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变故与继承危机》
文章来源： 日期：2009-04-30
| 《政治变故与继承危机》 | |||
| 作 者： | 王京烈 | 完成时间： | 2000-1-1 |
| 成果形式： | 论文 | 奖 项： | |
| 课题类别： | |||
| 简 介： | 政治变故与继承危机 王京烈 一向作为世界热点的中东地区，在本世纪的最后时刻，度过了“热热闹闹”的一年。随着中东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碰撞、冲突成为中东国家日渐突出的矛盾。这一点在冷战后时代表现的尤为突出。在1999年一年中，中东许多国家经历了重大的政治变故（王位更迭、大选或领导人变更等），使中东政治局势起伏跌宕，同时依旧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一、频繁的政治变故 1999年，近半数中东国家发生了重大政治变故，从政治发展进程来看，一年来中东国家政治舞台上的变化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即君主制国家元首变更；民族主义实行集权统治的国家进行的选举活动；实行议会民主政治的国家进行的选举（只有以色列）。 1999年2月，约旦国王侯赛因因病去世，其长子阿卜杜拉·本·侯赛因王储即位成为新君。47年以来，在“夹缝中生存”的小国约旦第一次权力移交。哈希姆王朝新人换旧人也拉开了本世纪末年中东国家政治变故的序幕。 同月，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作为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在大选中赢得了99.9%的选票，再次蝉联总统。阿萨德来自叙利亚少数派──阿拉维派，自1971年3月担任叙利亚总统以来在充满危机、阴谋、动荡的中东地区纵横捭阖，呼风唤雨，成为叙利亚历史上的铁腕人物。尽管目前疾病缠身（患有心脏病、糖尿病），但仍稳操权杖，目前是中东国家在位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 3月，巴林这个人口只有50多万、长期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小岛国遭遇了历史上最悲痛的日子，建国始君埃米尔伊萨·本·萨勒曼病故，其子哈马德·本·伊萨王储即位成为巴林的统治者。这是巴林建国后第一次新君替故君。巴林实行君主立宪制，此次权力交接属自然过渡。哈马德是已故埃米尔的长子，现年49岁，1964年被立为王储。他曾在英国军官学院和美国军官参谋学院学习，继任前为巴林国防部队总司令。 4月，阿尔及利亚提前举行大选，资深外交官布特弗利卡当选为新总统。布特弗利卡受命于危难之中，成为阿尔及利亚历史上第7位总统。 同月，土耳其经过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土耳其国民议会，埃杰维特领导的民主左派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22.17%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5月，民主左派党、民族主义行动党和祖国党三党组成联合政府。民主左派党主席埃杰维特成为土耳其第57届政府总理，1974年以来埃杰维特先后４次担任土耳其政府总理。 5月，由于内塔尼亚胡当政以来政绩不佳，利库德集团内部发生严重分裂，以色列经济发展也因中东和平进程长期停滞不前受到严重影响，以色列提前大选。工党集团在大选中胜出，军人出身的巴拉克当选为以色列新总理。 7月，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因病去世，其子王储西迪·穆罕默德正式继承王位，称穆罕默德六世。西迪·穆罕默德是已故国王哈桑二世的长子，现年46岁，精通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1979年被立为王储。1991年他曾以王储身份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7月，科威特选举产生了第9届国民议会，新议会中以自由派和一些带有伊斯兰倾向的组织为代表的反对派力量赢得了议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 据报导参加本届议会竞选的候选人共计288人，他们分别代表伊斯兰宪章运动、伊斯兰全国联盟、伊斯兰人民联盟、宪章联盟、民主论坛等主要政治派别。一些知名政治家则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了竞选。在本届议会的首次会议上，前财政大臣、资深议员贾西姆·哈拉菲击败对手前议长萨顿当选为本届国民议会议长。继议会选举之后，原首相王储萨阿德再次受命组织科威特第19届内阁政府。以王储萨阿德为首相的新内阁有15名大臣，其中的重要职务仍由王室成员担任。原负责外交、国防、内政及石油事务的４名大臣继续留任，原副首相兼内阁事务大臣德希尔离任，由原国民议会事务国务大臣穆罕默德·沙拉尔接任，代表反对派的伊斯兰组织、自由派和部落组织均有代表入阁。