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非利卡民族的形成与南非种族主义的关系》
文章来源： 日期：2009-04-30
| 《论阿非利卡民族的形成与南非种族主义的关系》 | |||
| 作 者： | 刘海方 | 完成时间： | 1999-11-1 |
| 成果形式： | 论文 | 奖 项： | |
| 课题类别： | |||
| 简 介： | 发表于《西亚非洲》1999年第6期 论阿非利卡民族的形成与南非种族主义的关系 阿非利卡民族的形成始于近代荷兰在南非开普地区的殖民活动。殖民地易主后,这个人数不多的集体并未被强大的英帝国同化,而是以强劲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形式发展成为坚持孤立主义共和国的独特民族,并炮制了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我国学术界对种族主义大加挞伐,却多停留于种族隔离制表面,对阿非利卡这个具有殖民性质的民族鲜有全面评价,因此其民族主义一直未获命名。本文梳理了从荷兰人最初泊船开普到阿非利卡语成为南非国语为止的阿非利卡民族形成史,这将有助于深入了解以荷兰人为主的欧洲移民何以形成新民族,理解其民族主义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民族主义蜕变为种族主义的原因。 一. 阿非利卡人共同利益集体的凸现1652年至1850年代 1. 白人移民落地生根 1652年,让·范·里贝克奉荷兰东印度公司之命,率90名公司雇员到达南非开普半岛南端的桌湾,成为阿非利卡民族形成的开篇。2年后,9名公司雇员被释放为自由市民,他们可以建立私人农场,收获物均由公司统一价格收购。此举本意是为解决劳动力问题和节省公司工资开支,却成为开普由补给站转变为定居地的起点。公司不断地从本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招募雇员和难民来此建立私人农场。受国内加尔文教的影响,荷兰移民很快成为独立自主倾向强烈的自由民,对开普总督的管辖权观念淡漠。 1681年,总督西蒙·范·德·斯坦尔第一次正式提出把开普建立为永久“白人家园”,他本人对于农业、葡萄种植和园艺业的热爱也大大推动了开普粮食、酒类的生产。1684年,流亡到荷兰去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被遣送至开普,这批人占当时开普欧洲居民总数的1/4,对开拓开普半岛的贡献却颇多。他们来自农业传统丰厚的地区,携带来先进的葡萄种植和酿制技术。“因为他们没有可以返回的祖国”1,无“叶落归根”的思想,很容易在南非落地生根,因而这些人也最早具有了“自己是非洲本地人”即Afrikaner一词的本意的观念。 2. 布尔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形成 荷兰人一步步地从西开普向东扩张土地,同时也由贸易往来到掠夺占有甚至消灭南非原来的居民。经营畜牧业的科伊人原是开普半岛土地的主人,“……他们自古以来就拥有的土地,现在却在与日俱损,这些土地是他们惯常牧牛的场地。他们也问,如果他们来到荷兰的土地上,是否也可以照此行事……”1欧洲男性移民与科伊妇女和解放了的女奴结婚产生的半科伊血缘的混血人和失去生产资料的科伊人越来越多,他们被迫进入欧洲人的经济文化秩序中。辛勤劳动于农场上的科伊劳动力,全部或大部分的工资就是任意供应的酒,即所谓的自由供酒制。2开普酒场主们以酒代工资的做法对科伊人乃至后来的有色人精神的麻痹难逃其咎;对制造驯服的仆役,因而保证自己“坐稳奴隶主的位子”,也堪称功莫大焉。酗酒之于科伊人,正如鸦片之于东方人,是“文明”的欧洲人发明的瓦解这些“落后分子”精神的最有效工具。整体地占有其他民族人身使这群原本来自欧洲社会里较低阶层的人,在对异域殖民地化过程中整体地上升为“老爷”阶层了1658年即开始的奴隶制度更加快了这些原来国内二等或三等的欧洲移民的贵族化进程。 