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载于张蕴岭主编《中国对外关系：回顾与思考（1949~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回顾与思考
王京烈
【内容提要】 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友好交往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大致可以分成为两个时期，即前30年（从建国到70年代末期），后30年（70年代末期以来的30年或改革开放后的30年）。前30年主要是积极推动建立外交关系，以政治领域的合作与协调为主，辅之以经贸和社会文化交往；后30年则主要是深化政治领域的合作，同时扩大在经贸、社会文化领域的交往与合作。鉴于中东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应该有系统的中东战略。我们的中东战略不是要建立一种僵化的“模式”，而是建立起“相对开放的战略体系”，即在基本战略目标确定之后，可以根据世界格局和世界形势变化进行有序调整、修订的战略体系，使我们的中东政策不仅能适应、满足我国内外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服务于长远战略规划。文章从国际政治、国家安全、经贸金融合作、提升软实力等视角，提出几点思考。
【关 键 词】 中国、中东国家、友好合作、外交战略
中国与西亚北非地区（即中东地区）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包容了世界四大文明发祥地中的三个：黄河流域、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古老、璀璨文明之间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相互影响与交融源远流长。中国与西亚北非地区的交往史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历史。
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遣张骞等人两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38～126年，公元前119～115年），[①]开辟了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打开了中国与西亚北非地区交往的通道。期间波斯也派使节来华。
大唐强盛之时，正值阿拉伯帝国崛起，两大文明的交往渐趋频繁。中国史书记载，651～798年间阿拉伯使节来华37次。伊斯兰教也是在那个时期传入中国的。各地穆斯林中广为流传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体现出当时中华文明在世界的影响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851年面世的《苏列曼游记》，1355年的《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②]等书籍（其他还有《阿拉伯人及波斯人至印度中国记程》、《道里邦国志》、《黄金草原》、《中国印度见闻录》等阿拉伯文献书籍），记述了阿拉伯商人、旅行家在中国的见闻，介绍了当时中国的地理景观、社会风貌、人文习俗等诸多亲历所见。明朝，郑和于1405～1433年率舰队七下西洋，多次访问吉达沙特阿拉伯和亚丁也门等地。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和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亚洲和非洲广大地区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和中东国家的交往受到严重干扰和影响。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华民国政府同已获得独立的多数西亚北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总体外交战略一直是“和平外交”。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③] 1954年宪法肯定了《共同纲领》中的基本原则。1982年宪法对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有了更完善的概括，“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此后宪法虽几经修改，但这一原则始终没变，2004年修订后的宪法又一次明确了上述基本外交原则（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第4页）。中东（西亚北非地区）是中国外交的重要舞台，新中国的成立为与中东国家友好交往与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大致可以分成为两个时期，即前30年（从建国到70年代末期），后30年（70年代末期以来的30年或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前30年主要是积极推动建立外交关系（实际上这一进程持续了40多年），以政治领域的合作与协调为主，辅之以经贸和社会文化交往；后30年则主要是深化政治领域的合作，同时扩大在经贸、社会文化领域的交往与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在和平外交的总体战略框架下，中国政府积极发展同中东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新中国与中东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5个阶段，持续了40多年。
一、相互了解认识的观望期（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外交关系的是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而与中东国家则经历了一个相互了解、认识的“观望期”，这与当时中国和中东国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不无密切关系。当时中东许多国家仍处于英属或法属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尚未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已经取得独立和解放的国家一般都已经与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建交就面临着“取舍”的选择；中东国家（除以色列外）都是伊斯兰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充满了浓厚的宗教气息，在媒体误导下对“共产主义中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不接受；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对红色中国更是采取了政治上挤压、经济上封锁并辅以军事威慑等政策措施，企图将新生的红色中国扼杀在摇篮里；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又将中国拖入了一场历时数年的惨烈战争，“保家卫国”是当时的最头等的任务。正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和国际环境下，形成了一个短暂的“观望期”，也是日后中国与中东国家外交关系发展的“准备期”。
