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格局转换与中非关系》
文章来源： 日期：2009-04-30
| 《国际格局转换与中非关系》 | |||
| 作 者： | 贺文萍 | 完成时间： | 2000-10-10 |
| 成果形式： | 学术论文 | 奖 项： | |
| 课题类别： | |||
| 简 介： | 国际格局转换与中非关系 贺文萍 内容提要：中非关系的发展变化是与国际格局的转换以及中国、非洲双方形势的发展变化唇齿相依、紧密相连的。在二战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大格局下，中国依据不同时期与美苏关系的远近先后采取了“一边倒”、“两条线”和“一条线”的外交战略，中非关系因而也经历了从20世纪50-70年代末强化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色彩到80年代淡化意识形态、重视经济利益的转变。冷战后“一超多强”的过渡性格局既给中非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制约因素，同时也为中非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政治基础。从长远看，国际格局的多极化不可抗拒。中非关系的加强有利于推进国际格局的多极化，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中非关系在多极化格局下也将步入一个稳定、健康、自主发展的新时代。 关键词：格局转换、中国外交战略、中非关系 作者简介：贺文萍，1966年生，1989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毕业，曾先后赴美国耶鲁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修。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职博士生。曾合作编写《南非政治经济的发展》（1994年）、《当代非洲政治变革》（1998年）等书。通信地址：北京1120信箱；邮编：100007。 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中国与非洲50年来的友好交往和“全天候朋友”般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关系堪称“南南合作”的典范。然而，尽管中非关系50年来一直保持稳定健康的发展势头，但这并不等于说中非关系的发展形如一条直线，波涛不起，水波不兴。事实上，作为区域性外交，中国与非洲的外交关系必然受制和围绕着国际大格局的变动而变动，必然随着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的调整而调整。中非关系的发展变化与国际格局的转换以及中国、非洲双方形势的发展变化是唇齿相依、紧密相连的。只有站在国际格局演变和转换的高度上，才能看清中非关系发展的全貌。 冷战时期两极对抗格局下的中非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从二战结束后有限地区的冷战对立日益走向全球范围的对立，1962年甚至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新的世界大战似乎一触即发。在战后长达半个世纪的两大阵营对垒的冷战大格局下，美苏争霸又经历了一个美攻苏守（60年代）、苏攻美守（70年代）和美苏战略相持（80年代）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大格局中不同时期的小格局。在美苏全球争霸狭缝中的中国，也依据不同时期与美苏关系的远近先后采取了“一边倒”、“两条线”和“一条线”的外交战略抉择，中非关系因而也不可避免地随着国际形势和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冷战高潮时期的中非关系（50-70年代末）：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政治利益压倒一切。 50年代，新中国主要面临着国家安全的威胁。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1954年美国拼凑“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美蒋勾结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以及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的出现，中国在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海地区三条战线上同时面对美国强大的军事挑战。为确保国家安全，中国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联苏抗美的外交政策，与苏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一边倒”的思想框架内，50年代初期中国主观上仍把亚非拉许多民族国家看作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成员，没有放手与它们发展关系。客观上由于台湾窃取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一些亚非拉国家在同新中国交往方面尚存在疑虑，致使中国在扩大外交阵地中受到一定限制。直至1955年亚非会议的召开，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才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中美对立的加剧，中国外交转向同时“反（美）帝和反（苏）修”的“两条线”战略，外交空间进一步缩小。为打破美苏的外交包围，毛主席先后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即认为在美苏之间存在着由民族独立国家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构成的“第一中间地带”和由除美国以外的西欧、日本、加拿大和澳洲构成的“第二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美苏为第一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为第二世界），认为第三世界亚非拉国家和人民，才是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基本力量，是我国在国际斗争中应该团结和依靠的主要对象和直接同盟军（第二世界为需要争取的间接同盟军）。亚非拉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周总理在1963年底和1964年初对非洲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周总理在强调访非的重要性时曾说：“我们必须打破两个超级大国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并在访非期间提出了中国同非洲、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 和中国对非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这些原则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是真心诚意地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平等关系，帮助它们发展民族经济，不以大国自居，不谋求私利。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和非洲国家建立起了一种国际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平等和相互支持的新型关系。 而且，中国在自己经济还不富裕甚至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非洲国家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南部非洲人民的反种族主义斗争提供了大量真诚无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如在阿尔及利亚7年半武装斗争期间，中国向阿提供了大量财政、武器装备和一般物资等无偿援助，接受阿军官来中国培训，为阿最终取得反法武装斗争胜利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为中国在非洲乃至国际上赢得了崇高地位和威望。