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的经济地区化与中国》
文章来源： 日期：2009-04-30
| 《中东的经济地区化与中国》 | |||
| 作 者： | 杨光 | 完成时间： | 2000-5-1 |
| 成果形式： | 论文 | 奖 项： | |
| 课题类别： | |||
| 简 介： | 中东的经济地区化与中国 中东位于“三洲五海之地”，包括西亚和北非，毗邻欧洲和中亚。由于这样一种地理位置特点，中东国家与毗邻的欧洲和中亚国家在历史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东的不少区域性合作组织也包括了毗邻地区的国家。因此，我们对中东的地区化的探讨也应该超越人为划定的中东地理范围，势必要包括一些跨地区经济整合的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70年代以来，主要在石油收入急剧增加的带动下，中东地区化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地区内部的货物贸易、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都有所增加。但是，与地区化进展较快的其他地区相比，中东地区化程度仍然相当滞后。经济、政治和国际方面的不利因素给中东地区化造成了很大障碍。短期之内彻底消除这些障碍的前景并不乐观。就中东地区化而言，更加引人注意的似乎是中东国家与欧盟实行经济联合的趋势，一个环地中海经济圈似乎正在形成。这种跨地区经济联合的趋势似乎更有活力，甚至有可能对中东地区化产生一定促进作用。面对中东地区化和跨地区经济联合的状况和发展趋势，中国作为一个迫切需要开拓中东市场的国家，既遇到挑战，也面临着机遇。只有从大经贸的概念出发，才能在中东地区有所作为。 一、中东地区化的基本进展和主要动力 如果可以把地区化界定为一个地区内部产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增加趋势的话，那么应当说，中东的地区化至少自70年代以来，无论在全地区层面，还是在次地区层面，都有所进展。这种进展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首先，地区内部贸易显著扩大。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中东地区内部贸易一直很少，1974年只占该地区各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而1996年，中东的地区内部贸易已经扩大到占当年中东各国对外贸易总额的9.5%，其中进口额的比例达到11%，出口额的比例达到8%。 第二，地区内部的资本的流动、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和优惠资金流动有所增加。根据阿拉伯学者引用的数字，1985—1992年，阿拉伯国家间投资额每年大约为5亿美元，进年来有扩大趋势，1995年达15亿美元，1996年增加到21亿美元， 资金的主要输出国是海湾地区的主要石油输出国，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资金的主要输入国包括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利比亚等国。另据估计，到1995年底为止，阿拉伯国家仅对埃及一个国家的直接投资就约合60亿埃及镑，约占阿拉伯地区内部投资总额的55.7%, 占埃及总投资的14% 。地区内部优惠资金的流动规模在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曾经急剧扩大，此后虽然因国际石油下跌而减少，但仍然有一定规模。1973—1991年，以中东主要石油输出国为主体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所提供的援助总额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资金流向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这些优惠资金赠与成份高，对于中东国家发展通讯、交通、石油、天然气、煤炭、水利，以及农业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地区内部劳动力流动规模扩大。在地区内部流动的劳动力主要是建筑工人，以及教师等其他劳务人员。主要劳动力输出国是埃及、也门、约旦等非主要石油输出国，以及大量的巴勒斯坦人。主要的地区内劳动力市场是海湾地区的主要石油输出国。在80年代初其海湾劳务市场空前扩大的时候，外籍劳务人员数量一度超过500万人，此后虽然因石油收入下降而收缩，但目前在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的外国人总数仍达约170万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是本地区的阿拉伯人。仅埃及一个国家就在该地区有多达70多万人。 中东地区化之所以能取得以上的进展，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是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中东国家石油收入猛增，以及该地区国家从那时开始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由内向型进口替代向外向型出口导向的转变，使中东国家的经济获得一定发展和产业结构发生一定变化，正是这种发展变化为地区内部国际分工与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中东地区的传统经济是农业、畜牧业和游牧业。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原油和采矿业主要面向国际市场和工业发达国家，特别是石油工业70年代以前长期把持在少数国际石油财团手中，产油国所得石油收入甚少，大部分国家甚至连政府日常性开支都难以满足，更不用说为经济发展积累资金。中东大部分国家独立后采取了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战略，尽管建设了一批民族工业，但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本国的经济独立，而不是在发挥比较利益基础上在国际分工中寻求自身的位置。