二、与中东国家建交的高潮期（50年代中期～50年代末）。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这是一次亚非人民团结、胜利的大会，有力推动了全世界反帝、反殖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发展，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和平外交战略，让亚非国家充分了解、认识中国的良机。中国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同与会的亚非国家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3年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得到亚非国家拥护，最终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支持埃及为收复苏伊士运河主权和伊朗为收复石油主权进行的斗争，支持中东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斗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有12个中东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占与会亚非国家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国在处理国家关系中求同存异的诚意、反帝反殖和支持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坚定立场，赢得了亚非国家的普遍支持。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建交进程迎来了第一个高潮期（详见“中国与中东国家建交进程示意图”）。阿富汗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中东国家。此后，埃及、叙利亚、也门、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详见“中国与中东国家建交略表”）。5年中有8个中东国家与中国建交，使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与中东国家建交的低谷期（60年代初～70年代初）。这一阶段虽有长达11年，但由于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的问题等因素影响了与中东国家建交进程的发展。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虽属双边关系，但在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的情况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1963年底到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了中东和非洲10个国家。周总理在阿联（当时埃及与叙利亚组成的联邦）和阿尔及利亚分别提出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5项原则和与非洲国家关系的5项原则。在这次出访中，周总理还提出以平等互利、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八项原则。这是万隆精神的继续和延伸。但是，1966年中国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严重冲击了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也不可避免地干扰了中国的外交事业。中国驻中东国家的大使纷纷被召回，只有驻埃及大使“留守”；文革开始后到1970年期间，中国与中东国家之间没有进行过高层领导人的互访。直到60年代末期中国的外交工作才逐步恢复到正常轨道。[④]尽管这一阶段，中东国家中只有突尼斯、毛里塔尼亚、民主也门（南也门）相继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也为外交关系的发展积蓄了力量。
四、建交的第二个高潮期（70年代初～70年代末）。初期，虽然文化大革命并未结束，但中国仍克服了重重干扰，迎来了同中东国家建交的第二个高潮期（从“中国与中东国家建交进程示意图”中，可以看到峰值明显的变化）。这其中的原因，既有此前中国外交工作中积累的“人脉”，也有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带来的“利好”。其实中国能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本身也是新中国外交实践的收获。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3国关于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提案。提案国中有8个中东、阿拉伯国家，即阿尔及利亚、伊拉克、毛里塔尼亚、民主也门、索马里[⑤]、苏丹、叙利亚、阿拉伯也门等国，占提案国的三分之一。在表决时大多数中东国家都支持中国（有15个中东国家投了赞成票）。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外交政策逐步摆脱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中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在同中东国家交往中同样注重发展与亲西方国家的关系，例如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曾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战略支柱，而土耳其则是中东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中唯一的北约组织成员国。这一时期有8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其中仅在1971年就有科威特、土耳其、伊朗、黎巴嫩、塞浦路斯5个国家与中国建交，之后又有约旦、阿曼、利比亚3国与中国建交。