18世纪中期英法在远离本土的印度剑拔弩张而使开普航线地位倏尔重要起来时,南非已知最古老的居民桑人依然悠闲地把大量时间消磨在岩雕和岩画以及采集游猎,其天然家园成为欧洲移民毫不客气地挥枪驱车、完成“上帝使命”的“天佑之地”。到19世纪初,只有桑人曾做过画的岩洞洞壁上的斑斑血迹,在诉说这个古老而平和的岩画民族刚刚被“先进”文明的枪支火药屠戮尽净。 1707年,公司明文颁布《租地法制度》,提供给每个成年男子6000英亩土地,大力鼓励向内地扩张。他们自称为布尔人意为农民,在新土地上跑马占地,所谓“要以看不见邻居茅屋上升起的炊烟”为界。新增人口以自由市民的身份到内地的广阔土地上去新建农场牧场。获得广阔土地和大量科伊奴仆的可能性使他们极容易复制着两种生产:粗放的牧业生产和恩格斯所谓的“种的繁衍”布尔男孩生来就已成为农场主。 3. 市民独立意识的增长 荷兰移民还未成为能干的农民前,就都成为贵族了,但公司官员拥有种种特权,他们通过压价收购来盘剥市民,还巧立名目抢占最好的土地,因而被市民视为只为敛富的外来干涉者。 18世纪下半叶正是欧洲民主思想风起云涌的时期,“爱国者”一词成了反抗专制王权、向往民众政府的代名词。尼德兰、北美、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理念也搭乘过往商船来到了开普。1778年5月,一个市民未经审判就被捕,市民的不满积聚为尼德兰请愿。他们控诉“邪恶”的官吏们,要求直接与公司进行交易。1782年,市民再次发动签名请愿活动,明确提出应成立市民机构,拒绝公司官吏。后又成立“代表会”。“爱国者”运动提出自由选举权、“开普永久居民的神圣权力”应该得到保护和政治分权等原则,成为日后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运动的思想资源。 与边区布尔人对峙的是班图人中的科萨人。一样是牧农,一样向往更多更好的牧场,于是土地的争夺势所必然。双方都以牛头数为财产多寡的衡量标准,互相盗牛就经常成为争端的由头。科萨人政治经济的部落组织程度优于布尔人民团,有效抵制了布尔人的扩张。公司非但没有给孤军深入的小股布尔民团有力的支持,反而宣布对班图人空间上隔离的和平战略,要求农场主未经许可不得动用武力。布尔人固执地拒绝从新占土地上建立的农场后退,而是破釜沉舟继续进攻科萨人,这使双方的冲突更加错综复杂,乃至延宕了百年。同时,采取极端行动的布尔人与公司的矛盾也继续发展。对荷兰祖国的爱国忠诚仍然模糊地联结着这群欧洲人,但这个越来越明显地凸现出来的共同体的真正粘合剂,却是向统治者提出的独立自主要求和打击班图黑人并掠夺其土地的愿望。 4. 大迁徙与共和国肇建 1806年正式接管开普殖民地的英政府基本上延续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政策,但国内正在流行的自由主义很快就影响到在开普的立法。黑人第一次获得了到新设置的巡回法庭去状告欧洲主人的权利;1815年,一向驯顺地做其仆役的科伊人“居然”以英国警察的身份来拘捕这些自视为永恒的主人时,60名布尔人起而反英,这就是有名的斯拉特斯内克叛乱。萨默塞特总督决心让布尔人“学会守法”,5个主犯在同胞的注视下被送上绞刑架。殖民地官员中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替换了开普出生的人;英语被规定为官方语后,教育也全部变为英语教育。开普第一份双语季刊《南非杂志》屡次因新闻检查制度而被禁。殖民当局制定的不得超过东经30度界线的政策,宣判了布尔人无限扩张土地的死刑。 1836年,对科萨人战争的结局是,英国军队退出了布尔人觊觎已久的阿德累德皇后省。失望已极的布尔人终于以一个诀别的姿态离开了在他们看来“只对卡弗尔人慈善、而捆住他们布尔人手脚”的英国开普当局。80%的大迁徙运动参加者来自缺地和少地的东部布尔人。较富裕的布尔人加入到大迁徙行列中来,则是因为1828年废除科伊人通行证制度的50号法令和1834年英国宣布在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布尔人建筑在这层主仆关系基础上的全部生活秩序惨遭震荡,以至他们不惜弃地舍家“退出他们不能容忍”的英国开普殖民地,携带着科伊仆役,向北方土地进发,梦想在那里维持他们所坚持的“合理主仆关系”。