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底，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战争初期，美国和以色列取得一定优势，多名伊朗宗教界人士以及军政部门高官伤亡。但战场态势很快背离美国和以色列决策层的构想，美国在委内瑞拉采取强硬行动并以此改变其政府外交路线的结局并未在伊朗出现。相反，伊朗迅速选举产生新的宗教领袖，并对在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波斯湾附近的美军舰船和以色列本土持续展开反击，将冲突拖入相持阶段。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较大程度上扭转了战局。4月上旬，在巴基斯坦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在伊斯兰堡展开谈判。尽管美国和伊朗于6月宣称‌达成相关谅解备忘录，但美以伊冲突并未完全结束，后续地缘态势变动仍将持续。美国与伊朗围绕停火、海峡通航以及伊朗核能力的博弈仍会使地区安全局势面临较大变数。即便如此，依然可对冲突过程进行复盘，并对地区形势的未来走向作出预判。

一、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多重结构性差异

美国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的核心逻辑是在所谓“委内瑞拉模式”的刺激下，试图复制其在委内瑞拉推行的“唐罗主义”军事冒险套路，即通过高强度军事施压、精准打击与政治威慑，在短时间内迫使目标政权屈服、完成政权更迭，以最低成本实现美国的战略意图。美军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不到两个月后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在中东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的催化剂。然而，随着战事延宕、局势升级，美国与以色列发现初期获得的重要战果远不及此前在委内瑞拉开展行动所取得的成效。伊朗政权体系保持运转并展开持续反击，战场态势、地区联动与国际反应均出现大量不可控变数。

“唐罗主义”从拉丁美洲移植到中东地区，从一开始就面临水土不服的困境。美国试图借此实现四重战略目标：彻底解除伊朗对以色列等中东盟友的安全威胁，摧毁伊朗主导的地区抵抗力量，颠覆伊朗现政权以消除反美意识形态基础，强化对中东关键海上通道的排他性控制。从战局进展与地区及国际反应来看，上述战略目标无一实现。美国之所以未能在伊朗复制“委内瑞拉模式”，本质上是低估了伊朗的国家韧性、地区影响力与国际联动能力，高估了军事打击的震慑效果与单边霸权的效力。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多重结构性差异决定了“委内瑞拉模式”在伊朗难以奏效。

第一，伊朗长期在美以高压下生存，具备较强的控局能力，政权体系较为稳固且不像委内瑞拉那样依赖总统个人。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始终面对美国经济制裁、外交孤立与军事威胁，形成了自身能力范围内相对成熟的指挥体系、动员体系与应急机制。即便在战争初期遭受密集空袭，军事设施、能源设施与民用设施遭受重大损失，伊朗国家机器仍保持有效运转，新领导人产生顺利，武装力量有效保障战斗力，社会层面维持稳定。与委内瑞拉高度依赖当选总统个人权威的治理结构不同，伊朗政权体系依托宗教、军政、精英与民众的多层支撑，具有较强的抗压性与延续性，美国很难通过“斩首行动”或短期轰炸将其瓦解。面对持续打击，伊朗迅速启动反击计划，用导弹与无人机对美国和以色列目标实施精准反制，展现出较强的韧性。

第二，伊朗并非孤军奋战，其领导的地区抵抗力量虽遭受挫折，但联动反制能力依然存在，不像委内瑞拉在拉美地区较为孤立。“阿克萨洪水”事件后，地区抵抗力量遭遇外部强力打压，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组织等均承受巨大压力。但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的背景下，地区抵抗力量短时间内形成联动效应：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关联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牵制美军海上力量；伊拉克、叙利亚境内的亲伊朗民兵持续打击美军基地，形成多点袭扰、全域牵制的格局，战果虽不明显，但也发挥了牵制作用。伊朗领导的地区抵抗力量虽然近年来屡受打击，但仍可采取跨国家、跨组织、跨地域的协同行动，使美国无法集中力量单独解决伊朗问题。这些力量的联动反制，有助于打破美国速战速决、定点清除的战术设想。

第三，伊朗在中东格局中地位关键，具备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区影响力，地区制衡能力远超委内瑞拉。伊朗地处西亚核心地带，是什叶派力量的核心国家，深度介入叙利亚、也门、伊拉克、黎巴嫩等多国事务，与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地区大国存在复杂博弈与合作关系。伊朗局势的稳定或动荡，直接影响海湾安全、边境秩序与反恐格局。美国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等同于搅动整个中东的地缘棋盘。地区国家被迫选边站队，安全焦虑上升，内部矛盾激化，较难置身事外。这种枢纽地位使伊朗具备强大的制衡能力，美国无法像对待中小国家那样随意拿捏，任何军事升级都可能引发地区动荡，最终反噬美国自身利益。

第四，伊朗在全球事务中拥有重要筹码，在能源、通道、文明等维度的联动效应较为显著。表面上看，伊朗和委内瑞拉都是全球重要的能源供给国，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但放在全球战略格局的整体框架下考察，就会发现两者的权重完全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差异就是伊朗扼守全球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此次冲突爆发后，伊朗迅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造成海峡航运停滞、国际油价暴涨，引发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直接影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这一战略筹码成倍放大了伊朗在全球能源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实际上也正是这一筹码，在较大程度上帮助伊朗扭转了战局。这是仅仅依靠丰富能源储备的委内瑞拉所不具备的。