五、与所有中东国家建交（7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在坚持总体外交战略的原则基础上，在处理与中东国家的关系问题上采取了务实、灵活的措施。这一时期有阿联酋、卡塔尔、巴勒斯坦、巴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6国与中国建交，至此中国与所有中东国家都建立了正常的邦交关系。
1988年11月15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通过了《独立宣言》，阿拉法特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国。11月20日中国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随后巴勒斯坦驻华办事处升格为巴勒斯坦大使馆。这充分表明了中国一贯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的坚定立场。以色列是最后一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中东国家，从1950年以色列承认中国到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经历了漫长的40多年。以色列承认中国后，中以之间就开始了建交谈判，但朝鲜战争爆发后以色列受到美国的压力搁置了谈判；[⑥]1956年以色列与英、法殖民主义联手发动苏伊士战争，1967年又发动了“六·五战争”，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直到80年代末期中以重新接触并最终在1992年1月建交。
中东是全球热点地区，是多种矛盾交织的地区。中国与所有中东国家都建立外交关系后，使中国有可能在该地区发挥更多的作用。
中国与中东国家建交略表
| 国 名 | 建 交 日 期 | 国 名 | 建 交 日 期 |
| 阿富汗 | 1955年1月20日 | 伊朗 | 1971年8月16日 |
| 埃及 | 1956年5月30日 | 黎巴嫩 | 1971年11月9日 |
| 叙利亚 | 1956年8月1日 | 塞浦路斯 | 1971年12月14日 |
| 也门[⑦] | 1956年9月24日 | 约旦 | 1977年4月7日 |
| 伊拉克 | 1958年8月25日 | 阿曼 | 1978年5月25日 |
| 摩洛哥 | 1958年11月1日 | 利比亚 | 1978年8月9日 |
| 阿尔及利亚 | 1958年12月20日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1984年11月1日 |
| 苏丹 | 1959年2月4日 | 卡塔尔 | 1988年7月9日 |
| 突尼斯 | 1964年1月10日 | 巴勒斯坦 | 1988年11月20日 |
| 毛里塔尼亚 | 1965年7月19日 | 巴林 | 1989年4月18日 |
| 科威特 | 1971年3月22日 | 沙特阿拉伯 | 1990年7月21日 |
| 土耳其 | 1971年8月4日 | 以色列 | 1992年1月24日 |
主要资料来源：赵国忠主编的《简明西亚北非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外交部网站相关资料理,参见 http://www.fmprc.gov.cn；‘Hammond Atlas of the Middle East’, Hammond Incorporated Maplewood, New Jersey, 1991。此外，阿拉伯国家联盟中有3个国家即索马里、科摩罗、吉布提分别在1960年、1975年、1979年与中国建交，因三国不属于中东国家，故未列入表中。
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内政策的调整，稳定与发展成为重中之重，中国外交政策和对中东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绝非像有些学者认为的所谓“出现总体转变”。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具体的外交政策措施有所调整，但中国的总体外交战略——“和平外交”始终没有改变。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在与中东国家的交往中采取了更加务实的政策措施，既是为了满足我国国内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使我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更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有利于推动中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也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加强政治互信，深化政治协调与合作；扩大经贸合作，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积极发展社会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加强政治互信，深化政治协调与合作
从整体来看，中国与中东国家无论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中，还是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都能平等相待、相互支持与合作。中国在加强与中东国家关系时，既有一些传统的作法，也有形式上的创新。
——双方高层频繁互访。中国领导人先后访问过中东的所有国家，而中东各国首脑也多次访问中国，例如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生前曾14次访问中国，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先后9次访问中国。中国与中东各国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互访和会谈，无疑拉近了双方的距离、促进了政治互信，同时也推动了其他部门官员的互访，增进相互了解，加强了双方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领域的交往与合作。