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在6-70年代所赢得的国际影响远远高于其物质力量所能提供的水平，给“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命题提出了解释的难题”。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也说：“中国领导人在运用他们掌握的资源时，具有高度的技巧，最突出的是中国能巧用外援，通过慷慨而没有条件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为中国争得影响，使他们的国家成为对世界局势发展的一个主要发言人。” 中国学者阎学通也认为，“60年代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声誉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利益，就是靠这种政治声誉，中国赢得了非洲国家的支持，打破了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战略。非洲国家的政治支持在中国1971年重返联合国发挥了重大作用。” 70年代初，为改善国际环境，避免两面作战，中国确定了以联美抗苏为基本特征的“一条线”战略。由于此时在美苏争霸中呈现苏攻美守的态势，70年代中期又有苏联插手的安哥拉内战、扎伊尔事件和欧加登战争的频频发生，中国因此认为“后起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比美帝国主义更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需要团结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一时期，随着中国重返联合国和中美关系的逐步改善，中国的外交舞台进一步扩大，中非关系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整个70年代，我国同25个非洲国家建交。坦赞铁路、几内亚金康水电站和刚果布昂扎水电站等重大工程都是在70年代建成的。而且，绝大多数援建项目的实施主要从意识形态理想主义和无条件国际主义出发，以政治利益和政治效果为优先考虑，经济效果则忽略不计。 因此，中国这一时期在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时强调意识形态。60年代把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按其对美帝国主义及原宗主国的态度、关系划分为左、中、右；70年代又搞“以苏划线”，视不同国家、派别和组织对苏联的立场来决定对它们的政策。如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三派（人运、解阵、安盟）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本来都得到过中国的支持，但因“人运”后来靠向了苏联，中国便疏远了与“人运”的关系。甚至当“人运”于1975-1976年宣布建立全国政权并击溃另外两派后，中国曾长期未予承认，直到1983年中国对外政策调整后，中安两国才建立外交关系。又如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爆发欧加登战争时，因埃方使用了古巴雇佣军，中国便在实际上采取了同情索方的态度。这种“以苏划线”的做法，不仅使非洲国家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十分为难，而且减少了我国外交的回旋余地。 美苏战略相持时期的中非关系（80年代）：淡化意识形态，重视经济利益。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我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给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与良好的国际环境，1982年前后中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也有了实质性的转变。首先是对国际局势看法的转变。在整个80年代，一方面是美苏争霸从初期的战略僵持状态到中后期的缓和，另一方面是国际和平力量的不断增长，世界热点地区不同程度的降温。中国政府因而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看法，得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结论；其次是外交战略的转变，改变了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转而奉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真正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全方位的和平外交方针。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可见，中国外交已从意识形态理想主义转向了务实的经济理性，从无条件的国际主义转向了国家利益优先。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追求国家经济利益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 独立自主全方位的和平外交方针体现在对非政策上，就是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定亲疏，也不搞“以苏划线”或“以美划线”。中国认为，发展中国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同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保持密切关系，接受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正常援助，是正常的现象，并不影响中国同它们发展友好关系。这一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使中非关系朝纵深稳定发展。80年代，津巴布韦、安哥拉、科特迪瓦和莱索托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使51个非洲国家中，与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由70年代的44个增加到47个。双边高层互访也很频繁。从1981年至1989年，仅应邀访华的非洲国家元首就有55位，平均每年6位以上。 从经济方面来看，进入80年代以后，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渐转入争取经济独立，通过发展民族经济来巩固政治独立的阶段。而中国开展大规模现代化建设，自身资金的需求很大，像以前那样无偿向非洲国家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已感力不从心。双方需要建立一种在平等基础之上的新型经济互利合作关系。因此，1982年底至1983年初，赵紫阳总理在访问非洲11国 时，与非洲国家领导人广泛探讨了新形势下双边经济技术合作的新形式和新途径，并提出了我国同非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具体说来，就是双方应在团结友好、平等互利的原则下，从双方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出发，发挥各自的长处和潜力，力求取得投资少、工期短和收效快的良好经济效益；双方合作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因地制宜，包括提供技术服务、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进行科学技术交流、承建工程、合作生产、合资经营等；双方合作的目的在于取长补短，互相帮助，以利于增强双方自力更生的能力和促进各自民族经济的发展。