三次击败“反法同盟”。战争强有力的犁除欧洲封建旧制，为法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开辟空间。因此，“雾月政变”在欧洲乃至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拿破仑的侄子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先于1848年当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后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最终恢复帝制，自称拿破仑三世。马克思有意将这个侄子的政变冠以叔叔的“雾月政变”之名，意在嘲讽。他在全文开篇也是这个意思，他说：黑格尔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和任务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但马克思补充一点就是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这就是他给路易·波拿马政变的定性，也是为法国革命悲鸣。

笔者认为《雾月十八》一文是以具体历史问题为分析对象，又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因此具有极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本人认为它主要讨论三个问题：“法国小农”和“拿破仑观念”，如何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事件，个人的历史作用问题。文中的唯物史观、个人历史作用、工农联盟、打碎国家机器等思想都奠定了该文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法国的小农经济是高度自给自足的，独立的小农组成独立的村镇，然后是互不依赖的省最后是国家。封闭的小私有制决定作为多数人口的法国农民的短视、狭隘、缺乏组织性纪律性和保守。“拿破仑观念”是以小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由此生发出对中央集权的需求，对拿破仑法典的崇拜、对强大军力和军事独裁的信仰。它是小土地私有制的保障。“小农”经济不仅决定农民的经济状态、思想和政治立场，同时汇总到对拿破仑的崇拜和迷信上，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互动的典型案例。

1830年七月革命后成立由金融贵族掌权的奥尔良王朝。金融资本的恶性膨胀导致法国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大规模破产和失业。1848年2月巴黎的工人和学生发动“二月革命”推翻奥尔良王朝，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随后第二共和国开始镇压学生和工人，又引发“六月起义”。1848年革命就是如此一次次的被推向高潮。在革命的过程中，工商业资产阶级既希望推翻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希望借助无产阶级和学生的力量，又在革命的档口屡屡妥协退缩，在革命后对无产阶级“兔死狗烹”，反映出他们既贪图革命成果，又极度害怕革命，所以必然是软弱的，反动的，虚伪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分道扬镳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无产阶级的斗争必须要打破旧的国家机器，打破对资产阶级的幻想，实现工农联盟，这是道路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20世纪的革命也具有普遍意义。

马克思始终坚信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在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及其基本过程，这一点是不以人尤其是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正确地认识个人历史作用的最基本前提是必须解决个人和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个人的历史作用，从本质上来看，是阶级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定表现，它不纯粹是属于个人的。维克多雨果写波拿巴时实际上是把他写成巨人，政变是他这个疯狂人物的暴行。蒲鲁东写波拿巴的时候是把政变写成历史发展的结果，个人是历史的结果，因此也就等于在为波拿巴的暴行开脱。个人的历史作用不是被放大就是被缩小了。在马克思看来，“路易·拿破仑之所以能取得政权，是因为最近四年来法国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的公开的战争，使这些阶级精疲力竭，削弱了每个阶级的战斗力”。《雾月十八》一文则是要说明当时法国阶级现状和斗争局面让波拿马这个蝇营狗苟的小人用可笑和卑劣的伎俩很轻松的打败所有敌人，成为帝王和英雄。波拿巴顺应也利用了历史大势，是有着不平庸手腕的庸人。

重读这篇大作时，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尖锐的斗争气息，感受到马克思宽宏的研究视野和广博的学术基础，更感受到马克思那辛辣深刻、针砭时弊而又一语中的的嘲讽。重温名篇，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学术研究的“出世心”，更有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入世心”，这是知识、良知和进步的学者情怀。

对个人研究而言，马克思的国别研究方法值得效法。马克思曾深入研究此前10多年的法国经济史，厘清波拿巴政变发生的大背景。1848年以后法国各资产阶级党派轮番上阵，各种表演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片炫目的乱象。正因为有前期的研究积累，马克思才能一眼看透着无数闹剧的前因后果，解释路易·波拿巴一步一步胜利的原因。经济史、社会史和政治史的贯通研究是学术研究的至高境界。这方面不仅是年轻学人努力方向，更是短板所在。

第二个启发在于阶级问题，主要是阶级斗争。从阶级里抽出两点看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第一是分层的分析模式/范式，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位置，是哪个团队的。第二是相互关系，和其他层次是相互依赖还是不可调和。多年来我们讨论“三个世界”、发达和发展中国家、G8、G20、金砖国家等。在经济学里谈论全球产业链、中心/边缘国家。在科技领域讲全球科技水平梯队或方阵。其实最终讨论的还是如何面对利益、位置和关系的挑战。各国的立场在哪里，利益在哪里，与它国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处理的原则是什么，塑造什么又同时避免什么？借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看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亦能发现不少相似之处。就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一样，大国崛起与发达国家和既有政治经济体系的关系既是相互依赖，也是不可调和。只是这种不可调和是直接发生你死我活的军备竞赛和战争，还是可控的、长期缓慢的磨合并替代，这是考验当代人智慧的大课题。

第三个启发在于革命问题。中东的现代化百年以来的实践，难言成功，酋长制到王权，民族主义的共和制，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切换到西方自由主义，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再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草根运动和2014年极端伊斯兰主义“建国”，没有国家走出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成功案例。经济学角度上，国内讨论比较多的中东国家工业化不够，产业结构弱而不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不强大，不独立或者说对外依附性强或者全然依赖各层次的外来雇员。中东历史上两次革命，第一次为求政治独立，成功了。第二次想走有中东特色，尤其是伊斯兰特色的发展路径，可以说失败了。在资本主义占主流的今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一对双生子孱弱，那推动国家发展和进步的原动力就孱弱，中东国家既没有或者培育不出可依靠的力量，也没有可担当领导的可指明出路的意识形态，所以今天在中东发展仍是个“死循环”，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本文作者魏亮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