——建立政治磋商制度。目前，中国已同20多个中东国家建立了外交部政治磋商制度。例如，仅1997年，中国同土耳其、伊朗、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曼、伊拉克、埃及、沙特阿拉伯、也门、阿尔及利亚等11国进行了外交部政治磋商。[⑧] 使政治磋商制度化，经常就双方关切的问题或地区重大问题进行政治磋商，有助于双方增进了解，增加共识，促进相互合作以及推动地区重大问题的解决。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先后同埃及、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等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埃及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99年两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双方又签署了《关于深化两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实施纲要》。1999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沙特阿拉伯时双方在联合新闻公报中重申，愿将两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关系提高到战略合作水平，[⑨] 2006年中沙元首实现互访，就建立两国战略性友好合作关系达成共识； 2009年两国元首又表示，将全面深化中沙战略性友好关系，不断将其提高到新水平。[⑩]中国和阿尔及利亚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2004年两国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以来，双方在政治、经贸、能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各领域的多种合作都有了更大的发展，同时也在探讨如何不断推进战略合作关系。
——中阿合作论坛。这是中阿合作的新形式，早在1998年阿盟就曾发展21世纪的中阿关系做出了决议。2004年1月成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胡锦涛主席在会见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穆萨先生和阿盟成员国代表时提出了发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新型伙伴关系的4项原则：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增进政治关系；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密切经贸往来；以相互借鉴为内容，扩大文化交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11] 迄今为止，中阿合作论坛已经举行了6届高官论坛和3届部长级论坛会议。2008年5月在中阿合作论坛第3届部长级会议上双方签署了《会议公报》和《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2008年至2010年行动计划》。中阿合作论坛的建立标志着中阿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伙伴关系，不仅将推动中阿友好合作关系，也必将推动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通过中阿合作的平台，中国可以进一步在中东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委派外交特使。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作用，推动相关问题的妥善解决，中国设立了外交特使。从2002年起，中国政府先后任命了3任“中东问题特使”，已出访中东10多次，宣传中国的主张，积极推动阿以冲突特别是巴以冲突问题的解决。中国政府主张：通过政治手段公正合理地处理冲突、弥合分歧，努力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同文明之间应该以平和、包容的心态看待彼此的差异，大力倡导相互尊重；积极鼓励发展合作，这是维护和平、实现稳定的重要基础和保障。[12] 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政府主张，尊重苏丹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对话与平等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支持非盟、联合国发挥建设性作用，[13] 2007年中国政府还任命了达尔富尔问题特使。目前中国特使已多次访问了苏丹和达尔富尔，并多次参加国际关系达尔富尔问题的有关会议，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进行积极斡旋。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国际组织均对中国就达尔富尔问题所持的立场表示赞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认为，中国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正发挥着“建设性作用”。[14]
扩大经贸合作，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
中国与中东国家同属第三世界国家，过去曾有着十分相似的遭遇，今天也有发展社会经济、富民强国的内在需求。中东地区20多个国家大小不一、经济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从总体来看，大多数中东国家国民经济体系尚不完备，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特别是石油生产与出口仍是拉动中东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拥有丰富石油储量的中东地区被称为“世界油库”。在阿拉伯国家的出口结构中石油、矿产品、原料等一直占主导地位，例如1965年占出口结构中的74%，到1990年仍占75%，近年有所改善但仍在70%左右；纺织等其他工业制成品只占很少一部分，约百分之十几；而交通工具和机械设备等所占比例就更微不足道了。[15]
