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调整对非政策的原因、内涵及其效应分析——兼论外部因素黑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
文章来源： 日期：2009-04-30
| 《西方调整对非政策的原因、内涵及其效应分析——兼论外部因素黑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 | |||
| 作 者： | 张宏明 | 完成时间： | 1999-9-1 |
| 成果形式： | 学术论文 | 奖 项： | |
| 课题类别： | |||
| 简 介： | 西方调整对非政策的原因、内涵及其效应分析 ——兼论外部因素黑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 一 （一）西方调整对非政策的基本内容 90年代中期以来黑非洲动荡的政治形势渐趋平缓和经济亦逐步摆脱颓势、走出低谷，这种 积极变化既是内部因素使然，同时亦得益于外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西方大国对非政策的调整。 继法国率先于拉博勒法非首脑会议的次年，即1991年9月着手调整对非政策之后，其他西方国家也相继从90年代中期开始调整各自的对非政策。西方大国的政策调整虽然时间先后不一，幅度大小各异不同，且各有侧重，但基于西方在非洲的共同利益，各国在调整政策的过程中亦注意协调立场。择其要者而言之，其趋同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西方国家坚持在黑非洲推销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及其价值观念的基本战略虽未动摇，但方式方法趋于灵活，改变了前几年，特别是90年代初利用各种手段，尤其是经济手段全面施压促变的强硬、刻板的做法。具体表现在：（1）逐步松动、放弃“援助与民主化进程挂钩”的原则，法国甚至主张通过援助来进一步促进黑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2）弱化“民主是发展的先决条件”的片面主张，转而认可非洲国家提出的民主、稳定与发展之间互为条件的内在联系。（3）承认民主形式的多样性，并以“良政”,即对公共事物的良好管理和民主的普遍原则来淡化民主政治的统一标准即西方模式，对带有明显黑非洲特色的多党民主政体持容忍态度。（4）承认当黑非洲国家确定了民主政治变革的方向后，各国可以根据本国国情自行确定其民主化进程的方式和节奏。（5）改变整齐划一的苛求做法，减缓对尚未实行政治民主变革国家的制裁和施压程度。（6）对民选政权易手持超然态度，甚至对通过兵变上台的军政权，只要其承诺举行大选、恢复宪政，亦予以默认。（7）对非洲国家内部的政治竞争持“超然”态度，不再明目张胆地公开支持或鼓动反对派与政府为敌。（8）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美、法、德、日等国都相继多次召开政府职能部门或驻非使节的专门会议，并通过双边高层互访来强化、改善和密切同非洲国家的关系。 其二，西方国家推进黑非洲国家实行政治民主化，及利用国际金融机构强制黑国家实行经济自由化的基本方针虽未改变，但其政策重心已发生了变化：渐次从以政治为主，政治和经济并重，转向经济优先。华盛顿公然宣称，美国在非洲的利益已从政治方面转向经贸方面，后者业已成为美国对非新政策的核心内容和工作重点；而促进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则成为美国打破非洲原有势力范围、谋取在非经贸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西方国家现行对非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是：（1）在对非援助和贸易方面，扩大贸易和拓展市场，即最大限度地谋取商业利益成各国优先考虑和普遍追寻的目标，官方援助和私人投资亦旨在为拓展非洲市场和扩大对非扩大贸易服务。美国在这方面最为进取，1996至1998年间，克林顿政府相继制定、出台了“对非贸易及开发综合政策”、“促进对非贸易及开发总政策”和“非洲经济增长和贸易机会法案”等一系列政策、法案。（2）在经济援助上，西方国家的政策重心亦逐步从提供公共援助转向促进私人投资。法国在这方面的政策变化尤为凸显，积极鼓励本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并为此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法规。（3）就官方援助本身而言，更加注重实效。据此，不再将援款交与受援国政府，而是直接与受援国具体的合作项目挂钩，（4）在经贸合作的地域和国别选择上，更加注重突出重点，即优先考虑经济价值较大的地区和国家。 其三，西方国家在黑非洲推行其政治、经济模式得手和初见成效后，逐步将注意力移向维系和巩固既得的“西化成果” 上并开始重视维系黑非洲的地区安全及各国政局稳定。对待地区冲突和内部战乱，西方国家的立场已由直接卷入向间接干预转变。对黑非洲国家内部事务的干预尤为审慎，尽可能减少直接的军事卷入。据此，西方国家在强调发挥联合国多边维合作用的同时，积极鼓励非洲建立新的安全框架及冲突防预和解决机制，以推动“非统”组织及非洲地区性组织的自行维和作用，并允诺愿为此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较之其他西方国家，法国对非洲的安全与稳定尤为关注。事实上，在1992年10月召开的第17届法非首脑会议上，巴黎便重新将“稳定与发展”置于法国对非政策的首要位置。希拉克入主爱丽舍宫后，更强化了这一趋势，并在1996年12月和1998年11月召开的第19届和第20届法非首脑会议上，着重讨论了和平、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安全与维和问题。 （二）西方调整对非政策的动因 西方国家之所以从90年代中期开始纷纷调整对非政策系由下列因素促成： 其一，西方国家联手对非洲施压、推行其政治、经济模式的战略意图已基本实现。