海湾战争后科威特就出现了6个主要政治派别，一直活跃在科威特政坛上，并以多种方式参政。此次政治变故是海湾战争后“劫后逢生”的科威特第三次国民议会选举（前两次分别在1992年和1996年）和第四次内阁改组或重组，显露出科威特朝野在政治发展、重塑科威特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与斗争。 9月，埃及举行大选，穆巴拉克作为唯一的总统候选人获得了近94%的选票，第三次连任总统，穆巴拉克是埃及历史上第四位总统，也是连任最多、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统。 同月，也门进行了南北也门统一后的第二次总统选举，也是第一次采取全民投票的方式选举总统。现任总统萨利赫以绝对优势击败对手，连任也门总统。 10月，突尼斯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有7个政党（执政的宪政民主联盟和6个在野政党）参加了议会选举，共有980名候选人角逐突尼斯议会的182个席位。尽管有三名候选人参加竞选总统（分别来自宪政民主联盟、统一民主联盟和人民团结党），但现任总统本·阿里仍以绝对优势胜出。 二、严峻挑战 无论由于何种原因发生的政治变故，中东国家新的领导者或继任的资深政治领袖都将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以色列、科威特、阿尔及利亚等国。 以色列总理巴拉克执政后面临最棘手的问题是阿以和谈问题与社会整合问题。 阿以和谈自马德里中东和平会议以来已经持续了8年，从最基本的程序问题开始到巴以双方相互承认，此后巴以之间签定了8个重要协议， 以及同约旦签署和平协议实现以约关系正常化等等，其间充满了矛盾与曲折、冲突与斗争，每前进一步都是双方斗争、妥协的产物。尽管如此，它仅仅解决了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等国谈判的“外围”问题，在未来最终地位谈判中将面临诸如巴勒斯坦国与国界、耶路撒冷、犹太移民定居点、水资源、巴勒斯坦难民等极为敏感的问题。在同叙利亚、黎巴嫩的谈判中则将解决戈兰高地归属和从黎巴嫩撤军等问题。 以色列虽然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但由于近年大量移民涌入（约占以人口的四分之一），使原本就存在的“社会整合”问题更为突出。众所周知，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长期以来，以色列国内的东方犹太人与西方犹太人，无论在社会文化背景、社会地位、价值观等方面一直存在很大的差异，以色列媒体将这种现象称为“两个以色列”（意为两个不同的以色列社会），90年代以来前苏联犹太移民大量涌入使这一问题更为突出（由于前苏联犹太移民社会地位、社会文化背景更为特殊，有些媒体戏称“两个以色列变成了三个以色列”）。此次以色列大选中，工党集团就明确提出了“只有一个以色列”的口号，以此团结更多的犹太人，赢得更多的选票。工党的选举策略是成功的，但是以色列的“社会整合”远非一个口号可以解决，它是新领导者需要长期认真对待的“社会系统工程”。 海湾战争后的科威特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扩大民主等方面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此次科威特国民议会选举和内阁重组，是其推动经济发展、国家重建、扩大民主的重要契机。多数议员、内阁成员和广大民众都认为，海湾战争结束已近９年，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制定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和国家重建政策，以振兴因油价下跌而受到冲击的科威特经济，使国家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而在政治发展层面上，也同样需要采取多种民主措施，使国民享受比以往更多的民主政治权力。 1999年７月科威特王储兼首相萨阿德在新选举产生的科第九届国民议会首次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允诺，政府将与议会一道制定全面的改革政策，推进处于停滞状态的经济改革。 科威特内阁（1999年5月）还通过一项法令，决定从2003年开始赋予科威特妇女享有参加科国民议会和市政委员会的权利。科威特第一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巴赫在宣布这一法令时说，科内阁通过允许妇女参政的法令，是根据科威特埃米尔为奖励科威特妇女与男子一起在1990年抗击伊拉克入侵中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热情的而作出的。科威特独立并实施君主立宪制以来，科威特妇女一直要求享有参加政治生活的权利。科威特宪法虽然规定了“社会各阶层享有在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方面人人平等”的条款，以往历届国民议会也曾就某些议员提出的有关议案进行过多次讨论，但终因意见相左而未能通过有关妇女参政的议案。