对英国的自主要求和对土著的隔离愿望,恰如一枚硬币之两面,都是其排他性的孤立主义。大迁徙开创了阿非利卡人顽固坚持的与其他有色人种区分和隔离发展的先河,也导致了立国的实践。19世纪50年代,这个人口不多、民族主体意识尚付阙如的集团分散成南非土地上4个政治地域。纳塔尔开创了共和国的样板,是排斥黑人、抵制英国人统治的大迁徙布尔人孤立主义实践的最早果实,1844年被英国人吞并,大部分布尔人迁出。桑德河条约和布伦方丹条约承认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州的独立。 二. 分裂的地方集团向阿非利卡民族共同体的发展19世纪中叶至1925年 1. 分离发展原则的出笼 自19世纪中叶起,布尔人开始了在4个不同经济性质、不同政治形式、不同民族与阶级关系的政治地理单元中生存发展的历史。英国人的统治扩大着这种差异:经济力量的渗透使得整个南非日甚一日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英帝国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国主义政策阻碍了阿非利卡民族的自觉意识的形成。奥兰治和德兰士瓦号称独立,经济上却与英政府控制下的2个殖民地有剪不断的依附关系。在分裂与衰落的六七十年代几乎看不见任何团结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群体的希望。 1853年,英国议会民主制度引进开普,“英国化”色彩越来越浓厚。议会政 治操纵在大商人、大地主手中,他们需要大英帝国的军事保护,更希望英国一如既往地给开普出口产品以特惠关税的保护。《南非杂志》上传达他们心曲的一句话是“越少议论民族越好”。1反抗精神似乎随大迁徙告别了西开普。 1857年,格拉夫-里内特的教士DsA.Murray给教会的建议中第一次要求基督徒和异教徒在各自的教堂中做礼拜,他被公认为是南非分离Separation和Apartheid制度的首倡者2,以及把大迁徙中所谓“自愿处理土著人问题”这一不甚清晰的原则在宗教教义中明确表达出来的倡导者。这一宗教原则与当时越来越多的班图人被剥夺、被编织进欧洲人社会中来的现实相呼应。英国人的平等观念使得布尔人感到他们作为主人阶级的特权有被英国政策剥夺之虞。分离或隔离发展原则,恰恰顺应了保存特权、保证实际利益的需要。 2. 全民族理想的诞生 谢普斯顿不费一兵一卒而降服比勒陀利亚的德兰士瓦共和国议会后,德兰士瓦2/3的布尔人签名请愿要求独立,并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对英开战。“人民”、“契约民族”的说法成为布尔人之间联系情感的纽带,大迁徙被解释为是出于热爱自由的神圣之举。这显然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众动员。克鲁格阐发的民族教义给民众以宗教一样的精神鼓舞和寄托。建国时大迁徙领袖及“共和国的精神之父”——比勒陀利乌斯确立的政教不分的立国原则,又强化了这种宗教的整合力量。 全体阿非利卡人组成民族的理想是在19世纪70年代初由开普发端的“语言运动”中诞生的。语言运动的先锋之一是西开普帕尔地区的高中教师ArnoldusPannevis。他深为有色人的苦难所触动,认为他们更大的精神痛苦是不能懂英语或荷兰语《圣经》,要求承认有色人所讲的阿非利卡语作为一种语言的权利。另一位高中教师C·P·Hoogenhout立即呼应,他谴责英语是产生于台球桌上和小酒馆中的一种肮脏的语言,呼吁用阿非利卡语翻译《圣经》,认为这不仅是“为了有色人种,也是为了成千上万白人,因为正是这些白人对荷兰语一知半解”。 荷兰改良教会的牧师S.J.duToit认为英国引入的世俗化教育削弱了传统的权威,要对英国的文化霸权开战。他以“真正阿非利卡人”的笔名发表文章,说语言是最能表明一个民族的特征的,因而阿非利卡语应被作为一种语言接受下来。他批评议会中、法庭上、学校里正在发生的英语化,尤其抨击那些用英语布道的教士和建立英语学校的教士。