截止90年代中期，除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已步入政治民主化进程，多党民主政体业已在黑非洲普遍确立。但西方国家同时也意识到这仅仅是一种表象，黑非洲国家并未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的政治模式。因为从性质和结果上看，黑非洲的多党民主政体与西方模式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欧美学者亦不讳言西方民主在非洲发生变异的事实。西方国家能够压迫黑非洲国家进行政治民主化变革，但随着民主运动的逐步深化，内部因素即国情因素的作用日渐凸显，并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对此，西方国家鞭长末及。西方国家政府也不否认，黑非洲国家的民主政治所面临的环境挑战亦主要来自其内部。因为政治民主化首先并且主要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发展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抱定过去的主张和做法，一味施压促变，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甚至会适得其反。 其二，在多党民主浪潮冲击下出现的一些倾向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觉和担忧，诸如，黑非洲固有的部族主义痼疾在“多党民主”的气候中又重新得到复苏和繁衍。政党林立并以部族为依托已成为黑非洲“多党民主”的普遍现象和显著特征。这种倾向不仅有碍于黑非洲国家自身的民族国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而且一个部族纷争、持续动荡和失控的黑非洲也将威胁到西方的利益。另则，保守的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伊斯兰教势力假“民主变革”之途在北非迅速膨胀并将触角伸向黑非洲。这种要求以伊斯兰法立国、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倾向与西方倡导的政教分离和法制国家的民主政治模式格格不入，任其发展将会严重损害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进而削弱其对黑非洲的控制能力。有鉴于此，西方国家逐步意识到维系黑非洲适度稳定的重要性。 其三，黑非洲国家为实行政治体制的转轨付出了惨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代价，当权者和人民对西方国家颐指气使的露骨干涉和霸道行径的不满和抵触情绪越来越大，从而导致黑非洲国家与西方大国之间的芥蒂和间隙不断扩大并影响了西方国家与黑非洲国家的关系。西方国家意识到，冷战后，贫弱的黑非洲在其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地位虽呈下滑趋势，但黑非洲国多势众，在联合国会员国中占到四分之一强，且国情类同、立场相近，在多边外交中，尤其是在国际组织一国一票的表决中，其向背至关重要。西方国家如欲提高或强化各自的国际地位就不能无视黑非洲这一可资借助的力量的存在。此外，西方国家还担心，一味施压将导致黑非洲国家的逆反心理，进而对 其产生离心倾向。鉴此，西方国家不得不变换策略以修补和缓和与黑非洲国家的关系。 其四，随着西方国家经济走出低谷，使得黑非洲这一在冷战时期作为西方军工和战略资源重要来源地的经济价值又重新凸显，并由此引起西方国家对非政策重心的转移。黑非洲虽然贫穷落后，经济不发过，但亦有其自身优势：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潜力越益为西方大国所看重。加之，在经历了冷战后政局动荡、经济危机之后，黑非洲国家痛定思痛，专心致力于恢复、振兴经济，使严峻的经济形势逐步趋于好转，西方舆论亦随之从盛行多年的“非洲悲观论”中走出，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估黑非洲的经济潜力。西方大国从长远经济利益出发，为在21世纪综合国力竞争中居于主动地位，遂转移政策重心，从全面施压促变转为灵活务实。 其五，西方对非政策的总体战略虽然一致，但西方大国在黑非洲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政策目标不尽相同。这就难免造成西方大国在黑非洲彼此相互倾轧、互挖墙角的利益冲突。事实上，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与法国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只不过被冷战因素所掩盖罢了。随着共同的敌人前苏联的解体及俄国在非洲的收缩，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期后，西方大国着眼于21世纪综合国力的竞争，加紧了对黑非洲导主权的争夺，从而使得它们之间的矛盾有所发展、摩擦日显突出。一方面，统一后的德国、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等在黑非洲缺乏传统影响的国家意欲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打破黑非洲原有的势力范围界限，以便在黑非洲资源和市场的“再分配”中为本国捞取更多的份额。另一方面，法国、英国和葡萄牙等前殖民宗主国则以各自传统势力范围为依托，在密切与法语非洲尤其是法郎区国家、英联邦非洲成员国、葡语非洲国家的关系来强化原有合作基础、守住固有地盘的同时，亦试图向他国“势力范围”进行渗透和蚕食，这在法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大国在黑非洲的竞争与摩擦虽不致失控，但却促使各国依据自身利益进行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西方国家各自在非洲利益的大小不同，因而，西方在非洲也并非铁板一块。