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非洲还能走多远？
贺文萍 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室主任、研究员
近十年来，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有关中非关系的国际舆论可谓层出不穷。其中既有负面的“中国新殖民主义论”、“中国掠夺非洲资源论”，也有正面的“中国促进非洲发展论”和“中国机遇论”。那么，中非关系如今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中国在非洲的实际影响究竟有多大？换句话说，中国在非洲到底还能走多远？
如同衡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我们也常常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来衡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西方与非洲的关系相比，中非关系在这两个维度上似乎都不占优势。从时间维 度看，虽然中非间最早的接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我国的汉代，但真正意义上以及经常性的中非交往则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时间跨度也就短短的60 年。而西方则从15世纪开始，就踏上了非洲的土地，在非洲进行了数百年的殖民统治，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可谓相当广泛和深厚。从空间维度看，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与非洲仅隔地中海相望，感觉上常把非洲当成自家的后院。我认识的一些欧洲的非洲问题学者谈起去非洲调研，似乎真如同到自家后院散步一样，透着抬腿就走般的轻松和随意。相比而言，中国与非洲则在地理上相距万里。大多数中国人仍把非洲看成一个遥远和神秘的大陆。中国的非洲问题学者更是少有机会到非洲调研。偶有机会，也大多是借助西方的财力资助，要经过长期和艰苦的课题论证和筹划方能成行。
不过，另一方面，虽然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中国并不比西方占优势，但基于共同的遭受殖民侵略的痛苦历史记忆，以及现当代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求生存和求发展的共同发展诉求，更重要的是，秉承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原则，现当代的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在短短的60年里走过了建立、发展和全方位快速发展的三个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到70 年代末的第一阶段，中非关系主要体现在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和巩固国家独立斗争中的相互支持。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则可以说是中非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与这一时期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总方针相对应，经济因素在中非关系中的比重上升， 强 调 在 平 等 互 利 的 基 础 上 开 展 多 种 经 济技 术 合 作 。进 入 90 年 代 以 来 ，中非关系进入了全面合作的第三阶段。除继 续 加 强 中 非 经 贸 合 作 的 力 度 外 ，中 国 还 重视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多渠道、多层面地全方位发展中非关系。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则为加强双边交流、沟通和合作建立了机制化的战略平台，中非关系在这一战略机制的强力助推下，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如在政治层面，频繁进行的中非双边高层互访以及在国际重大问题和双边事务上的相互支持有力地推动着中非 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在经济层面，中非贸易额在近十年里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长，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1068 亿美元。如今，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仅次于欧盟的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对非投资也从2001年的5000万美元提高到近年来的年均10亿美元。非洲还成为了中国第二大海外劳务工程承包市场。据悉，在非洲的中国人数目已近百万，在非洲开展经贸活动的中国公司已达1600 多家；在文化和教育层面，以弘扬中华文化和推动文化交流为宗旨的“孔子学院”在非洲雨后春笋般地建立，非洲来华留学生和各类人力资源培训班的数目也呈直线上升趋势……
后发而勃兴的中非关系自然引发了非洲的兴奋和西方的关注。在非洲，虽然在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中也存在对中非关系的负面评述和报道，但积极和建设性的看法仍是主流。许多非洲的有识之士都认为，虽然中国也到非洲来开采自然资源，但与西方半个多世纪以来免费攫取的做法不同，中国还向非洲提供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大量投资作为交换。中国在最近30年的快速发展已经雄辩地说明，非洲不能再把欧美模式看成解决问题的药方。非洲必须牢牢抓住中国的尾巴（当中国往前奔跑，非洲也能随之前进）。中国参与非洲事务是非洲发展的最新机遇（也可能是 最后一次的历史机遇），非洲必须牢牢抓住，决不能再错过。即使是普通民众，因其从中国的经贸活动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中直接获益，也对中国人的到来持欢迎态度。今年2月，我在卢旺达调研时，曾偶遇一个在街头轮滑的非洲少年。他引用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论”比喻说，中国睡狮现在醒了，发出的怒吼引发的世界震动他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都感受到了。但这种震动的感觉很好，给停滞不动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坐落在基加利教育学院内的卢旺达“孔子学院”里，也有不少非洲学生在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有非洲学生和我交流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到卢旺达来投资办厂，学会中文对于毕业后的就业找工作将会是一大竞争优势。记得有一位名叫博都多的学生学习中文特别用心和刻苦，他说他的哥哥就在一家中资公司工作，是哥哥用工资收入资助他上学。他哥哥公司里的中国同事都热情善良、工作勤奋。他翘着大拇指对我说，“中国人很好，真棒。”