1875年,duToit和Hoogenhout等人组织了“真正阿非利卡同胞会”简称GRA,并声明:“有三种阿非利卡人,一种是英国心的,一种是荷兰心的,另外一种才是真正阿非利卡人,他们拥有一颗阿非利卡心。”他们出版了第一份阿非利卡语报《爱国者》,宣传阿非利卡人的历史、语言;还编纂阿非利卡语语法和课文,编写民族历史。阿非利卡语是开普这个复杂渊源的人群“杂居”的产儿,是荷兰语、德语、法语与马来语、科伊语的混合物,但宣传者却称它是“纯粹欧洲白人”出身、享有与英语一样的神圣地位。语言运动对动员民族意识有积极意义,其消极作用则是助长了阿非利卡民族的排外心理。 3. 民族理想的起伏消长 民族情绪经长久酝酿而成为自觉的民族意识并成长为一种社会力量有赖于一系列深入社会实际层面的组织与宣传。19世纪70年代随着语言运动的推进,开普殖民地的东北部和东部成立了一系列开普阿非利卡人农会,很快就“公开谈论政治问题”了。西开普的酒场主们为反对伤害他们共同利益的新议案也组织在霍夫梅尔麾下。duToit借战争中民族情绪高涨的东风,成立意在把各分散组织都包裹进来的“阿非利卡人协会”简称Bond,其纲领中提出建立民族银行、征募更多的荷兰语教育基金等策略。成为后来民族主义者取之不竭的思想库。 19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清晰的阶级分化大有阻断民族发展河流之势。霍夫梅尔领导下的协会纯粹是上层和中上层阿非利卡人的利益集团,对英国人抱着实用主义的合作态度。贫穷布尔人不但不能在合作中分享利益,而且越来越成为富裕者盘剥的对象。穷白人问题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而日趋严重。中下层知识分子阶层和贫苦布尔人在经济、政治上都无力反抗以协会为首的富裕阿非利卡人的权势,这个组织已成了开普惟一能听到的政治声音。北方两个共和国中,奥兰治因为与英国资本的联系和与开普的商贸往来,并不表现强硬的政治姿态;克鲁格尽管立场坚定,但他只号召对德兰士瓦地方政权的忠诚。早已在阶级、地域几个方向上分裂开来的阿非利卡人整体,至此已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英布战争的到来则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空前的危机也恰恰成为阿非利卡民族形成的新契机。 4. 阿非利卡文化的勃兴与民族身份的空前认同 阿非利卡语是南非多种族社会中的“四不象”,在各个地区之间境遇不同。富裕的中上层阿非利卡人视荷兰语为他们骄傲的欧洲背景的标志,尽管他们在家里与仆人和农场工人交流时也要说这种“下里巴人”的语言。他们称此语是霍屯督语、厨房话、粗话;语言运动的先锋们则给了它一个光辉的名字“爱国语”。第一个尝试把各地分散的方言统一起来的是北方“阿非利卡语言学会”ATG的核心人物GustavPreller。他制订出标准形式,呼吁阿非利卡语的“职业化”,呼吁报纸书刊和学校中都采用它为书面语;还不遗余力地强调阿非利卡语与荷兰语之间的联系,证明它也是一种“白人语言”。11905年霍夫梅尔发表演说,鼓动荷兰语作为教育手段乃至全体阿非利卡人生活用语,新一代知识分子针锋相对地拥护阿非利卡语。因为以荷兰语为教学手段,等于取消了大部分贫苦阿非利卡人学习的机会。马兰发表演讲说:“应该把阿非利卡语提高到书面语的高度,让它成为传播我们文化、历史和民族理想之车,这其实也就是提高了讲此语的人民。”所谓第二次语言运动,正是指这种以改造阿非利卡语为由头,以民族独立、民族自决为目标的文化创造和文化宣传运动。第二次语言运动倡导用“文学来滋养阿非利卡民族灵魂”。英布战争孕育了战争文学并为此准备了市场,讴歌战争英雄和控诉集中营中妇女儿童的苦难成为一大批诗作和小说的主题;大迁徙的领袖和德兰士瓦战争、英布战争领导人的传记是写作的另一主题。报业传媒文教等行业负载了启蒙民众的作用。阿非利卡民众精神上的动员依靠的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们提供的各种各样文化产品,他们自由穿梭在各种组织之中,是社会生活中最活跃的角色,完成着从文化产品到民众精神世界的对接。一生献身于语言运动的德韦特夫人曾说:“妇人和姑娘们应给语言增加荣光;如果我们互相之间坚持使用它,那么男人也一定会这样做。”