许多国家的新建工业产业是雷同的。这种以初级原料生产为主和内向型发展的产业结构显然不利于地区贸易的扩大。 然而，70年代到80年代初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产油国收回石油权益斗争节节胜利，石油收入的猛增。石油收入极大地加快了石油输出国的资本积累过程，这些国家在此基础上纷纷制定外向型的经济多样化发展战略，使工业制造业和其他新兴产业获得迅速发展。由于各国之间经济增长点的选择不同，其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方面的差异开始显现出来。例如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化学工业、卡特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钢铁和炼铝等冶金工业、巴林的国际金融业服务业等各国不同经济特点逐渐形成。另一方面，中东国家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陆续进行以发展市场经济为方向的经济调整，开始根据本国比较利益，重视发展出口制造业产品，特别是约旦等国化学工业、土耳其、黎巴嫩、约旦、埃及等国机电和冶金工业也都成为各国不同的重点出口产业。埃及、黎巴嫩和叙利亚等国纺织工业向本地区出口的倾向也得到加强。各国之间不同的出口产品优势的形成为各国之间在比较利益基础上产生国际分工、以及货物、劳动力和资金的流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统计分析也证明了石油收入和外向型工业的发展对中东地区内部贸易增长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首先，中东地区内部货物和要素流动的增长主要发生在主要石油输出国之间，或主要是由主要石油输出国促成的。例如，1993-1994年，地区内部各国之间出口额的73%都是石油输出国之间的相互出口。又例如，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独占区内进口的50%和区内出口的70%，其中也主要是它们相互之间的贸易。 由于主要石油输出国一般人口稀少，教育水平也很低，因此经济建设所导致的劳动力需求剧增，为本地区一些人口稠密国家或教育水平较高国家的劳动力输出开辟了一个新市场，大大促进了区内劳动力的流动。主要石油输出国因国内资金吸收能力的局限，从资金净输入国变成资金净输出国，对地区内其他国家的优惠资金供应、直接投资和贷款陡增。除了主要石油输出国，中东其他国家基本上没有能力大规模输出资金。还有的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地区性金融服务中心，也就是因为能够借助主要石油输出国石油美元流动的需求的增加，加上利用自身所处地理位置优势的结果，巴林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实例。第二，地区内部贸易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制造业产品贸易的增长。据阿拉伯货币基金的统计，1974-1993年，在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国之间的出口总额中，制造业产品的比例已从8、3%上升到29%，而能源产品的比例则相应地从78、3%下降到50、5%。 而工业在地区内部贸易中比例的上升正是各国大力发展外向型出口导向型工业的结果。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中东国家为地区化进行的长期不懈努力。尽管中东地区化直到70年代才有了一些显著的发展，但中东地区化思潮由来已久，地区化的努力早在70年代以前就已经开始。中东地区的绝大多数居民是阿拉伯人，尽管分布在21个独立的国家，但同操阿拉伯语，共信伊斯兰教，在历史上也曾长时间处于统一状态，并且在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以及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共同战斗。因此，阿拉伯人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以民族统一为目标的阿拉伯统一运动至少从2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东地区的一股主要政治思潮。 1945年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是当代阿拉伯统一运动的最重要标志。 该组织所提出的民族统一的目标与实践，都包含了大量的经济合作内容。阿盟宪章明确指出，成立阿盟的目的包括，在商务关系、海关、货币和农业与工业在内的经济金融方面、在包括铁路、公路、航空、电报和邮政在内的交通方面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合作。1950年阿盟又签署了《联合防务和经济合作条约》，作为阿盟宪章的补充，其中包括成立由成员经济部长和副部长组成的经济社会理事会，以便“比较和协调成员国的经济政策，监督阿盟专门性机构的活动”的内容。从实践层面来看，阿盟范围内的经济合作体制不断建立和发展。一大批专门性经济合作机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脱颖而出，其中一些机构和组织在地区化方面的确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1977年阿拉伯经济理事会批准成立了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 以帮助阿拉伯国家解决国际收支困难。1978—1996年期间，阿拉伯货币基金会总共已经向11个成员国提供过100笔贷款，批准贷款总额6、96亿阿拉伯记帐第纳尔，实际拨付贷款4、77亿阿拉伯记帐第纳尔。 除此之外，1988年该基金组织创办了经济政策研究所，专门为成员国金融货币机构的中级和高级官员组织定期培训。该基金组织还通过其阿拉伯贸易融资计划，向阿拉伯国家的进出口商提供贷款额度，以促进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类似这样为住进地区化而发挥实质性作用的的阿拉伯经济合作机构还不止此一家。 中东地区化的努力不仅表现在全地区层面，在一些具有共同利益的次地区国家之间也有实例。