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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乾隆朝平定西域后，随着大量文人的到来，“为东坡寿”雅集也被引入西部边陲。在乾嘉时期的乌鲁木齐与伊犁地区，都出现过以“为东坡寿”为契机的赋诗纪念活动。道光年间，驻镇西域的满族官员与遣戍文人们更是以群体之力，将西域“为东坡寿”活动推向了高潮，为清代“寿苏诗”增添了新的篇章。清代西域“为东坡寿”诗事既是对伟大诗人苏轼的纪念和其精神的继承发扬，也代表了边......
空行母作为藏传佛教的神祇，被一些西方学者描述为“女权主义者的圣骑士”和“阿尼玛”。从本位文化中去体认和检验西方学人的空行母观，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以用“文化的位移”“文化的接受”和“前理解”等来阐述。西方人的空行母研究有助于对本土文化更为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他们对我们熟视无睹的事象所做出的细致阐述，弥补了我们尚未注意和研究的民族宗教、文化现象。...
由于边疆建设得到重视、知识分子得以深入并了解边疆等多方面原因，全面抗战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通过讲述“外来者”与“本地人”之间或冲突或融合的故事，前所未有地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与现实集中呈现出来，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这些作品延续审视族际异质性的文化叙事、呈现族内分野的阶级叙事而又开创了强调中华一体的国家叙事，奠定了共和国初期少数......
元初，随着南方文士的北上与北方馆阁文臣的南下，南北诗坛发生了不同层面的交流与融合。北上文士如赵复、吴澄、赵孟兆页等人与朝廷北方文臣的雅集唱酬，为北方诗坛注入了活力；南下文士如郝经、卢挚、张之翰、魏初、阎复、徐琰等人则更多促进了大元气象的南移，影响了南方的诗风与诗学观念。尤其是元好问影响的南移，对南北诗学观的交流以及元诗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对元代......
郑文焯是满族词人之翘楚，由于其学者与词人的双重身份，加之学术风气的影响，他在论词时崇尚“学问”。在词学思想上，他主张以“清空”之体发经籍之光，即将胸中所蕴藏的学问咀嚼酝酿，随情自然涌出不着痕迹；在创作中，他以学问提升胸襟、滋养人格，将佛语、史识、考据等学问因子打并入词；在词学研究上，他以朴学的方法校勘整理词籍、研究词体的音乐特性。他沟通了词学与学术......
《绿棠吟馆子弟书选》编成于民国初年，保存了一百种子弟书的目录，是子弟书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结集。但编者署名曰金台三畏氏，姓氏长期未明。今可考得《绿棠吟馆子弟书选》的编者为满洲镶黄旗的蕴和，富察氏。入民国后，满人冠姓、更名、改籍。蕴和始以富察氏之富为姓，以字号竹泉为名，籍隶宛平，改名作富竹泉。他的《自题画石》一诗，为人引据为曹雪芹佚著，在红学界中引起轩......
多年来，外国学者关于中国民俗的研究始终与中国学者的民俗学有着深度互动。这就有必要将中国民俗学定义为研究中国民俗的一门科学，从而拓展其范围，丰富其内涵。在现代中国民俗学运动中，1936—1949 年生活在中国北部的司礼义（Paul Serruys）就是这样一位重要的民俗学家。作为一名传教士，他将学术研究视为一种对神的崇拜，并追求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在大同城南乡村方言的调查研......
王蒙的系列小说《在伊犁———淡灰色的眼珠》是新中国文学中一个独特而精湛的存在。文章将《在伊犁》视为一个整体，以“文学人类学”方法切入，紧扣其跨文体叙事特点，重点围绕“声音”“空间”“惯习”等叙事展开分析，揭示它民族志书写与文学虚构的双重文本性，以及它精湛的文学文本特质，并分析了《在伊犁》所具有的多重跨文化超越性意义。...
东北现代作家马加曾于1938 年至1945 年在延安生活，并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创作时期。延安时期马加的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涉及散文、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创作，真实地记录了马加创作的心路历程及其变化。这些作品不仅对于研究马加的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还对于研究延安文学有着一定的价值。结合实际情况可知：延安时期马加创作的文献搜集和整理还有一些空间，沿着从创作研究到文献资......
《亚鲁王》史诗在苗语西部方言的各个次方言区有着各种不同的丰富文本，而且篇幅也长短不一，有的长达三万多行，有的不足千句。由于每个文本在各次方言土语都有一定的差异，从而使史诗格律的结构特征具有显著的地域性。麻山次方言区苗族以“吟诵”的方式表述出来的“史诗”在苗语中称为“榔”（langb），而通过“唱腔”表达出来的则称为“寞”（mlok），这种歌谣的民族性不仅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