2她们在倡导民族共同体、使用民族语言、提高民族教育等文化事业方面的确承担了孕育民族精神的“阿非利卡母亲”的作用。 这时候集体的战争创痛经历和记忆表现为一致的和平呼声,在空前自由的气氛中,新闻业大大繁荣。原来分散的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教师、牧师、广大小农场主阶级、以及真诚关注社会现实并在新闻业中寻找到未来工作机会的大学生,自觉不自觉地在语言运动中走到了一起。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弥合了4个分裂区域,语言运动者的文化民族主义实践和赫佐格政治性民族动员得以携手共进。战争中的将军们博塔、史末资等人越来越成为只听命于富裕的德兰士瓦土地巨头们的代言人。被大地主兼并的小农愤愤不平;兰德金矿上的白人劳工热望特权保护不受黑人竞争。赫佐格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团结了所有这些不满的声音,于1913年成立国民党。一战爆发后,南非被引导到英帝国一方参战。参加过英布战争、坚决反对与英国合作的几位将军则打起反叛旗帜,把阿非利卡人的孤立主义和排他情绪发挥到了极致。正苦于生活无着的穷白人积极支持他们,群众为叛乱者募集了大量的罚金。英布战争前涣散不堪的阿非利卡人整体此时呼之欲出,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阿非利卡语在争取权利的斗争中节节胜利。1925年,赫佐格政府成立后,统一的标准阿非利卡民族语言作为所有场合下官方语的决议在议会中被一致通过,共同的公众语言强化了共同的民族身份认同感,所以说阿非利卡民族在历经17、18世纪的自然孕育生长和19世纪下半期以来的民族动员后,终于脱颖而出了。 三. 阿非利卡民族形成的特点及对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影响 阿非利卡民族的形成,实际上是集体物质利益的要求表现为争取特权的斗争;民族成了这个集体的政治外衣。在此过程中,利益的具体所指有所不同。解放奴隶成为世界潮流时,这个过惯了“白人老爷”生活的人群早已形成对其他民族的优越心理和等级观念的思维定势,以自由、平等为旗,从英国的新制度和生产关系中逃走,实质是努力寻求坚持其扩张土地、奴役别人的生活逻辑的地方;是其以其他弱势人群为牺牲者发展自己的自由。当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主义浪潮激发起反帝国主义的民族平等、民族解放思潮之时,这个200多年来已有共同经历、共同利益要求和共同思想逻辑的集体,打出了民族主义大旗,期望建立独立民族共同体和共和国,以摆脱相对于英帝国主义统治的不安全地位,这种期望中先天包含了奴役其他民族的要求。 阿非利卡民族的形成过程也是民族被宗教化的过程。克鲁格领导的德兰士瓦解放战争和语言运动思想家都诉诸于宗教这一古老的思想资源,民族因为被神圣化而易于获得广泛的认同;经济水平、社会地位已无往日荣光的教士、牧师成为各民族主义组织的骨干,也使得民族动员进一步宗教化而非世俗化。最初倡导阿非利卡民族理想的S.duToit赋予这个民族以神圣性,民族成了阿非利卡人的宗教。民族动员和后来的种族主义立法所以能深入社会,渗透到阿非利卡人的实际生活与思想之中,确实是借重了民族的宗教化形成方式。民族集体高于一切的神圣原则成为种族隔离制创立、实施过程中的群众心理基础。 民族形成与阶级分化同时到来并互相影响,是阿非利卡民族形成过程的又一特点。同样是殖民主义的副产品,阿非利卡民族的形成却明显不同于美利坚民族。有人口总量少、而又一直有科伊人、班图人和海外奴隶做为被剥削者使其内部阶级关系迟迟没有产生。到19世纪末叶阶级分化势不可挡时,民族原则正在建立,或延迟甚至防止了阶级的分化。