综合来看，伊朗的国家韧性、地区联盟、地缘政治地位与相关筹码形成联合效应，助其筑起抵御美国军事行动的屏障。美国可用军事力量造成短期破坏，但无法瓦解伊朗的政权根基。

二、美以伊冲突带来的影响

虽然特朗普的政治野心受到遏制，但必须看到，这场军事冒险对中东地区的破坏是极为严重的，不仅打破地区脆弱的战略平衡，激化民族和宗教矛盾，阻碍区域经济发展进程，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还进一步影响全球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其负面影响深远且难以逆转。

第一，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打破中东地区脆弱的地缘政治平衡，使其民族与文明关系出现剧烈分化与重组。中东地区民族、宗教、国家利益高度交织，长期处于脆弱的平衡状态，任何外部强力干预都会引发连锁震荡。美国以军事手段打击伊朗，本质上是挑起教派对立、阵营对抗，地区国家被迫选边站队，原本缓和的地区关系迅速倒退。海湾国家以及土耳其、埃及等国的安全形势判断被彻底打乱，其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出现剧烈摇摆。更有部分国家为自保可能寻求拥核或走上强化军备道路，进而引发地区军备竞赛；部分国家内部宗教、族群矛盾被外部势力利用，社会撕裂加剧。长期来看，这种以武力重构阵营的做法，将使中东从对话重回对抗和分裂，地缘冲突风险趋于长期化、常态化，地区和平进程全面倒退。

第二，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破坏中东来之不易的合作氛围，导致地区事务全面安全化、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进程严重受阻。过去数年，中东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推动缓和对话，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实现和解并恢复外交关系等成果，为地区经济合作、基础设施联通、能源协同、旅游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安全议题压倒一切，各国必将集中国家资源于防务与应急，经济合作项目可能停摆，跨境贸易、物流、投资可能大幅萎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能源出口与商品流通成本飙升，地区国家财政压力剧增。地区国家原本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将被强行打断，发展目标难以实现，安全焦虑全面蔓延。其中，阿联酋作为“我们阿联酋2031”愿景的积极践行者，受挫最为严重，不但本土遭到密集的火力打击，财产损失巨大，而且遭受了惨重的连带损失。阿联酋一向被视为海湾国家中远离地缘争端、民族和教派矛盾的安全孤岛，骤然成为冲突最前线，其全球投资和旅游吸引力明显下降，严重影响阿联酋经济转型规划的实现。

第三，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破坏中东国家独立自主进程，地区事务被霸权主义全面劫持。近年来，中东国家普遍追求战略自主，拒绝成为大国附庸，主张以地区方式解决地区问题，反对外部势力强加解决方案、干涉内政。美国推行“唐罗主义”，以武力威胁、制裁打压、颠覆政权等手段，强行要求中东国家服从美国利益以及美以安全优先逻辑，这本质上是对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主权与安全的践踏。美国和以色列为推翻伊朗政权，更是唆使地区代理人，特别是非国家行为体制造分裂、挑起冲突，为美国“火中取栗”。中东地区的中小国家在大国博弈夹缝中生存的空间被压缩，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外交伙伴与安全模式的权利也被剥夺。这种霸权行径使中东重回强权即真理的丛林状态，中东国家寻求独立自主的历史进程遭遇严重挫折。

第四，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压缩中东在全球秩序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空间，引发全球市场动荡，使得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更加暗淡。中东是全球能源宝库与战略通道，是连接东西方的枢纽，在全球供应链、能源安全、金融稳定、气候治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直接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油价剧烈波动引发连锁反应：运输成本上升、制造业承压、通胀压力扩散、新兴市场经济体债务风险加剧。航运受阻导致全球贸易效率下降，产业链供应链紊乱，粮食、化肥、能源等关键商品流通受阻，进而加剧全球粮食与能源安全危机。2026年5月1日，阿联酋政府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该组织在全球能源领域中的话语权遭遇重大挫折。而这只是中东新一轮冲突搅乱全球经济秩序的一个例证。美国采取军事行动还冲击国际秩序，削弱联合国权威，助长强权政治与武力解决争端的倾向，使全球治理进一步失序。世界经济本就面临复苏乏力、增长放缓的困境，美以伊冲突成为新的负面冲击，不仅使经济复苏前景更加渺茫，也让全球南方国家遭受更大损失。

总体而言，“唐罗主义”在中东的实践，是一场为获取霸权利益而牺牲地区和平、发展与主权的灾难。中东地区为美国的战略冒险付出沉重代价，这种破坏具有长期性、结构性与蔓延性，即便战火平息，修复创伤也需要漫长的时间。2026年美以伊冲突是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演变中一次具有地震级影响的事件。它既是美国长期推行中东霸权逻辑的必然产物，也是地区矛盾长期积累后的集中爆发。此次冲突打破了中东脆弱的战略平衡，催生了安全格局、联盟体系和大国博弈的多重变局。海湾国家被迫正视“安全—依附”悖论，伊以对抗已取代巴以问题，成为地区核心矛盾，域外其他大国与该地区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将成为制约美国单边行动的重要力量。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旧秩序的瓦解并不必然通向更加稳定、公正的新秩序。中东面临的真正考验在于：能否从这场惨烈的战争中汲取教训，摒弃霸权思维与武力迷思，推动局势回到对话协商的轨道。

（作者叶海林，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原文发表于《国际经济评论》2026年第4期，叶海林、吴冰冰、左希迎、陆如泉、王永中、徐建炜：《美以伊冲突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