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通常都推崇“天赋人权”的理念，认为享受充分的民主是“人与生俱来”的。与此不同的是，在科威特是“君赐的”某种奖励。尽管如此，它在原来的基础上已然前进了一步。如果同其他比较闭塞的君主国相比，那就更值得称贺了。所以，虽然此次内阁颁布的有关允许妇女参政的法令真正落实尚有待时日，但它毕竟给渴求民主的人民带来希望，一旦实施其影响也绝不仅局限于科威特社会。 科威特首相萨阿德在谈到对外政策时重申，科威特将继续奉行发展睦邻关系、尊重别国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政策。他强调，科威特希望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之间加强有效的合作，科威特还将加强与伊斯兰国家及其他友好国家的合作。 80年代末，阿尔及利亚开始实行多党制，伊斯兰极端组织乘势崛起，一度几乎夺取国家权力。后因军队干预扭转了局面，但被取缔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仍不时制造暴力事件，恐怖与暴力的阴影一直未能消除。1994年泽鲁阿勒执政后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改观不大。于是不得不缩短任期，提前进行大选。布特弗利卡当选总统，实际上是受命于为难之中。 布特弗利卡在就职演讲中首先是呼吁“民族和解”，并意味深长地强调，将集中一切力量，使国家恢复和平与安全，同时鼓励私人投资，努力发展生产，振兴民族经济。布特弗利卡是与布迈丁同一代的政治家，早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初期便出任外交部长，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外交阅历。但他面临的挑战仍将是非常棘手的，其中最紧迫的是：首先，必须恢复政治稳定，解决与前伊斯兰拯救阵线及其武装的冲突以及同其他政党之间的矛盾，调解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的矛盾，实现权力平衡；其次，振兴经济，解决国有企业效益问题，降低失业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第三，调整对外关系、特别是与法国的关系，以及消除西撒问题的负面影响。当然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是如何及早走出“恐怖主义影响”的阴影。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上述三国分别处于中东地区的“核心地带”、富有石油的海湾地区、地中海南岸的北非，所面临的挑战也覆盖着多种领域，但最核心的问题是影响阿以关系乃至中东局势的和平进程问题、对封闭保守的海湾国家具有相当冲击力的民主化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恐怖主义活动等当代中东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三、蛰伏的继承危机 尽管今年世界范围的政治变故并非绝无仅有，但像中东地区如此频繁的政治变故却是不多见的。中东国家的政治变故也使“继承危机”问题得到世界各国的更多关注。 我们曾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一书（1998年秋完稿）中专门谈到“继承危机”问题，并制作了一张表格，收录了中东国家当时健在并至少执政16年以上的11位元老派政治领导人。 然而，岁月无情。1999年一年该表中就有3位资深元老派政治领袖：约旦国王侯赛因、巴林埃米尔萨勒曼、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相继去世。他们在位执政的时间分别为47年、38年、28年。 世界各国领导人先是飞往马什里克，集聚在安曼向故友侯赛因国王辞行；之后，又飞往马格里布，汇集在拉巴特告慰哈桑二世的亡灵。中东国家“继承问题”的紧迫性，由此可见一斑。 国外媒体对此也十分关注。约旦国王侯赛因病故后，伦敦出版的阿拉伯文《杂志周刊》也曾辟专栏谈到阿拉伯国家普遍存在的继承危机问题。该刊认为，阿拉伯国家的继承问题已经凸现，随着老一代政治领袖逐渐退出政治舞台，第二梯队（Second Row）或新一代领导人将陆续出场。实际上第二梯队的存在已是政界、学术界谈论比较多的话题之一。该刊特别指出，目前在位的资深政治领袖（无论是共和国总统，还是君主国王侯）早就在为身后事做出各种安排。例如，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早就对其长子巴西勒进行精心培养，1994年巴西勒死于车祸之后，阿萨德又刻意对其次子（原本致力于眼科医学的）巴沙尔进行塑造，以保其江山千秋万代；萨达姆·侯赛因同样也有两子乌代和古赛，萨达姆先是“立长为储”对乌代委以重任，1996年乌代遭受袭击负伤后，萨达姆便加大对古赛的培养力度；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已是年近80的老人，其接班人王储阿卜杜拉也已75岁高龄，长期担任沙特副首相、国民卫队司令，无疑有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但从年龄和身体状况考虑同样存在接班人的问题。 