而中国则成功地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不仅有矿山、冶金、发电、采油设备、高精机床、汽车、轮船、飞机等传统工业中各门类，而且建起了石油化工、电子、原子能、航天等新兴工业。到90年代末，中国的钢、煤炭、服装、水泥、电视机、数字程控交换机以及谷物、棉花、水果、肉类等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中国可以提供从一般日用消费品到空间技术不同门类、不同科技含量的多种产品，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用途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也存在巨大的能源缺口。从1993年起中国就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当年原油净进口992.57万吨，2003年原油进口达9112万吨，[16] 2006年进口原油14518万吨，2008年进口原油17888万吨[17]（约有45%来自中东地区）。[18]
中国与中东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巨大互补性，为双方经济合作提供了广阔前景。目前中国已经同大多数中东国家签订了经济贸易与技术合作协议，并建立了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同许多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协议和避免双重征税协议。例如同除索马里以外的21个阿拉伯国家签订了双边经济贸易与技术合作协议，与16个阿拉伯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协议，[19]从而使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合作有了长足的进展。1978年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额仅为10.84亿美元，90年代初也只有20多亿美元，而2001年达到203.2445亿美元，2007年增加到1249.2198亿美元。
中国与中东国家在相互投资与参与工程项目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和成果，除了金融、能源、建筑、交通、制造和加工业等传统领域外，还积极拓展IT业、市政建设等新的领域或新的合作方式。据统计，至2007年6月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各类投资已达60多亿美元。[20] 中国海尔集团在约旦、突尼斯、叙利亚等国分别投资设立家电厂，中兴通讯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已在多个阿拉伯国家投入使用，2007年，华为公司独家承建并完成了阿联酋电信HSPA网络。中东是中国“汽车”驶向海外的重要市场，奇瑞汽车公司已经在伊朗、埃及、约旦等国建立汽车组装生产基地，并开始在中东国家上市。值得提及的是，双方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合作。目前中国参与了卡塔尔、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阿曼、苏丹、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突尼斯、利比亚等国家的石油天然气合作项目。[21]2009年6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英国石油公司联手拿下了伊拉克最大油田“鲁迈拉油田”开发项目，同年1月中石油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一项17.6亿美元开发大型油田“北阿扎德甘油田”的协议，2007年中石化得到一项价值20亿美元开发亚德瓦兰油田的合同。中国与苏丹的石油合作项目实际上是帮助苏丹建立石油工业，涵盖了石油勘探开发、地面建设、管道运输、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等上下游领域一系列项目。由于中国公司的参与，在短短几年内，在几乎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上下游一体化、技术先进、规模配套的石油工业体系，使苏丹从原油进口国变成原油出口国。石油工业的崛起，拉动了其他产业的成长，给苏丹国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中东国家也积极开拓在华发展机遇。至2007年6月，阿拉伯国家在华实际投资约10亿美元，[22]主要集中在能源、金融、石化、轻工、建材、房地产业。2007年，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和中石化集团共同签订了福建炼厂扩建项目的合同。而由阿曼国家石油公司同中国、韩国公司共同出资，总投资额近６亿美元的青岛丽东化工有限公司已正式投产。
积极发展社会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政治经济合作的发展必然会带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诸多领域的中双边合作。中国与多数中东国家都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还同埃及、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一些中东国家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议，推动双方在上述领域的合作。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加强双方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对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重要。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和纽带，并往往成为双方深入交往的重要基础。中国与中东各国相互学习语言的历史久远，但近30年来发展的更快。中国与中东国家互派留学生的数量也在增长，目前中国每年向埃及提供50个奖学金名额。中国的许多大学都开设了阿拉伯语、突厥语、波斯语、希伯来语等中东地区主要语言的教学课程。这些学生毕业后往往成为中国政府机构、企业在中东地区派驻机构中重要的翻译力量。埃及、突尼斯、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色列、约旦、毛里塔尼亚、摩洛哥、黎巴嫩、阿富汗等中东国家也开设了汉语教学课程或建立了孔子学院，学习汉语传播中国文化。伊朗比较高级别的官方代表团访华时，都能听到随团的伊朗中文翻译讲着十分地道的汉语。埃及的艾因夏姆斯大学50年代末开始中文教学，是中东最早开设中文教学的大学。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设有“4年制本科班”，同时也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现每年在校学生达400多人。在埃及的代表团中、旅游胜地等许多地方都能见到这些讲着流利汉语的埃及人。除艾因·夏姆斯大学外，开罗大学、爱资哈尔大学、苏伊士运河大学和埃及科技大学也在近年相继开设了中文系。开罗大学和苏伊士运河大学还与中国合作，相继成立了孔子学院。2009年中国与沙特签署了13项大学之间合作协议，其中就包括帮助沙特高校建立3个中文系。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媒体交流也在加强。中国在中东各国设立了通讯社分社或记者站，记者的足迹早就踏遍了中东地区的山山水水；同样中东国家的驻华记者也将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及时地传播给中东人民，著名的“中东新闻社”和“半岛电视台”等都在华设立了分社。中国使用中东主要语言的广播已经开办几十年了，最近又开通了阿拉伯语电视频道，中东人民可以更迅捷、更直观的了解中国。