1981年5月由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卡塔尔和巴林6个海湾地区国家组成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是迄今为止中东地区进展最显著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1982年11月，海湾合作委员会通过了《统一经济协定》，把人员和资本自由流动、取消关税、技术合作、协调银行管理、以及金融和货币协调等内容确定为该组织的经济合作目标。1983年，成员国之间即相互免除了当地产品关税，并实现了当地劳动力在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1986年确定成员国对外国进口商品的共同最低关税为4-20%。1985年，该组织的最高理事会批准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共同工业战略，其中包括保护成员国工业和协调工业项目以防止重复建设。一大批由成员国联合兴办的合资企业脱颖而出。1989年部长理事会批准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外国投资统一规则》。在农业合作方面，1985年最高理事会通过了海湾合作委员会统一农业政策。在能源领域，1982年部长理事会通过一项石油安全计划，其中包括在各别成员国石油停产时予以拯救，建立油品储备以及在必要时组织对非成员国的石油禁运。1987年最高委员会又通过一项计划，允许一个成员国在石油生产发生中断的时候向其他成员国“举借“石油，以保持其石油出口。在金融领域，海湾合作委员会在1983年成立了由每个成员国注资3.5亿美元成立的海湾投资公司，其主要业务是在海湾地区投资，特别是向制药、化工、钢丝、飞机修造、炼铝、奶制品和等工业融资，支持海湾地区经济多样化发展 战略。到1995年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02.5亿美元资产的大型投资公司。1991年海湾投资公司控制了海湾国际银行的全部股权，到1996年为止，该银行已经发展成为拥有约90亿美元资产的较大金融企业，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应当说，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之间已经接近于形成关税同盟，在其他领域也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二、中东地区化的明显差距和主要障碍 中东地区化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较快的欧洲、北美、拉美和东亚以及东南亚等地区相比，差距还很大，地区化的程度总体上还比较低。透过这些差距，可以看到中东地区化受到来自政治、经济和国际三个方面的制约。 中东地区化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尽管中东地区内部的货物和要素流动有所增加，但正如一位中东地区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目前中东北非国家的主要市场是在本地区以外。” 通常，当一个地区内部贸易达到该地区国家对外贸易总额的大约1/3到1/2，它会被认作是一个“自然经济区块”，中东地区的内部贸易比例显然大大低于这样一个指标。 中东地区的内部贸易尽管有所发展，但中东国家的主要贸易对象依然是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例如，1996年在中东国家的出口额中，本地区仅占8%，而欧盟占25%，日本占17%，美国和东亚各占9%。在当年的进口总额中，本地区占11%，欧盟占44%，美国占13%。 中东的主要石油输出国尽管有对外投资，但它们的绝大部分投资并不是投在中东地区内部，而是流向本地区以外，特别是工业发达国家。据估算，70年代以来，各种形式的阿拉伯国家间相互投资总额累计约达450亿美元，其中330亿为国家与私人资本的合资形式， 但同期阿拉伯国家的对外投资总额多达8000亿美元， 主要投资形式是在西方银行存款，购买美国国债或西方国家大公司的股权。中东的地区内部投资还不到阿拉伯国家对外投资总额的6%。尽管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吸引外国投资，其中包括石油输出国在国际石油价格下跌以后也开始重视吸引国外的资金回流，但中东国家纵然千呼万唤，绝大部分阿拉伯海外资本却始终不愿回流。从优惠资金流动来看，石油输出国的对外经济援助在80年代初期达到高峰以后迅速回落，目前已经大不如前。 从劳动力流动情况看，如今中东地区以海湾国家为市场的劳动力流动规模与80年代初已经难以相比。尽管目前中东国家还有 100多万 人居住在海湾地区，提供国际劳务，但与中东国家对法国和德国等国的侨工输出量相比，这一人数实际上并不大。目前，仅马格里布国家在法国的侨工人数就多达300余万，而仅土耳其一个国家在德国的侨工数量就不下数十万至多。对中东劳动力的国际流动而言，欧洲是远比中东地区更为重要的国际劳务市场。 第二个方面，中东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尽管有的取得了比较显著的业绩，但多数业绩平平，甚至有名无实。特别是建立地区共同市场和自由贸易区的努力30多年来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马格里布地区的地区化运动早在60年代初年就已经开始，但一直缺乏实效。1989年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突尼斯宣布成立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目的是创立合资企业以及形成“北非共同市场”。然而自从联盟成立以来，除机构建设以及制定雄心勃勃的合作计划以外，实际落实的合作项目甚少。一位阿拉伯学者对该组织的评价是，“除了签署协定以外，还没有看到任何有意义的具体进展迹象”。 另一个次区域性合作组织是1985年成立的经济合作组织。该组织起初由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发起成立，1992年又接纳了阿富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为成员国。但该组织的计划合作项目也很少得到落实。 建立地区性共同市场的想法早在60年代就已经提出。