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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宗教性问题一直是近现代中国儒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从17世纪以来，至少有三次规模较大的讨论。第一次是17—18世纪的所谓“中国礼仪之争”。这次讨论规模很大，除中国学者外，还包括欧洲的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斯丁会、巴黎对外传教会，以及罗马教廷（包括教皇克莱芒十一世等在内）和清朝宫廷（康熙皇帝），可以说是一场国际性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问题虽然......
方立天，1933年生，浙江永康人。196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同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1984年经国务院特批晋升为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导，主要研究中国佛教、中国哲学、佛教与文化。
职务与兼职：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宗教学会副......
“文化景物”是受20世纪90年代世界遗产公约保护的一个范畴，它要求对自然和文化遗产之间的差别，以及在这个语境下对自然和文化的关系进行重新评价。尽管有自然物和人-制造物的相互渗透的争论，但我认为，即使承认文化结构的创建作用，但仍可认为自然是个重要的、独特的范畴。不过，我考虑，不必把文化和自然看成彼此对立，而且我主张，谈论、甚至研究自然的文化，也是明智的。......
在韩国学者的著述中，一般多将郑道传的和权近放到朝鲜时期的儒学者中进行论述。这里，将郑道传和权近作为高丽末期的重要儒者进行论述，是因为他们对开创朝鲜朝的性理学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郑道传（1342—1398）号三峰，奉化人。在性理学学脉中，他是李穑的门人，权近的老师。高丽末期，他与新进势力李成桂接触甚密，率先推戴李成桂为王，开创朝鲜朝。郑道传是朝鲜朝的助产者、......
维柯(GiambattistaVico, 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与社会理论家。在西方历史上,最早对社会历史发展作出系统的哲学解释,被公认为西方历史哲学的创始者。其生平最重要的著作《关于各民族共同性质的新科学原理》(简称《新科学》)在19世纪才开始引起人们的真正兴趣。但直到晚近,他在欧州思想史上的地位才得到肯定。由于他的许多思想在20世纪才在西方广泛流行,同时他与黑格尔......
1946年，为了阐明“他心是否可知”这个问题，哲学界以维斯道姆(John Wisdom)、奥斯汀(J﹒L﹒Austin)和艾耶尔(A﹒J﹒Ayer)三大哲学家为首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怀疑论的代表人物维斯道姆认为，毫无疑问我们是无法知道他心的，因为每个人在表达自已时，无论是通过口头语言、书面语言还是身体语言，都能够不完全地显露出自己的全部想法，这个时候，我们便无权说“I know”;而在奥......
人之所以能超出自身、与他物发生各种联系，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具有弥散性、渗透性而非彻底封闭孤立的特殊存在，从内在根源来说，是因为人心有一种自主的、有意识的关联功能，即有意向性。更神奇的是，人类的关联性或意向性作为一种关系属性还有其他任何关系属性所不具有的这样的特点，如心理状态可以处在与不存在的东西的意向关系之中,如人可以想象有独角兽，还可处在与尚......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马克思名字命名的思想体系，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之一——恩格斯的研究和宣传工作而普及开来的。恩格斯本人的研究视域以及更多受益于恩格斯的列宁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后来前苏联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思路、视域、旨趣和哲学方法等方面的关系便成为马克思学所关注的主要......
20世纪60年代上海有一份刊物名叫《学习与批判》，这份刊物虽然把“学习”与“批判”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却并不是要人们对同一个对象或一个文本既学习也批判，而恰恰是要把学习与批判的对象截然分开：学习的对象是绝不能批判的；而批判的对象是绝不能学习的。但这不是德国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的立场。这位40岁不到就已出名，年届80还在出书的批判理论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