46年前中国援外医疗队就开始走向世界60多个国家，中东和非洲国家是最主要的受援国，其中中东国家主要有阿尔及利亚、也门、苏丹、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科威特等。中国的“持久性义举”是世界其他国家都做不到的。尽管条件及其艰苦，但中国医生以“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尽心竭力服务于中东人民，赢得当地人民的深深爱戴和友谊，也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长期良性发展积累了人脉。
中东人民也十分关心中国人民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2008年当四川发生地震时，许多中东国家捐出善款，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分别捐献1亿美元（大部分是善款，还有一些抗震物资），远远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既是中东人民与中国人民友谊的体现，也反映出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鉴于中东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在中东也有重要利益，我们应该有系统的中东战略。我们说应该有系统的中东战略，但并非是要建立一种僵化的“模式”，而是建立起“相对开放的战略体系”，所谓相对“开放”意为在基本战略目标确定之后，可以根据世界格局和世界形势变化进行有序调整、修订的战略体系，使我们的中东政策不仅能适应、满足我国内外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服务于长远战略规划。以下是从国际政治、国家安全、经贸金融合作、提升软实力等视角的几点思考。
1、国际政治视角
——发展与中东国家关系有利于中国发展所需的和平国际环境。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政治和经济等）不仅不容乐观，事实上还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国等西方国家甚至俄罗斯仍对中国进行遏制和抵制（包括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安全战略利益上、世界格局的潜在影响力、劳工和移民、商贸和石油等问题），几乎什么问题都要扯上“中国威胁论”。中东是中国的周边延伸地区，中国发展同中东国家的友好关系，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弭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负面影响。中国与中东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二战后中国与中东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中相互支持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是中国同中东国家关系中的重要政治资源。
——中东地区是中国展示力量扩大影响的舞台。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来，中国是一个大国、弱国，主要是被外部世界影响着，20世纪中期以来（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状况在缓慢地发生变化。20世纪末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这种被动地位在加快、甚至彻底改变，中国将愈来愈多的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影响着周边地区、影响着世界。中东地区是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展示大国风范的重要舞台。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应该在世界舞台上发展更大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苦苦求索，中国的发展为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乃至政治发展提供了一种模式（尽管由于社会历史、以及政治等原因，学习这种模式还不是太容易，但提供这种模式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贡献）。
——与中东国家关系也是调节我与大国关系的重要手段。冷战结束后，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有了极大的改善，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戒心与遏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难以消除。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曾提出“中国是相关利益者”，但在进一步定位中国时美国政府认为，“中国还不是负责任的相关利益方。”[23]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论调，美国对华政策在今后很长时期内仍会坚持 “4 C”政策，即合作、竞争、遏制、控制（Cooperation, Competition，Containment，Control）。那么，在中东地区重大问题上以及有影响的热点问题上，应是我协调与大国关系重要场所，大国也需要中国发挥作用，所以我与中东国家关系也是协调中国与世界大国关系的重要手段。直接对抗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和风险，但是中东却可以作为我发挥作用、调整中国与大国关系的缓冲地带。（实际上，美国智库也在寻找中美合作的“基础和结合点”）。