1964年，阿盟成员国根据阿拉伯经济统一协定，召开了第一次经济统一理事会会议，第一次提出建立阿拉伯共同市场。原计划到1969年开放全部农产品贸易，1974年开放全部工业品贸易。但实际上至今没有取得任何实效。1982年2月27日，阿盟经济社会理事会达成《贸易自由化协定》，为了加快发展地区内部贸易，又提出建立阿拉伯自由贸易区。但迟至1997年2月，阿盟才提出减免关税的计划，即从1998年1月起10年之内按每年降低10%的速度逐步取消所有阿拉伯原产地货物在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税。目标是在2007年12月31日建成阿拉伯自由贸易区。这项计划今后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落实，目前尚难预料。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经济互补性和贸易与经济合作潜力。90年代以来，随着和平进程在政治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曾给阿以经贸合作带来一线曙光。1994年10月，第一届中东北非经济首脑会议于在摩洛哥召开并提出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建立一种“新伙伴关系”的目标，其中包括消除贸易和投资障碍，提出建立一个货物、资本和人员的自由往来中东北非经济共同体。但1996年以色列右翼利库德集团执政后，开始在中东和平进程上采取强硬立场，致使中东和平进程陷于停滞，阿以关系重新紧张。刚刚开始的经济合作势头顿时中断。 中东地区化的努力已经持续了大约半个世纪，但总体上成效不大，好梦难园，主要是由于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 第一个方面是政治问题的制约。影响中东地区化进展的政治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方面应当看到，中东地区化的努力尽管包含着经济合作的和经济一体化的愿望，但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并不是唯一的动机，甚至不是主要的动机。例如，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立主要是处于联合防务合作动机和安全保障、阿拉伯联盟范围内经济合作动机主要是为了实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统一理想。经济合作组织的成立带有比较浓厚的伊斯兰教国家联合的动机，也具有冷战后泛突厥主义思潮复兴的背景以及土耳其要利用中亚国家建立“友谊带”或缓冲带，以防范俄罗斯扩张的深刻战略意图。这样一些政治和战略目的往往压倒经济目的。既然地区化包含着这样一些强烈的非经济动机，那么对于地区化的经济绩效也不应寄予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 另一方面，政治因素的影响还在于，中东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边界领土纠纷错综复杂，对地区化形成严重影响；西方大国出于自身利益对中东地区不断干涉也为地区化平添了严重障碍。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经济关系始终受到阿以冲突的制约。在中东和平进程远未实现，阿以之间还存在严重不信任状态下，阿拉伯国家对于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以色列进行经济合作始终心怀警惕，甚至把它视为以色列试图从经济上支配阿拉伯国家的一种手段。阿盟至今也没有取消对以色列实行的经济抵制。因此，一旦中东和平进程受到挫折，经济合作便会顿时中断，其政治基础之脆弱暴露无遗。西撒哈拉问题长期悬而未决，一直是影响马格里布地区经济合作、特别是影响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两个地区大国关系的重要障碍。有伊拉克和科威特领土争端作为直接起因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使阿拉伯国家分裂成两个阵营。当时支持伊拉克立场的巴勒斯坦、约旦和也门等国劳工被驱赶出科威特等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劳务市场；由于海湾战争的爆发，所有阿拉伯国家劳工也被迫离开了伊拉克市场，致使中东地区劳动力流动受到严重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海湾战争遗留问题以及其他的借口，对伊拉克、伊朗等国采取遏制战略，保持和扩大中东国家之间的裂痕，使全地区性的经济合作更加困难。 第二方面是经济问题的制约。经济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与当比较成功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相比，中东地区的国家基本上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还没有条件进行类似欧盟国家那样在横向国际分工基础上的经济合作；与此同时，该地区还没有那一个国家能够像日本在东亚地区曾经做过的那样扮演地区经济合作和经济发展“头雁”角色，因此中东国家之间在纵向国际分工基础上实现大规模经济合作的条件实际上也并不具备。该地区的以色列尽管经济相对比较发达，但与广大阿拉伯国家关系紧张，很难发挥经济合作的“头雁”作用。 经济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产业结构的问题。中东地区国家至今仍然没有彻底改变单一原料出口的经济结构。一方面，这种产业结构使中东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在整体上过度依赖于石油一种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无论是贸易量、资金输出能力和劳务市场容量都与石油收入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因此，中东地区化进程难免要随着国际石油价格的变化而波动起伏。80年代以来国际石油价格总体上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主要石油输出国对外援助额锐减，劳务和建筑承包工程市场急剧收缩，使主要石油输出国之间及其与非主要石油输出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势头受到明显削弱。