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真实含义既然是力图保存它原来作为殖民者集团的自由与主权,是在资本主义大潮下维持原来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奴役制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改造使集团不可避免地分裂为内部不同的阶级时,民族的外衣就势必会包裹住各个碎片,以维持对其他民族的整体阶级统治。虽然阿非利卡上层愿意在与英国人的合作中求得民族发展,语言运动者却更能成为穷苦下层和整个民族的代言人。尽管阶级客观上已存在,民族观念却成为更灵活、更有弹性的集体。赫佐格的国民党、马兰的纯粹国民党之上台,都倚仗民族利益为宣传口号、动员工具。30年代,工业化深入南非,雇佣制已经普遍,白人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立却被黑白工人的竞争所掩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南非白人内部制造阶级对立的力量被民族主义所削弱、甚至抹杀。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其实是合二为一的。当阿非利卡人排外的利己主义之剑只指向非白人时,民族主义就完全蜕变为丑恶的种族主义了。 其实,欧洲人远离故土,刚刚置身于陌生的开普半岛上时,对当地原有居民的优越心理来自文明基督徒与野蛮异教徒的划分观念,加尔文教的选民先定观则给这种优越感以迷人的注解。性关系跨越了肤色界线,女奴隶和科伊妇女大量地卷入到与欧洲人结合、孕育“有色人”的过程中。甚至教会中也明文规定给予有色人一定的空间,允许与白人一起作礼拜。对当地居民,只须把他们打入“异教徒”的另册,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发动轰轰烈烈的掠夺与奴役,并组织起等级分明的社会。简单的奴隶制等级制度足以排除其他划分人的机制,而不需要突出肤色界限。“到19世纪末,殖民主义达到高潮时,也正是种族主义达到高潮的时候”。1及至自由贸易、解放奴隶制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成为无可逆转的世界潮流时,殖民主义者为把另一部分人殖民地化,把资本主义统治合法化,才公然用所谓科学进化论的黑与白的肤色观划分人群,“种族主义创造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实际上是调节殖民主义关系的一种很好的机制”。2肤色观念并非突然产生,它始于与班图人的接触增多之时。对付班图黑人并不像把科伊人整体降为仆役的过程那么容易,而且当时荷裔白人自身面临对抗英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改造的困境。种族成为压倒一切的划分标准后,阿非利卡白人以立法的形式创造了南非社会中的双重劳动力市场和双重经济结构,这便是其种族隔离制的全部秘密了。 阿非利卡民族制造的种族隔离制的社会结构留给南非社会的种族主义文化遗产很难在短期内挥之即去。追根溯源,这个民族的种族主义意识与其民族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密切相关。这个集体的客观共同性先天不足,不足以同化其他人群。依靠强力原则建立起来等级观念和选民先定观,加之与班图人长期对抗和摆脱英国统治的斗争经验形成的双向排他性,使孤立主义在其民族性中表现得淋离尽致。“每个民族都应该在其各自独特的地域发展自己独特的文化”的信念最初是向英国争取平等权利的正当呼声,后来却成为掩盖对其他民族进行压迫的障目布。“民族主义时期的反帝传统让阿非利卡人的种族主义表现得羞羞答答”。3“黑人家园”制度推行时,维沃尔德总理振振有词地声明这是出于让每个民族各自发展的考虑。所谓的神圣原则其实是把制造压迫关系的种族主义制度弄得更为隐蔽了一些。阿非利卡人对英国的妥协和英国对阿非利卡人的包容都因为有其他民族作为必要牺牲者,二者一旦联袂出演双簧,建立在南非境内其他大多数人的不自由、不自主基础上的集体特权、即民族主义蜕变成的种族主义就是必然的“癌变”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