——在中东重大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政治外交资源不同与其他资源，利用得当不仅不会减少反而还会增加、增值，但利用不当或没有适时利用就会流失、贬值。长期以来中国与中东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应该说我们在中东拥有比较丰富的政治外交资源。中国应该在诸如解决阿以冲突问题、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问题等重大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既要韬光养晦，也要有所作为。如果不能有效地利用政治外交资源，就会造成资源不断流失，距离有所作为就会愈来愈远。中国在中东有自身的利益。协调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就能够进一步拓展外交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当然，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作用时会遇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设置的障碍和阻力，但是比较与美国在其他领域的“直接冲突”，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外交努力可以产生更高的“投入产出率”。
2、国家安全视角
——在台湾问题上需要中东国家的支持。近年台独势力使出浑身解数，从“法理台独”、“银弹外交”到“去中国化”等采取了多种手段，曾多次使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台独问题构了成中国最大的安全隐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支持我“一个中国”的立场，包括西方大国也是如此（但同时也搞一些小动作，来牵制我国的对外政策，制约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东国家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在新的发展时期也极相似的共同利益和发展机遇，在台湾问题上，是支持“一个中国”立场的比较稳定的力量。
——反对“三股势力”保证我安全利益。中东社会处在一个动荡的转型时期：由传统向现代，由落后向发达，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和现代后工业时代过渡的转型时期，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动荡的、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转型时期的伊斯兰教最终将完成宗教改革或宗教革命，但在较长时期内中东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还有很大影响，甚至直接成为国内三股势力的“精神动力”，恐怖主义也像蔓延的毒瘤对我国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这里所说的威胁，并不是说它能成多大的气候，造成多严重的“事实”，但是作为安全隐患和不稳定因素，特别是恐怖主义造成的直接和间接负面影响，却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
——明确国家安全利益、有必要设立“安全红线”。在安全问题上，应该让中东友好国家、让世界清晰地了解什么是中国的安全利益与核心利益，甚至有必要设立清晰、明确的“红线”，强调我安全利益、核心利益是不容侵犯的。让世界包括友好国家都清楚。不仅要让各国政府知道，也要通过多种方式让各国的智库清楚——通过外交政策的宣示、通过外交渠道的沟通、通过中国学者的宣讲等多种途径。改变出问题后的补救为主动积极的防范。在了解、明确我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可以要求中东友好国家配合、至少是不能支持国内的“三股势力”。
——调整能源结构、实现能源安全。目前的能源结构不尽合理，石油对外依存度过大，但是核能（清洁能源）所占比例太小（不到1%，发达国家核能开发利用通常占30%左右，东欧一些小国甚至高达80%以上）。我应逐步调整能源结构，减轻石油消费的对外依存度。同时，在能源问题上应多宣传“相互需求、相互依存”的理念，不仅是中国需要石油，也要让中东国家清楚地知道，“只有将石油以适当的价格出售出去、维系长期稳定的客户，才能使其获得长期、稳定、且可观的收入，为本国带来实惠。”为我争取稳定的能源来源做好铺垫。
3、经贸金融合作
——发展双赢的经济合作模式。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提高我科学技术水平，为我经济发展转型、提升工业科技层次，奠定基础，同时也使合作对象受益获得经济发展带来了实惠，巩固我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方面的差异，构成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在经贸合作中的互补性，属于互有需求型。这种客观存在成为我国与中东国家进一步开展互利互惠的双赢经济合作重要条件。从而使双方在经贸合作领域有着极为广阔的前景。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壁垒很严的情况下，中东市场甚至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
——吸引中东国家的投资。阿拉伯海外资产估计约13000亿美元，其中约80%属于海湾国家的投资者。[24] 9.11事件后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微妙变化，已经使部分阿拉伯海外资产离开了美国市场（估计近2000亿美元），海外资产拥有者在寻找更好、更安全的投资场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中东国家是机遇、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国西北部地区与中东国家的地理环境十分相似，也是中国穆斯林比较集中的地区，历史上就曾与中东国家有渊源颇深的交往和联系，为中东国家参与西部开发和建设、争取双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4、提升软实力