另一方面，中东国家的制造业尽管有所发展，但一般而言仍然很不发达，地区内部工业制成品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品种上都还远远不能满足本地区各国的进口需求，因此在贸易方面只能依赖于那些可以提供工业制成品的工业发达国家。 经济方面的原因也包括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调整在中东部分国家尽管已经取得显著进展，并且成为促进地区化的因素之一，但存在的问题仍然相当突出。例如，出于保护国内工业生存和社会稳定，以及政府的关税收入水平，许多中东国家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关税水平和非关税壁垒。中东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税水平高于与欧盟国家之间的关税水平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样的关税制度显然不利于贸易地区化的发展。 资金流动还受到中东国家投资环境的制约。应当说，中东地区的投资环境从80年代以来总体上趋于不断的改善。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而言，目前中东地区的投资环境限制还比较多，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调整进展比较慢，因此对私人投资的吸引力也相对较低。在中东国家投资的政治风险一般认为较大，不仅国家间矛盾错综复杂，冲突和危机时有爆发，而且一些国家的国内政治也并不稳定，令投资者望而却步。世界银行对中东北非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估显示，该地区投资环境的主要问题包括政治不稳定、缺乏法治、政策的可预见性差、融资成本高和渠道少、税收高和管理查、劳动力技能水平低、基础设施差、规章制度复杂、法律体系不健全等。 由于该地区经济增长长期比较缓慢，人民购买力不高，因此实际市场规模也不大。 第三个方面是世界格局方面的制约。在两极格局的冷战时期，中东地区是美苏激烈角逐的场所。当成国家不可能超越当时的世界格局，而是在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方面都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一批国家选择了前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和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而另一些国家选择了西方式的自由经济模式或计划经济色彩比较淡薄的混合经济模式，并实行相对的比较开放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意识形态以及经济模式和体制的悬殊差异，使中东地区大多数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都难以实行有效的合作，也很难想象一些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都截然不同的国家会成功地组成地区性共同市场。 冷战结束后，尽管两极格局已不复存在，但新的世界格局未必有利于中东地区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本身就与地区化有相互排斥的一面。如果说地区化是一种内聚力，那么全球化则是地区化的离心力。面对全球化范围内中东地区与工业发达国家的强大的经济互补性和合作需求，中东地区化的努力仍有可能被全球化无情地化解。有的阿拉伯国家学者甚至悲观地认为，“今天的迹象表明，努力实现中东北非国家之间的区域性合作已经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与多边和跨地区的系统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 综上所述，中东地区化虽有一定动力，但其制约因素很多。以上所述的问题皆非短期内可以解决。因此，今后一段时间中东地区化尽管仍可保持一定声势，但其进一步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如果我们仅仅从严格的地理意义上来看待中东的地区化，则其前景不容盲目乐观。 三、中东地区化的新视角 尽管严格地理意义上的中东地区化困难重重，但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中东与欧洲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为我们观察和研究中东地区化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近年来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包括这两个地区国家在内的环地中海经济圈正在脱颖而出。 环地中海经济圈指的是地中海周围中东北非国家与欧盟国家之间的地区化趋势，由于参与的国家分属于三大洲，因此如果按认为划定的地理范围来说，应属于跨地区的范畴；但由于这些国家实际上都处于三大洲结合部的同一个地区，因此它们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实际上是一种更加广义的地区化。由于这一广义地区化的进程既包括工业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涉及的国家多达20多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因此其参与者之间的经济互补性与合作潜力，以及可以寻求的利益共同点都是狭义的中东地区化所难以比拟的，因此也存在着更大的发展机遇。 中东与欧洲的政治、历史和经济关系向来十分密切。中东北非地区处于西欧的南翼，在地理位置上对西欧地区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历史上曾经是英法等国的殖民地或保护国。在冷战时期，西欧国家把中东视为前苏联集团对其南翼进行战略包抄的战略要地，重点加以防范。中东地区对于欧洲的能源供应也有重要意义。