应当说，这四项原则是60年代初我国援外八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但它比援外八项原则更强调经济上的互利性、双向性和经济技术合作形式的多样性，它的出台标志着中非经济技术合作关系进入了新阶段。截止80年代末，中国同40多个非洲国家共签订了承包工程和劳动合同2000多个，参加承包劳务人员达8000余人。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非洲国家和地区达55个，几乎遍及全非洲。1989年中非贸易进出口额增至11.64亿美元，比1979年增长42%。 当然，中国自1979年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后，在80年代与欧洲、大洋洲、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科技等各领域的关系都有了很大发展。而且，中国为给国内现代化建设筹集资金，也下大力气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因此，也有国外舆论认为，80年代中非关系在中国外交政策中已经被边缘化了，“随着中国从国外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援助，非洲从中国得到的援助则越来越少了”。 但是，实事求是地看，“边缘化”恐怕有些言过其实，而双边关系的重心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则是不争的事实。 冷战后“一超多强”格局下的中非关系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格局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笼罩世界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两极格局宣告终结。多极化成为国际格局演变的主导方向。但在当前，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挟冷战胜利的余威，以其占压倒优势的强大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使国际格局在向多极化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一超多强”（美国一超，欧盟、俄罗斯、日本、中国等诸强）的过渡状态。 在“一超多强”的过渡阶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调整其外交政策。不仅一些原亲苏国家朝西方的方向转变，而且一些奉行全方位外交的国家也开始转向，把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放在优先地位，因而增加了对西方的经济依赖、政治迎合以及在争取西方资金和技术方面的相互竞争。另外，冷战的结束还使原来被掩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不同程度存在的一些宗教矛盾、民族冲突和边境纠纷等暴露出来，影响了它们相互间的团结合作，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分化，使南南合作步入低潮。 在中非关系方面，国际格局的变化给双边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制约因素。首先，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对非洲“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构成了严重的冲击。非洲丧失了冷战时期的国际战略地位。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力推行的所谓“政治民主化”的影响下，不少非洲国家有逐渐趋同西方政治文化的倾向（非洲新一代领导人大多接受的是西方教育）。目前，非洲53个国家中，除六七个国家（包括索马里和利比里亚这类军阀混战的国家）外，40多个国家实行了政治民主化，在政治体制上接受了多党议会制；其次，西方改变了争夺非洲的策略和手法，其对非政策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冷战时期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利用军事干涉和代理人战争等赤裸裸的手法所不同的是，冷战后，西方打着“推广民主自由”和“人道”、“维护和平”的幌子，在军事上采取低姿态，鼓励非洲人自我解决冲突，但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则加大了对非的政策力度。近年来又在减免非洲债务问题上大唱高调，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另外，冷战后亚洲国家的大举进入非洲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竞争对手。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一方面是非洲国家采取了全方位多元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亚洲国家也在全球范围内为其产品和资金寻求市场。近几年来，印度、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商人大举进入非洲市场。1995年，仅马来西亚对南非的投资就占南非全部利用外来直接投资额的一半；最后，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还客观上为台湾当局在非洲的活动提供了一定条件。台湾在非洲的政治存在到80年代末本已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1988年时，仅有3个非洲国家（南非、斯威士兰和马拉维）维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但90年代以来，台在非洲的政治活动又死灰复燃。一方面，台标榜自己为“自由民主国家”，向非洲国家鼓吹和推广台湾发展的成功经验（包括所谓“民主政治”的经验）。另一方面，台还利用一些非洲国家出现的经济困难，通过提供大量援助和用金钱收买这些国家高层决策人员，来引诱其与台湾建立所谓正式“邦交”关系。目前，台湾共与8个非洲国家 维持有“邦交”关系。其中5个是舍我就台。 但辨证地看，“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也为中非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政治基础。冷战后，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团结较6-70年代有所下降，但南北差距的不断扩大、不合理的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使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包括中、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强权、反霸权、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仍有着广泛的共同政治基础。冷战后，西方国家在所谓资本主义已取得全面胜利的“历史终结论”的鼓舞下，为把非洲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之中，不顾非洲的国情，以各种手段迫使非洲国家实行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如将多党制与援助挂钩，即对不实行多党制的非洲国家停止援助。美国甚至干涉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国的内政，公开支持该国的反对派制造动乱，遭到众多非洲国家的强烈反对。对中国在冷战后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西方也动用了经济上制裁和舆论上散布所谓“中国崩溃论”（因崩溃未成，后又演变成“中国威胁论”）的伎俩，试图对我国实施战略围堵。因此，中非双方在反霸、反强权、反干涉上具有强烈的认同感。 