——采用多种形式宣传中国、扩大影响。许多国家对“中国模式”的认可、接受到学习效仿，是我可以利用的机遇，应当进一步适时、准确、有效的宣传“中国模式”。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中国中医、餐饮文化、武术在中东和非洲的感召力等都是可以利用的，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在对外政策上进一步坚持“独立自主”，注意与美国的西方国家“霸权主义”行径的距离。在中东重大问题上，例如巴以冲突问题、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等重大问题上，更应该坚持独立自主、彰显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最近我国开通了阿拉伯语电视频道，为扩大中东国家交往、传播中国的文化和外交、政治理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提升“操作技巧”，应该成为中东人民喜欢看、愿意看的一套节目，避免给受众留下一种“僵硬的宣传模式”。
——加强自律、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和信誉。中国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应该加强管理和自律，在对外经贸活动中不仅要关注眼前的现实利益，更应有长远战略目标和计划，不应采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做法。例如，在中俄（以前为中苏）边贸上的经验教训（不法商人在倒卖羽绒服过程中贩卖廉价的“鸡毛服”以次充好，败坏了中国商贸的声誉，一度中国商品成为伪劣商品的代名词）。把自己搞臭之后，恢复名誉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不仅在经济上失去了重要的市场，失去了长远利益，还破坏了我在国际上的形象。有鉴于此，我应该制定规则甚至立法，以建立一种有效的监管制度和机制。保护守法企业的正当、长远利益，同时维护我在国际上的正面形象。
[①] 参见“中国历史大事纪年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历史大事纪年》，第70至71页，徐州师范学院历史系1979年版；另见《辞海》第108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②] 《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是14世纪伊本·白图泰在中国等地的游历纪实，曾有多种文字的诸多版本，远比“马可波罗游记”要丰富的多，但媒体介绍、传播的不多，故“普及程度”不如后者。
[③] 参见《当代中国外交》“导言”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北京。
[④] 参见《当代中国外交》第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北京。
[⑤] 索马里是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但不是中东国家，1960年与中国建交。
[⑥] 参见【以】泽夫·苏赋特著《中国以色列建交亲历记》（高秋福译），“前言”第1～2页，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
[⑦] 1990年以前也门还是两个国家，即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分别简称为北也门和南也门，1990年5月22日统一，建立也门共和国。原民主也门1968年2月与中国建交。
[⑧] 参见安维华著《中国—中东友好合作关系稳定发展》，《西亚非洲》1998年第6期，第58页。
[⑨]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发表联合新闻公报》1999年11月2日，http://sa.chineseembassy.org/chn/zsgx/zywx/t153102.htm （中国驻沙特使馆网页）。
[⑩] 参见《胡锦涛主席同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会谈》2009年2月13日，
http://sa.chineseembassy.org/chn/hujintao_2009/t537044.htm （中国驻沙特使馆网页）。
[11] 参见中国驻也门大使馆网页，http://ye.chineseembassy.org/chn/ztbd/zahz/t340694.htm。
[12] 参见2006年4月23日胡锦涛主席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协商会议发表的题为《促进中东和平建设和谐世界》的演讲， refer to http://www.sina.com.cn.
[13] 2007年2月胡锦涛主席访问苏丹时的讲话，http://news.sina.com.cn/c/2007-07-05/203113384147.shtml。
[14] 新华社巴黎2007年6月25日讯，http://news.sina.com.cn/c/2007-06-26/042713309546.shtml。
[15] Arab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Globalization, p35, http://socserv.mcmaster.ca/kubursi/ebooks/global.htm
[16] 据路透社2004年1月12日讯，及《中国石油石化》2004年第3期，第11页。
[17] 中国招标信息网2009年2月10日讯， http://www.cnbidding.com/aircon_com_cn/aricledisp_aid_a4990fa180b065.html 。
[18] 中国金融网新闻，http://active.zgjrw.com/News/200833/Bank/505518662603.html 。
[19] 据商务部网站数据，http://xyf.mofcom.gov.cn/aarticle/co/cw/cp/200702/20070204359486.html 。
[20] 新华社北京2007年12月16日，http://lw.china-b.com/jjlw/20090228/455826_1.html。
[21] Refer to http://www.cnpc.com.cn/cnodc/gsgk/xmgsjs/zd.htm and http://www.cnpc.com.cn/cnodc/gsgk/xmgsjs/fz.htm.
[22] 新华社北京2007年12月16日，http://lw.china-b.com/jjlw/20090228/455826_1.html。
[23] 2006年8月初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在国会以“中国是负责任的相关利益方吗？”为题，举行了听证会，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明确指出，“中国还不是负责任的相关利益方。”
[24] The Middle East, April 2004, p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