除西欧大部分石油来自该地区以外，80年代阿尔及利亚至欧洲的天然气管道的建成使用使西欧国家大约1/3的天然气和1/4的石油也都依赖于南地中海国家。中东还是西欧产品和投资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90年代初，中东大约占欧盟出国家出口总额的7%，法国、西班牙等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约17%都投放在这一地区 。 出于这样一些战略和经济利益，西欧一向重视加强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其中包括对南地中海国家实行经济上的利诱和拉拢。欧共体早在70年代就与许多地中海南岸的中东北非国家签定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协定，通过这些协定向南地中海国家单方面取消了大部分工业品关税，减低了某些农产品的关税，同时向它们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中东和欧洲作为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不断强化。 冷战结束后，欧洲与中东的关系发展又产生了新的动力。从欧洲方面看，冷战结束后，尽管冷战威胁消失了，但在欧洲国家看来，其南翼并未因此获得安全。一方面，冷战时期就存在的地区性问题，特别是，因宗教、边界、民族等固有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有出现了诸如领导权继承问题、政治民主化、伊斯兰教极端势力活动频繁、经济转轨困难、社会矛盾激化等新的问题，中东地区仍然紧张不安，充满爆发冲突和危机的危险。中东的动荡意味着可能出现对欧洲移民压力增大、能源供应中断或价格的暴涨、贸易和投资市场收缩，甚至恐怖注意活动在欧洲的增加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美国利用在海湾战争和中东和平进程中所取得的优势，扩大其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势力范围，其中包括在中东和北非地区与欧洲进行市场角逐，来势咄咄逼人。欧洲为了保持在中东市场、特别是南地中海地区市场的的传统优势，必须因应美国的挑战。因此，冷战后欧洲国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并没有减少，在许多方面甚至有所加强。为了维护战略利益，欧洲需要对原来的地中海政策进行调整，进一步巩固与南地中海国家的关系。 冷战以后，南地中海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对与加强与欧盟国家关系的需要也产生了新特点。首先，在冷战后格局下，南地中海国家需要保持优惠资金供应来源。南地中海国家一般对外部优惠资金依赖较深。80年代中期以后石油价格下跌，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前苏联和石油输出国组织这两个主要优惠资金来源萎缩。由于前苏联集团的威胁消失，美国也减少了对南地中海地区的援助数额。国际组织因财政吃紧和东欧对国际优惠资金的分流，援助条件也更加严格。南地中海国家得到的援助总体减少。特别令南地中海国家担忧的是，东欧剧变后，欧洲援助重点转移到东欧，南地中海地区相对受到忽视。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以后，欧共体国家把金融稳定放在优先位置，努力限制预算赤字水平和通货膨胀，以便在本世纪实现欧洲货币统一这一欧洲统一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增加了南地中海国家对欧洲削减对外援助的担心。因此，争取保持和增加欧洲援助的数额成为南地中海国家十分重视的问题。第二是，保护主要出口市场。一方面，欧盟国家是南地中海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随着新的世界贸易体制的建立，原来的单方面优惠贸易安排受到威胁。特别是纺织品贸易限制的解除将不利于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的中东纺织品出口。因此，南地中海国家期望通过与欧盟成立自由贸易区的方式优先获得集团内部的自由贸易安排，防范竞争对手，保护其主要出口市场，暂缓新世界贸易体制的冲击，同时为展开经济调整，以进一步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赢得宝贵的时间。另一方面，在东欧发生巨变以后，欧共体加紧向东欧地区扩张。东欧市场比中东更为广阔，地理位置距西欧更近，生产成本并不比中东地区高，因此，倘若东欧与西欧实现自由贸易，而中东与西欧还没有实现自由贸易，则中东国家在西欧市场的份额，特别是组装产品的份额将有失去的危险，欧洲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投资也可能因此而进一步转向东欧。东欧侨民涌入西欧国家，也会对中东侨民在西欧的劳务市场构成竞争。这些潜在的市场竞争增加了中东国家的危机感以及加快融入欧盟市场的紧迫感。第三，通过贸易自由化吸引外资。冷战结束后，外国私人直接投资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然而，南地中海国家投资环境总体上不及与东亚和拉美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私人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甚微。与欧盟消除贸易限制的不仅将使欧盟与南地中海国家之间形成没有壁垒的统一大市场，而且也可使南地中海国家成为进入欧盟大市场的桥梁，这些因素将有利于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 在双方利益基础上，从90年代中期开始，环地中海经济圈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势头。欧盟为了确保其南地中海战略目标的实现和主要手段的实施，一方面增加了对南地中海国家国家的援助数额，但另一方面也对援助附加了更加严格的条件。南地中海国家为取得援助必须与欧盟签定新的“欧洲—地中海联系协定”，新协定规定了受援国必须履行的义务，其中包括受援国必须对欧盟国家实行关税减免，逐步对欧盟国家开放工业品市场，以及按照欧盟的种种标准实行经济社会领域的调整，最终目的是在2010年与欧盟成立一个地中海自由贸易区。