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自然也令那些把非洲视为自家后院的西方国家感到不安。感到中国人动了自己在非洲的“奶酪”的一些西方政客、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开始把聚光灯对准中国政府、公司乃至个体户在非洲的一举一动，用放大镜观察中国人在非洲可能产生的任何瑕疵。一些负面的公司个案被渲染成带普遍意义的国家行为，正常的资源开发合作被描绘成“资源掠夺”。中国公司参与全球化竞争，以高效低价竞标成功的项目被指是搞了暗箱操作或者政府的幕后支持，等等。另外，指责和批评还指向了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原则”，认为这一原则实际上是对所谓“无赖”或“失败国家”的变相支持，不利于西方国家在非洲推动的民主、人权事业以及反专制和反腐败运动的进展。这一指责乍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细细分析，这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联系。姑且不论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依靠自身努力（所谓“内因为主”和“外因为辅”），而且更重要的是，“民主”、“人权”和“良政”并不是建立在沙基上的海市蜃楼，不可能通过漂亮的口号和一味的鼓吹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它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以及人民教育水平和法制、民主意识提高的基础之上（实际上西方自身也是经过了数百年的努力才达到了今天的水平）。因此，中国在非洲大力发展经贸合作（仅中非贸易一项近年来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20%）、帮助非洲国家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贫困，大力开展对非人力资源培训等等工作实际上就是在夯实非洲实现民主和良政的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源基础。说到底，非洲的发展道路选择毕竟是掌握在非洲人民自己手中。
当然，我们在惊叹今日中非关系大发展的同时，更应当心存挑战意识和危机意识，在总结经验的同时更应当发现和反思不足和教训，为的是在国际风云激荡、非洲形势也不断出现新变化的环境下继续挖掘潜力，深化全方位合作的中非关系，把中非友好之船沿着和谐发展的方向驶向未来。现阶段，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贸易量的快速提升并不意味着经济竞争力的同步提升，贸易结构、经贸合作中的技术和科技含量、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甚至有关法律和专家人才队伍的锻炼和培养等其他经济竞争力的指标要素都缺一不可。在提升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道义感召力和外交亲和力这四个方面，我们都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许多方面，西方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也需要我们放下身段来学习和借鉴，来自非洲的有益提醒和建议更需要我们认真倾听。
事实上，中国在非洲到底还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一些非洲关注的敏感问题（比如加强中国公司的属地化管理，当地劳工的雇佣不足问题、纺织品工业的竞争和保护非洲幼稚工业问题、中国商品的质量问题、提高中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等）如何回应，如何在走入非洲的过程中真正从非洲的利益着想，切实做到、做好互利双赢。另外，加强中非间的相互了解也是决定中国在非洲到底还能走多远的重要因素。有一句阿拉伯谚语说得好，“独行走得快，相伴走得远”。笔者去年9月到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加纳三国调研时，就有非洲学者表示， 由于西方在非洲数百年的殖民史和西方对非研究起步早，研究覆盖面广和比较深入，西方对非洲的了解以及非洲对西方的了解都要强于中非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他们也同时指出，虽然美欧等西方国家了解非洲，但不站在非洲一边为非洲说话。中国站在非洲一边，但遗憾的是，中国还不十分了解非洲。相互不了解就会容易产生猜疑，同时也为西方散布的种种攻击中国的言论（如“新殖民主义论”和“掠夺资源论”等）准备了土壤。非洲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还容易产生过高期望值得不到满足后的失望甚至怨恨情绪，而中国对非洲的不了解更是容易产生两种极端的思维误区：一是以为非洲处处是黄金，容易发财，钱好赚。结果没做好可行性调研就盲目投资；另则认为非洲就是贫困和动荡的代名词，不敢到非洲投资。
要加强中非间的相互了解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在国内和非洲两边下功夫逐步培育。在国内，应设立“中非研究基金”，扶持和培养国内非洲研究机构和人才，使研究人员可以带着课题到对象国进行考察和调研；在非洲，则同样需要重视对研究机构和智库的投资。特别是要充分挖掘和发挥那些在中国留学过并已返回母国工作的非洲学者的潜力和桥梁作用。只有通过中非间不断加强的相互了解，相知相伴的中非关系才能走得更远。
——该文发表于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政论双周刊《人民论坛》2010年8月（上）总第29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