在黑非洲传统影响巨大的法国为修复与法语非洲的关系和巩固传统势范围而率先调整对非政策无疑也是促使其他西方国家争相效仿的一个因素。 由此可见，西方大国调整对非政策首先并且主要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需要。以率先进行政策调整及政策调整幅度较大的法国为例：1990年6月，巴黎出于自身的目的和需要，利用非洲国家经济对外依附严重及其领导人担心会被国际社会冷落和抛弃的心理，在拉博勒召开的法非峰会上提出了“援助与民主挂钩”的对非政策的新方针，以期用经援为诱饵和手段压非洲国家就范，即通过和平方式在非洲实行政治多元化，将其完全纳入西方政治模式的范畴并以此显示和扩大法国在非洲的影响。但是非洲“多党民主”浪潮的发展偏离了巴黎设计的轨道，使许多黑非洲国家陷入政治、经济、社会三重危机并发的空前动乱。仅就受巴黎影响颇深的法语非洲而言，“多党民主”带给这些国家的直接结果是：政局普遍动荡不安，无休止的罢工、罢课、游行集会、社会骚乱和“死城运动”使许多国家的行政机构瘫痪，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就连长期以来政局相对稳定的“橱窗国家 ”科特迪瓦、喀麦隆、加蓬等国也难幸免。巴黎亦不讳言，非洲的“多党民主”已使许多国家陷入混乱并演变为一场政客和不同利益集团间的权力角逐。 “拉博勒讲话”的实践结果，不仅加剧了非洲国家的政局动荡、经济困难和社会矛盾，更严重的是危及到法国自身的权益。许多法国私人企业因受所在国政局不稳、经济凋敝和社会动乱等因素的影响运营不佳，有的甚至处于停产状态。尤使巴黎感到头痛的是法国侨民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同时，在“多党民主”浪潮冲击下出现的一些倾向也有损法国的利益并已引起巴黎的担忧和警觉。首先，法非领导人之间的“私谊”特别是老一代非洲政治家对法国的崇尚和依附心理历来是维系“法非大家庭”的感情纽带。而“多党民主”浪潮却猛烈冲击了一批多年来忠心耿耿追随巴黎的亲法政权。其二，巴黎对新上台和准备夺权上台的非洲新一代政治家不摸底，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是在美国受教育或长期在国际金融机构供职，受华盛顿的影响颇深，巴黎担心这些人上台后转而疏法亲美。其三，美国以支持非洲国家进行政治变革和经济调整为由不断扩大其在非洲的影响。冷战结束后，法美在非洲的摩擦渐多，尽管巴黎和华盛顿都否认在对非政策方面存在分歧，但事实上，法美在非洲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如非洲“多党民主”化进程的节奏与方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非洲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法郎区事务特别是非洲法郎贬值以及非洲地区冲突和对各别非洲国家的内部问题等诸方面评价不一或意见相左。进入90年代后，较之美国，法国在非洲的影响相对下降，巴黎对华盛顿近年来在非洲的举动，特别是插手法郎区事务试图削弱法国影响的做法深表不满。巴黎更不希望“多党民主”在非洲失控而让美国来收拾残局进而取代法国在非洲的地位。其四，巴黎一直视非洲，特别是法语非洲为法国的禁苑，冷战结束后，非洲自身的地位虽在下降，但它在法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化。非洲依然是法国外交重要的活动场所，特别是22个法语国家可以扩大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半径。而一个党派纷争、动荡和失控的非洲无疑将削弱并约束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和考虑，同时也是为了弥合“拉博勒讲话”给法非关系造成的裂痕及由此而生的“信任危机”，法国率先于调整了对非政策。 （三）西方政策调整在非洲所产生的政治效应 诚然，如上所述，西方大国调整对非政策虽然主要是基于各自现实和长远战略利益的考虑和需要：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其在黑非洲的政治影响和争夺对黑非洲事务的主导权并借助黑非洲众多的国家抬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是为了争夺黑非洲的资源和市场，以使本国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居于主动地位。 但是，西方国家为实现上述目标所进行的政策调整，特别是为修补和加强同黑非洲国家的关系而逐步松动及至放弃“援助与民主挂钩”的原则及其政策重心的转移，在客观上亦起到了缓解黑非洲国家政治压力的作用并有助于实现其政治体制转轨的平稳过渡。由于90年代初黑非洲政治民主化浪潮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在西方的高压下兴起的。因而西方调整对非政策、尤其是弱化全面施压促变的做法，无疑亦是90年代中期以来黑非洲政治民主化风潮及其进程渐趋平缓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国际形势和非洲形势的变化及西方大国在黑非洲的新一轮竞争，西方各国还会进一步调整其对非政策，黑非洲国家在把握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方式和节奏的自主权方面亦或还会有所增强。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西方的基本战略没有也不可能发生变化，加之黑非洲国家经济普遍存在的对外依附性，因而黑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指向恐难逆转，仍将朝着政治民主化和政治多元化的方向演进。由此可见，外部环境的变化对非洲形式的影响是巨大的。