受援国所得到的援助与其执行协定的进展直接挂钩。尽管欧盟的新援助条件更加苛刻，许多南地中海国家仍然给予了积极回应。1995年，欧盟与中东国家共同召开了巴塞罗那会议，对于开展环地中海经济合作作出承诺。到1999年4月为止，中东地区的以色列、摩洛哥、突尼斯和巴勒斯坦已经与欧盟签署了联系协定；与此同时，欧盟与埃及、黎巴嫩、约旦、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的有关签署协定的谈判已经开始。根据已经签署的联系协定，在关税减免和建立工业品自由贸易区方面，突尼斯将把对欧盟工业品的关税税率逐渐减低到零。在协定生效后12年内欧盟建成工业品自由贸易区。工业品自由贸易范围扩大到以前受配额限制的纺织品。突尼斯和摩洛哥的鲜花等农产品出口新品种的对欧盟出口量可以增加。欧盟保证在1999年放开对摩洛哥沙丁鱼进口的数量限制并从目前开始对其沙丁鱼进口实行优惠关税。一般来说，每个受援国可得到的援助额比以前要高。例如，突尼斯在1992—1996年总共获得欧盟援助2.84亿埃居， 而据欧盟负责地中海政策的首席谈判代表赖因称，“欧盟对突尼斯的援助在以后5 年中将至少增加一倍”。 事实上，无论是中东国家，还是中东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都具有与欧盟这一世界最大经济集团结合的明显倾向。除了已经或正在与欧盟谈判签署联系协定的国家之外，土耳其、塞浦路斯、摩洛哥等国家早已提出加入欧共体的正式申请，其中塞浦路斯已经被欧盟正式列为下一步的发展对象国。土耳其与欧盟的的自由贸易区已经于1996年1月正式建成。就连中东地区化程度最高的海湾合作委员会也一直寻求与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区。1988年海湾合作委员会作为一个集团与欧共体签署了经济合作协定，双方并成立了联合合作理事会。从1990年开始，海湾合作委员会与欧共体的外交部长已开始就建立自由贸易区展开谈判。环地中海经济圈的趋势正方兴未艾。 中东与欧盟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趋势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是与中东地区化背道而驰，但如果辩证地看来，也有可能促进中东地区化的一面。一方面，在协定联系协定催动下，中东国家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步伐可能加快，从而有利于扫清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体制障碍。第二，作为中东国家，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与欧盟实现自由贸易，不如作为一个经济一体化的集团与实现自由贸易收益更大。作为一个地区经济一体化集团的一员，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轴辐效应”的发生，切实达到增加对外国投资吸引力的效果。这样的动机有可能使诸如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等目前发展缓慢的中东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产生某种活力。 四、中东地区化与中国 中东对中国具有着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中国自从1993年由一个石油净出口国变成石油净进口国以来，越来越依赖中东的石油供应。能否保证中东地区的石油源源不断地流向我国，以及防范石油价格的暴涨，是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安全的重大问题。中东地区是世界上一个不容忽视的货物和劳务贸易市场。我国与中东国家在贸易上具有一定互补性。中国的五金、矿产、食品、纺织品、服装、鞋类、工具、机械设备在当地市场需求较旺。中东地区从70年代末期以来，逐渐成为中国建筑工程承包劳务的主要出口市场，中国公司在该地区获得的承包项目越来越大。中东海湾国家是国际资金供应来源之一，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需要获得当地的优惠资金供应。 中国与中东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发展较快。中国与中东地区的贸易额在1990年还只有25亿美元，1997年已经上升到近百亿美元。.中东原油在中国进口原油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已从39．5%提高到47．4%。除了1994年以外，从中东进口的原油每年都在以50%以上的速度递增。1990—1995年， 向中国提供原油的中东国家已从阿曼和伊朗两个国家扩大到也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共7个国家。 中东是我国重要的劳务市场。我国在中东地区建筑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总额在1979—1991年期间约达60亿美元，占我国对外建筑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总额的大约1/3。近年来我国在这一市继续取得进展，特别是拿到一批大项目。1995 年中国公司与伊朗的德黑兰城郊铁路公司签署了总额为5．73亿美元的一揽子工程承包合同。同年，中国石油建设总公司与科威特签署了在科威特西部建设古达伊尔和马纳吉什两大集油站的4亿美元承包合同， 取得了中国对外石油工程承包历史上最重大的成就。1997年，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承包劳务合同额为8亿美元。 中东也是我国的外资来源之一。科威特对中国提供的资金较多。1991—1995年中国实际利用来自中东的外国直接投资共2．23亿美元，其中科威特占88．3%。 科威特也是中东地区唯一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的国家。从1982到1996年，科威特共向中国提供了5笔贷款，总金额约为5.2亿美元。贷款条件比较优惠。 中国已经利用科威特政府贷款安排了20个建设项目。以色列也已在我国设立了40多家合资企业或公司代表处。 