当然，国外学者中也有持相反意见的一派。例如，开罗大学政治学教授哈桑·纳菲阿博士认为，所谓中东国家的接班人或第二梯队实际上并不明确：无人知晓谁将在卡扎菲（虽然他被西方媒体称为“疯子”，他既不是君王，也不称总统，仅仅冠名为“革命领袖”，但却稳操权杖30年，目睹了动荡中东的风风雨雨，是目前中东国家执政时间最长的统治者）之后控制利比亚？谁将是穆巴拉克（已执政18年）之后统治埃及的“新法老”？ 总的来说，中东国家尚未建立健全的政权交接制度，它本身就孕育着危机。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中东国家政治制度中本身存在的“体制性问题”，即中东绝大多数国家机器的运转并不是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上，而是仰赖少数具有传奇色彩的领袖人物、铁腕人物或世袭君王。这种情况是由中东国家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中东国家政治发展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和按发展顺序排列的三种模式：传统专制主义阶段─→多元过渡政治阶段─→现代民主政治阶段。 与此相对应的经济基础也分为三个基本发展阶段，表现出三种模式：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发展中的商品经济─→成熟的商品经济。目前中东绝大多数中东国家处在第二个发展阶段。由于过渡政治阶段中东国家政治体制的多样化，那么其最高权威代表也是多元化的，其形式有以下四种： 一、君主、国王等为最高权威代表。其合法性基础主要是传统的，即以家族统治、世袭、宗法的家天下统治。 二、奇里斯玛（Charisma）式领袖为最高权威代表。在中东这仍然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建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几乎都在此类。 三、宗教领袖为最高权威代表。这种情况在中东并不具有代表性，仅仅出现在伊朗一国。 四、现代法律体系为最高权威代表。这是已经步入现代法制社会的国家（目前只有以色列），而不是传统的“人治”社会。 在中东传统社会中，各国的君主或者被喻为“圣族后裔”，处在封建权力的顶端，君王权威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随着中东反帝、反殖、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建立，在一些国家奇里斯玛式领袖和民族主义政治权威取代了传统政治权威。因此，目前中东国家的最高权威代表主要是前两种类型，即君王和奇里斯马式的领袖。随着中东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必然要逐步取代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使自然经济和传统的人的依赖关系发生解体。显现在政治层面的一种现象就是传统政治合法性危机，即否定旧的、传统政治合法性，寻求新的政治合法性，最终确立现代民主政治合法性。这也是为什么通常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产生政治合法性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族主义政治权威拥有强大的凝聚力，但它却是建立在反对外来势力的基础上的。当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帝国主义以及其他敌对势力的威胁不再存在，国家转入和平经济建设时期后，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利益集团和阶层出现，社会结构充分分化之后，危机就会逐步加深。民众要求更多参与政治，寻求新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基础。这也是中东大多数民族主义国家在现阶段政治发展中面临的重大历史命题。 从总体来看，随着中东地区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中东国家正在从民族独立国家体系建立初期的“动荡期”过渡到“相对稳定期”。 本世纪中东地区先后发生60余起军事政变（包括数起重大的未遂政变），即20多个国家中就有17个国家发生过政变，是全球政变最多发地区之一。政变最频繁的国家是叙利亚和伊拉克，各发生过9起政变；其次是土耳其和苏丹，各发生过7次政变。从时间跨度来看，40年代至70年代是政变发生比较频繁的时期，反映出中东国家社会、政治矛盾在这一时期格外尖锐突出。90年代以来政变频度大大降低，实际上真正算得上政变的只有1995年卡塔尔发生的宫廷政变。 