对于日益加大的南北贫富差距和发展不平衡，发达国家往往归咎于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人民缺乏积极进取精神，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现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制约。这种不平等是数百年的剥削和掠夺造成的，而且这种掠夺当前仍以某种新的形式在继续。如不断恶化的贸易环境、沉重的债务负担、资金从南半球向北半球转移、附加人权条件的发展援助和经济结构调整计划，等等。非洲国家大多国小民穷，经济多为单一结构，是现存体系的受害者。而中国一贯主张所有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都有权参与国际事务。这一主张无疑反映了弱小非洲国家的心声。 在有关“人权”和“主权”问题上也存在共识。在后冷战时代，对“人权”和“主权”的不同价值判断及孰高孰低的相左认识已成为位居冷战后国际政治前沿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交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人权的“卫道士”自居，在“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旗号下，对不依照其人权观、价值观和政治模式行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和外交压力，大行干涉主义之实。它们片面强调人权的普遍性、个人性（individuality）、至上性（paramounty）和可行性（practicability），否定民族权利等集体人权的存在。而且近年来又弹起了“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并据此提出所谓“主权过时论”和“干涉有理说”，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变成审判发展中国家人权的“法庭”，人为挑起了人权领域的南北对抗。对此，中国、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据理力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人权观、主权观。中国政府多次发表《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驳斥美国的人权谎言和无端指责。非洲国家也在1981年于内罗毕召开的非统18国首脑会议上通过了《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利宪章》（1986年开始生效）。该宪章不仅在世界人权发展史上首次将民族权纳入人权体系，丰富和升华了人权内涵，而且综合了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权利内容，对国际人权法做出了非洲的贡献。 综合起来，中国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在“人权”、“主权”问题上形成的共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主张在人权问题的国际合作过程中，只有尊重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解释，才能有利于人权国际保护的正常进行。各国、各民族不同的历史、习俗、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决定了生活在不同国度里的人们对人权的解释和侧重会有所不同；（2）认为“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应优先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与发达国家强调发展权的政治含义不同，发展中国家认为发展权的核心含义应是经济发展，是生存和改善生存条件的权利；（3）认为人权是个发展的概念，今天的人权已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个人权利，还应包括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等集体人权；（4）坚持国家主权原则，认为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同样适用于国际范围的人权合作问题。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 正是基于在人权问题上的上述共识，中国才得以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借助包括非洲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自1990年以来已连续9次挫败西方的反华提案，取得了人权斗争上的胜利。以1997年为例，在日内瓦人权会的表决中，27个国家投票支持中国，其中14个是非洲国家。 都希望加强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20世纪末期，联合国遭遇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去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开联合国，打着所谓“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号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进行了长达78天的狂轰滥炸，还用导弹击中了我驻南使馆，造成了人员伤亡。由科索沃战争暴露出的联合国被边缘化的危险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由于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起着一定的制衡作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感到被联合国束缚了手脚，开始想方设法肢解、削弱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个别国家甚至酝酿提出以西方八国集团取代联合国的提案。而中国、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在两极格局终结、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过程中，加强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维护世界和平。 1999年6月底，在埃塞俄比亚举行的关于2000年9月召开联合国千年大会的非洲意见听取会上，与会的140多名非洲政府和民间代表一致要求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更有效作用，为建立合理、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做出新贡献。与会者呼吁紧急振兴联合国，使之能更好地协助非洲减轻贫困，实现政治多元化，应付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在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方面，认为联合国应与非统组织加强合作，而且联合国的主导作用不容取代。同年7月和9月，非统又先后举行两次首脑会议，呼吁“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加强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作用，反对在处理国际关系中一些国家单方面使用武力。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轰炸南联盟时，纳米比亚等非洲国家曾公开表示反对。 总之，冷战后中非关系虽面临一些挑战，但同样也孕育着很多机会。中国政府也抓住了这些机会，适时调整了中非关系，把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外国干涉非洲事务作为重点，巩固和深化双边政治关系。90年代以来，中非高层政治交往增加。1992年7月杨尚昆主席访非时提出了中国发展同非洲国家关系的六项原则。 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非时又提出中非应成为彼此可以信赖的“全天候朋友”，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国家关系的五点原则主张。 