那么，黑非洲国家的政治形势，尤其是政治发展为什么那么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哪？这也正式下文所欲回答的问题。 二 影响和制约黑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不过，在考察政治体制的内部成因，诸如传统政治文化、物质经济关系和民族社会关系的同时，还应当充分考察外部因素。当今世界是国际政治的时代。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已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地置身于这种现实的国际环境之外。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经济落后国家的政治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国际环境和世界上既存的各种政治体制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虽然视国内因素为各国政治发展的决定因素，但同时亦将国际因素的影响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认为后者是前者不可或缺的“变化条件”，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两者还可以相互转化。从系统论的视角来审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如果将国际政治比做一个母系统，将国内政治比做一个子系统，那么任何一个子系统都构成了一个开放的和适应的系统，都要与母系统之间进行相互交流，这种交互作用必然要对子系统产生影响。黑非洲国家政治体制的变迁的历程亦可印证这一点。 （一）黑非洲政治易受外部环境影响的原因 在挣脱了殖民统治枷锁的束缚之后，黑非洲国家面临着对国家发展方向的选择问题。各国领导人、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亦在思索行之有效的治国安邦之道。虽然从理论上讲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及设置何种政治体制属于每个独立国家的主权范畴。虽然在独立后黑非洲国家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本国政治发展的自主权。虽然许多黑非洲国家领导人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或民族自尊心每每强调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及政治体制既不同于西方亦有别于东方。但是实际情况并非那么简单，亦绝非某个领导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 政治上的独立并未使黑非洲国家完全摆脱外部的影响，因为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在独立之时的政治体制取向和设置，甚至包括政治独立本身都是特定的国际氛围促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出现的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为黑非洲殖民地的独立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机遇。但与此同时也注定了新生的黑非洲国家在政治发展特别是政治体制模式的取向和选择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所赖以孕生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以往国内学术界对于黑非洲殖民地独立问题的研究和观点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感情色彩。现在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黑非洲殖民地的独立时机问题，如果抛开道义和情感的成份，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倾向性，抱着客观、负责的态度进行反思，应当说，在被史学家称为“非洲年”的“独立年代”所诞生的国家，其内部准备，无论是政治即政权建设本身，还是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其他诸方面都不充分。这种先天不足，一方面表明，黑非洲殖民地的独立在一定程度上是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的产物；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其独立后的政治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赖以脱胎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因为它们大都缺乏控制自主发展所必需的手段和条件。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许多国家独立后的新政权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依靠外国的扶植或支持运转的。黑非洲国家普遍贫弱，经济上的对外严重依附性决定了其政治上的脆弱性，极易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黑非洲国家政治体制的演变的历程亦可印证这一点。 （二）外部因素对黑非洲政治影响的历史轨迹 纵观独立后黑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尽管传统的政治文化在绝大多数国家近40年的政治进程中，特别是在“非洲化”的年代里始终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外部因素对其政治发展指向的影响亦不容低估，在特定的时期内，甚至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在被称为“非洲年”的独立时期及后冷战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外部因素在不同时期对黑非洲大陆政治发展的影响在内容、性质、方式与程度等方面是不尽相同的。就时序而言，大致可划分为前殖民时期、殖民时期和独立后时期三个阶段。就内容性质而言，在前殖民时期，受伊斯兰政治文化的影响颇大。在殖民时期，主要是受西方资本主义、尤其是欧洲殖民宗主国的影响。在独立后时期，外部因素在构成上则呈多元化趋势，K.恩克鲁玛将之归结为西方、东方、阿拉伯伊斯兰等三种主要意识形态。上述因素因国家不同而影响各异。在冷战时期，黑非洲多数国家在政治体制取向和设置，特别是权力配置方面借鉴、吸纳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模式。冷战终结无论在时间还是在内容上又可构成黑非洲国家独立后外部因素对其政治发展影响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时期，西方意识形态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外部因素。 就时序而言，许多黑非洲国家的政治变迁大都经历了由民主政体向集权政体，再由集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变。而上述政治体制的设置过程及转变过程也同样受到了外部环境，尤其是东、西方政治模式的影响。 60年代初，由于受到非殖民化政治安排惯性的影响，黑非洲国家普遍实行以宗主国政体模式为蓝本的、以多党制为主要特征的民主政体。然而实践迅速证明，宗主国强加给新生国家的西方政体模式是没有生命力的。随之而来的便是一连串的修宪或政变，其结果一党制、军政权及个人统治盛行并贯穿于整个冷战时期。从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黑非洲国家无论其实行何种政体，无论其信奉何种意识形态，无论其选择何种发展道路，无论其设置何种政党制度，无论是文官掌权还是军人统治，其政治发展的指向反映在政权建设和权力配置上则几乎都是实行中央集权。可以说，权力的高度集中甚至个人化趋向构成了这一时期黑非洲国家政治中带有普遍性的本质内涵和突出特征。 内部因素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无疑起着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外部因素的影响尽管在多数情况下是间接的，但其作用却不可低估，以一党制、军政权、个人统治为表现形式的中央集权制政体之所以能存续于整个冷战时期，应当说与外部的影响、环境和条件是分不开的。如果说在60年代初期，黑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主要受到西方因素影响的话，那么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则主要受到“东方”因素的影响。 “东方”因素的影响由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部分构成。前者系指“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影响，特别是政治体制的示范作用。后者包含在冷战因素之中。之所以将冷战因素视为“东方”因素的一部分，主要是基于冷战因素的内容是东西方对抗及美苏争霸。事实上，不仅冷战的形成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涌现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有着直接的关联；而且冷战的终结亦是以苏联、东欧剧变为先导的。关于前者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已有大量的论述，故，这里就不再赘述。 东西方对抗及美苏争霸因素对黑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使一些国家即当事国不可避免地受到东方或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熏染。事实上，黑非洲国家独立伊始即被卷入冷战的漩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都试图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对黑非洲国家施加影响，以便将其纳入自己的阵营。其结果，导致黑非洲许多国家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亦各有归属：一部分国家追随西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一部分国家则效仿东方国家走“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使得黑非洲国家的政治 发展史，如同一些黑非洲学者所描述的那样，盖满了“东西方冷战的烙印”。 而另一方面，则又给黑非洲国家利用矛盾、自主地选择政治发展模式提供了相对宽松和自由的空间。70年代中期以后在黑非洲出现的权力日益集中化的趋势，应当说是与苏美在非洲大陆的对抗与争夺所造成的黑非洲国家政治选择回旋余地扩大的结果是不无关系的。而这一结果则又源于非洲大陆在冷战时期所拥有的特殊的战略地位。苏联在非洲的意图就是夺取战略要地、切断西方的海上通道及原料和能源供应来源以卡住西方的脖子，并实现其从南翼包抄欧洲的战略部署。