这种现象既表明了中东国家统治者加强统治的一面，也说明了统治者改善统治适应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一面。尽管如此，中东国家政治体制本身决定了其依然蛰伏着继承危机，甚至可能造成社会动荡。1995年卡塔尔的宫廷政变并非仅仅是阿勒萨尼对其父权力的窥视和欲望，更重要的原因是新君与旧君对社会变革、价值观取向上的分歧（此类政变还有1970年阿曼发生的宫廷政变）。其后的反政变也曾一度引起卡塔尔国内动荡，甚至外部势力的涉足。约旦国王侯赛因也是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废黜了已经册封34年王储的哈桑亲王，改立其子阿卜杜拉为王储。在约旦王室权力交接问题上的一系列激烈斗争也是险象环生，它不仅仅是王室内部的争斗，还有国际纷争染指的因素。 四、简短的结语 迄今为止，今年中东国家政局的诸多变化尚未引发巨大的政治动荡。因此可以说是“有惊无险”。如此普遍的政治变故无论对中东社会发展还是地区政治局势都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东国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进程，即无论是共和制国家，还是君主制或立宪君主制国家，绝大多数都处于“过渡政治阶段”，尽管统治形式有所不同，但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实行集权统治，人治依然超过法制。 值得提及的是目前突尼斯、科威特等国出现的变化。 为了提高反对党派在议会中所占席位的比例，本次议会选举前突尼斯首次通过议案规定，反对党在议会中的席位至少要达到议会席位总数的20％。它至少在形式上体现出突尼斯政治多元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在政治参与方面的愿望，也说明突尼斯的政治气候更加民主，的确是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科威特国民议会选举主要是由于政府与议会之间的矛盾无法调解，埃米尔下令解散议会并重新选举议会并重组内阁。埃米尔下令解散议会固然由于科威特政治体制使然。但议会始终坚持对一内阁成员进行质询， 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科威特的政治进步：议会不愿再作“橡皮图章”，而试图逐步行使其原本应有的权力。尽管遭到解散显出“几分悲壮”，其过程也反应出政治民主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而对科威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是深远的。1999年10月，一名自由派大学教授艾哈迈德·巴格达迪，被带有宗教色彩的法院以对先知有不敬之词的罪名判刑。不久埃米尔则下令释放了艾哈迈德。 埃米尔的政令似乎在“干涉司法”，但民众却看到了一国之君的开明形像（包括前面提到的从2003年起允许妇女参政的法令）。或许正是这种开明与包容之风使科威特成为海湾诸君主国中在民主政治方面走在比较前面的国家。 中东国家军事政变的频度虽有明显下降，但军队干预政治仍具有十分明显的双重作用。80年代以来中东国家一些伊斯兰组织利用开放民主的环境扩大自身势力，甚至曾危及到国家安全。在这种情势下，90年代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军队先后干政，维护了国家安全。尽管两国军队干政维护了国家安全，事后也得到了民众的拥护，但这种做法毕竟是“不正常”的，是政治不发达的表现。而军队一旦走向自己的“反面”，其后果更是十分危险的。 从集权统治向现代民主政治过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对于处在“过渡政治发展阶段”的中东国家来讲，无论是共和制国家还是君主制国家在解决民主与政治稳定的矛盾时都面临着如何降低“政治发展的代价”、妥善处理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尽管今年中东地区经历了如此普遍的政治变故，但目前中东国家仍有11位执政10多年至30年的政治领袖。在如此动荡的中东地区有这样一批“政治常青树”，的确是世界政治中的“奇观”，它同时也反应出中东地区蛰伏的政治继承危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元老派统治者将逐步退出政治舞台，可能发生的政治继承危机则日益迫近。新老执政者权力交接之际，总是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往往是政治发展变化的契机，成为走向现代民主政治新的“生长点”。所谓“继承危机”不过是中东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表像，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最高权威代表和政治合法性的变化，是对旧的政治体制的冲击，它反映着中东深刻的社会变革。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