此后，李鹏、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等中国高层领导人都先后访非，密度之大，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中非关系在经受国际格局剧烈动荡的考验后，步入了一个长期友好合作的新时期。 在经济方面，中国在继续改善和发展与西方国家经济关系的同时，大力开展全方位外交，重视开发非洲的资源及商品和投资市场，使中非经贸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目前，我国已同58个非洲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在非洲的贸易公司和代表处共有150多个。近几年又相继在非洲设立了11个“投资开发贸易中心”。 截止1997年底，中国在非洲共签订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7000多份，累计超过100亿美元。1997年中国新批准在非洲设立海外企业49家，中方投资金额8752.49万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25%。 中非贸易额也由1988年的10.22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55.36亿美元，增幅达5倍多。另外，中非在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也广泛开展。全方位、多层次、重长远成为这一时期中非交往的主要特征。 未来多极化格局与中非关系 虽然美国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暂时居主导地位，但从长远看，国际格局的多极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就连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近作《孤独的超级大国》中也不无感慨地承认，当前的世界还不能称作是单极，而是单极﹢多极体系的一种奇特的混合体系。而且，超级大国试图建立一个单极体系的努力促使其它大国做出更大努力来实现多极体系。 的确，近年来世界各大国之间的牵制、反牵制角逐明显加剧，各种力量正在重新组合。大国间以条约、协议等形式寻求战略依托，构筑名称各异的新型双边伙伴关系，这表明各大国并不甘心于“美国治下的和平”。中国一贯认为，政治多极化有利于贯彻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对世界的和平和繁荣有利。1997年4月，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同年5月，江泽民主席和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中法联合声明》中再次重申要“强化多极化”。 中非关系的加强有利于推进国际格局的多极化，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在“一超多强”的过渡阶段，非洲在可预见的未来暂时还不能上升为一极。中国虽政治上已成为一极，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尚不足以同美国抗衡。和美国及其他诸强比，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还较弱。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是美国的1/8和日本的1/4，若按人均统计则排名更加靠后。这就制约了我国作为一强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力度。为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我国需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调动一切政治资源，结成尽可能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来制约美国的单极世界战略和霸权主义行径。冷战后，尽管非洲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但近年来非洲联合自强、以一个声音说话的势头增强，联合起来的非洲的力量不可小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主力，非洲有53个国家，约占不结盟国家的半数和联合国成员国的近1/3，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可借重的力量。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数目最多的非洲加强团结与合作，有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影响力，这对于抗衡美国的单极霸权，平衡国际关系，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进程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在5-60年代，国力不强的中国能与美、苏构成所谓的“大三角”关系，主要是因为我们团结了广大亚非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大。要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个世纪保持和推进这一势头，就必须对当今日益尖锐复杂的国际形势有一份清醒和完整的认识。冷战的结束虽然将美苏两霸争夺世界的一幕送进了历史博物馆，但另一场各大国间争夺世界资源和市场、抢占经济“制高点”、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综合国力竞赛的新一轮更加激烈的“冷战”又拉开了序幕。而且，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定位将主要取决于这一综合国力较量的结果。近年来，在全球经济、军事区域化和集团化的浪潮中，西方大国不仅积极构筑各自主导的经济圈（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共同市场以及俄罗斯与中亚等国签署的加深一体化条约），而且在军事集团化方面也迈出了新步伐（如北约东扩、美日安保条约的续签），表现出新一轮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倾向。为在下个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占据更有利的地位，中国应明确自己在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定位，即不做西方的附庸，始终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总之，由于大国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其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和代表性，中国决不可将原有的良好中非关系拱手失去，失去容易得到难，从全球政治和下世纪综合国力竞争的角度着眼，中非间的传统友谊一定要珍惜和用心维护。 在多极化格局下中非关系将迎来自主发展的新时代。在多极化形势下，各极的相互制约会产生均衡，而均衡本身就意味着稳定。不管是美、欧、日、俄、中，还是美、中欧、俄、中 ，各极之间将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新格局。协商、谈判、条约是多极化国际协调机制的主要内容。由于不再有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中、非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国际地位将上升，对国际事务、国际规则也将拥有更多的发言权。非洲也将迈上发展的快车道，逐步摆脱边缘化状况。中非关系则不必再受制于或服务于某一、两个大国关系的调整和变化，真正步入一个稳定、健康、自主发展的新时代。 ——本文刊载于《西亚非洲》2000年第5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