然而，面对我国对中东石油日益增长的需求及其可能带来的与该地区贸易平衡问题，中国对中东的经贸关系还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中东地区化对与中国与中东国家贸易的发展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 由于地区化本身具有的排他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中东地区化对于中国与该地区经贸关系的发展难免有消极影响的一面。例如，目前在欧洲和其他国际市场上，中国的服装、纺织品和箱包等主要出口产品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对中东地区的同类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然而，倘若中东国家与欧盟结成自由贸易区，欧盟对中东国家的此类商品取消关税和非关税限制，则尽管中国产品具有比较优势，也未必能够继续保住市场，有可能受到排斥。倘若欧盟国家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得以免税进入南地中海国家市场，则中国对该地区同类产品出口势必也会受到冲击。 但另一方面，中东地区化也为中国开拓中东市场提供了机会。我们应当看到国际经济贸易中的这样一个重要趋势，即货物贸易、劳务贸易和跨国投资已经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只有从大经贸的角度采取对策，才会寻找到更多的机遇。 首先，无论是地区化还是跨地区化都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调整和市场对外开放为前提和基本特征的。随着中东地区化的进展，中东经济自由化的趋势也在加强。许多中东国家在降低关税、调整汇率等方面已经和正在继续作出努力；不少中东国家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有一些国家正在为加入这一组织进行谈判。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而言，这些进展无疑意味着进入该地区市场的障碍总体上是趋于比原来减少，而不是增加。 第二，环地中海经济圈趋势意味着一个包括中东和欧盟在内的世界最大区域经济集团正在形成，中东国家正在成为进入这个大市场的桥梁和门户。对于富有远见的国家和企业而言，中东这个贸易和投资场所不应当再受到忽视。中东国家尽管在投资环境方面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随着地区化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近年来在建立自由贸易区、减少对外国投资的限制、简化投资审批手续、提高对外资的优惠待遇、制定有关外国投资的法律等方面也在不断取得明显的进展。如果中国企业抓住机遇，以投资为先导，到中东国家投资设厂，按照有关中东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以及中东国家与欧盟达成的原产地规则，使产品在当地增值30-40%，则其产品不仅可以免税行销中东地区成员国，而且可以更加顺畅地销往欧盟大市场，扩大产品的国际销售。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劳动力资源、原料、半成品等资源成本可以按照最低的成本在广大的地区内合理配置，可以使在这一自由贸易区内投资的企业受益匪浅。 第三，中东承包劳务市场尽管已经今不如昔，但对我国而言，仍然具有开发潜力。无论是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还是南地中海国家，地区化的发展正在带动有关的公路、铁路、机场、运河、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电网等一大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给中东建筑工程承包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也为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国际建筑工程承包公司带来新的商机。经过多年市场磨炼的的中国公司在建筑工程承包方面能力已经显著增强，可以在激烈竞争的中东劳务市场赢得大型建筑工程项目。由于中国对中东地区的石油进口需求在快速增长，因此中国可以承受以石油换承包劳务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已经使机电成套设备出口能力大大增强，通过承包劳务带动高附加值的机电成套设备出口、改善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实现我国出口替代的前景比以往更加光明。 第四，在多种矛盾的制约下，严格地理意义上的中东地区化困难重重，中东国家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经济全球化大潮之中，经济增长充满活力的中国市场也正在引起中东国家日益高度重视，从而为中国与中东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以石油美元的利用为例。到目前为止，我国对石油美元的利用甚少，但新的机遇正在出现。一方面，中国对中东石油的进口需求不断增加，但由于进口数量之大以及中东油质的不同，现有炼油厂和石油储运设施都难以满足需要，引进资金发展下游产业可以说是中国能源安全的战略性要求。因此，1997年12月中国政府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明确地把输油、输气管道及油库、石油专用码头等石油下游产业的建设、经营列入“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的范围。另一方面，中东主要石油输出国面对目前日益激烈的国际石油市场竞争，正在采取石油工业的国际一体化战略，通过加紧在石油消费国的石油下游产业投资来确保和扩大其原油市场份额，尤其重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快速增长的亚洲国家投资兴办石油下游产业。因此，吸引主要石油输出国投资于中国的石油下游产业完全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可以成为中国扩大引进石油美元的主要形式。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