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非洲的目标则是针锋相对地遏制苏联的图谋。由此可见，非洲在地缘政治和战略地位方面的重要性既是美苏争夺非洲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黑非洲国家得以利用的筹码。在整个冷战时期，除少数国家外，多数黑非洲国家都奉行不结盟政策，尽可能地避免卷入与己无关的大国冲突尽管在实际上往往做不到，特别是那些当事国及其周边国家，其用意之一即在利用矛盾来拓展政治空间和捞取经济实惠。就前者来说，主要是针对西方国家而言的。黑非洲国家的一党制、军政权和个人独裁统治之所以能在整个冷战时期长盛不衰、未受到外部因素特别是崇尚民主的西方国家的直接干预，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尤其是美苏争夺这一特殊的外部环境。因为这种特殊的国际环境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对黑非洲国家政治发展模式及其政权形式持宽容的态度，或者更确切地说还无暇顾于此。面对苏联在非洲咄咄逼人的攻势，西方国家出于服从其全球战略的考虑和需要，所关注得更多的是黑非洲国家的向背而非其实行何种政体模式，有时为了使黑非洲国家站到自己一边避免倒向苏联，对一些独裁者、暴君亦往往持默许甚或支持的态度。 进入90年代后，黑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发生了独立以来最为广泛、深刻和赋有戏剧性的变化。与60年代中期的那次政治体制变化的取向相反，此番政治体制变化的指向是以多党制为主要特征的民主政体取代以一党制为主要特征的集权政体。 黑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在短短几年内发生如此广泛而深刻的急剧变化，无疑是由内外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内部原因固然在其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但这场深刻的政治变革发生在新旧国际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联系到黑非洲国家经济上的对外依附性及由此而导致的政治上的脆弱性，外因在其间所起的作用绝不可低估。如果说，冷战因素即东西方对抗及美苏争夺是黑非洲国家集权体制得以长期存续的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的话，那么，冷战的终结已使这个条件的消失，这必然要对附着于这一条件之上的原有的政治体制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东欧演变、苏联解体，直接危及到黑非洲原有的地缘战略地位。冷战时期西方出于全球争夺的战略考虑，需要借助非洲，无暇顾及黑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这使得黑非洲国家在国内问题上，尤其是在政治体制的取向上有一定的选择余地。 但随着冷战的结束，黑非洲国家遂失去了原有的战略地位及与西方国家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无疑缩小了黑非洲国家自主选择政治体制的回旋余地。由于失去了“东方”集团的屏障，政治经济地位脆弱的黑非洲国家在直接面对西方时，是难以承受西方国家的重压的。 其二，苏联东欧剧变、冷战终结，直接影响到西方同黑非洲国家的关系。东方集团的瓦解，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排列组合，使力量对比的天平明显倒向西方，致使西方国家在推行强权政治方面更加毫无顾忌。冷战时期，西方出于战略考虑，对黑非洲的国内问题往往视而不见。但随着竞争的对手的消失，西方国家对黑非洲的内部事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心。于是，西方国家利用苏联东欧演变的有利时机，纷纷调整其对非政策，将援助与政治民主化挂钩，向黑非洲国家全面施压，迫使黑非洲国家屈从、就范。美国在冷战前后对蒙博托政权态度的炯异变化即可印证这一点。 其三，苏联东欧演变对黑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构成了直接的冲击。其结果：一方面，它使那些追随“苏东”或与之关系密切的黑非洲国家感到失落，使它们所信奉的意识形意及所实行的政治模式失去了存续的依托。另一方面，它使黑非洲国家的反对派受到鼓舞并为之所利用。加之，西方的全面施压促变政策，一时间，民主化浪潮迭起并波及整个非洲大陆。首当期冲的是那些原来比较激进的黑非洲国家不得不改弦易辙，实行多党民主政体。由此而产生的“多米诺效应”，使得那些原来亲西方的国家亦未得幸免。 在新的形势下，黑非洲国家的当权者如果不能起码地实现那些被视为与民主相关的最基本的内容，就会遭致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谴责，并由此失去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背景下，一股由西方大国极力煽动、受苏联东欧剧变影响的“多党民主” 台风在非洲登陆并迅速蔓延。另则，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来讲，其中亦有“非殖民化”因素的影响。对此，包括一些黑非洲政治家和学者亦不讳言，现行政治多元化并非什么新生事物，而只是对独立初期黑非洲国家所普遍实行的多党制的“轮回”。关于西方因素对黑非洲政治发展的影响，亦可上文论及的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调整对非政策后，黑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势头渐趋平缓的事实中得到反证。 ——本文刊载于《亚非动态》1999年第9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