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单位： 南非驻中国使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西亚非洲研究所 

活动时间： 2008-4-24  活动地点： 北京 

主要内容：     2008年1月1日，中国与南非迎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第十个周年。正值春意盎然的4月，南非驻中国使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西亚非洲研究所共同举办了《庆祝中国-南非建交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象征着两国关系如沐春风、携手走向共同繁荣的美好前景。为期两天的会议在南非外交部部长德拉米尼•祖马博士对南非21世纪构想之畅谈、南非工业部部长对于“南非富有活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的介绍以及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有关“南非与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发言中开始。研讨会主要分为“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与中非合作前景”、“中南关系”、“非洲政治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非洲发展合作”、“中国企业在非洲”等几个板块。

    以南非政府为主要推手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是与会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不仅有关于该机构理念（为非洲大陆经济和社会发展搭建战略框架）讨论，更延伸到其行动机制，特别是以协助和促进企业在非洲大陆进行可持续和盈利的经营、同时鼓励提高非洲在全球竞争力为宗旨的NEPAD商业基金NBF是如何运行的。另外，与会者也有与主题发言者（NEPAD秘书处首席执行官特别顾问Mgidlana先生）讨论在该计划中对于性别问题、私人部门的作用问题有何考虑和具体的措施等问题。

    2007年下半年才刚刚启动的中非发展基金，是当前南方和中方学者和企业界人士都热切关注的一个问题。来自中非发展基金投资二部的总经理王勇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该基金的性质（中国第一个进入非洲的主要私募基金）、金额（现有10亿美元、将逐渐扩大到50亿美元）、特点（与其它大部分政府基金和经济援助不同，是以公司运营模式独立经营，遵循市场原则，并承担相应风险，运用投资工具，根据投资决策程序，独立制定投资决策）以及投资标准（该行业是否对改善非洲人民生活和促进非洲经济发展有益）、配额（根据每个项目的资本要求来决定，对一个国家没有特定的配额）和目前投资情况（已经达到9000万美元、投资了4个项目，涵盖电力、建筑材料、矿山）等问题。

    中南关系毫无疑义地成为本次研讨会的核心话题。中方和南方学者都指出，对非洲和平和发展的承诺是中南合作中加强政治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南非学者姆潘尼亚（Tanana Mpanyane）进一步指出，双方在很多方面的政策都具有互补性，因而有很多机会发展战略和互利关系，尤其是在中国越来越多地贡献于非洲大陆的维和事业以来，原本在大陆上发挥重要维护安全作用的南非就可以与中国发展在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上建立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了。至于南非之于中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南非学者戴维斯（Martyn Davies）则认为来源于下面几个方面：南非是地区经济的龙头、商业的中心，在国际上（特别是非洲地区内）都享有的冲突调解者、维和者的积极政治声誉，同时还是中国和非洲大陆联系西方的桥梁。但是也有学者敏锐地指出，要将中南关系的性质从中非关系中区分开来，毕竟南非因为是非洲大陆上潜在的捐助国，自视可以与中国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并能从这组关系中获得收益的；而正如2006年姆贝基总统警告非洲国家可能会建立与中国不平等的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南非政府建议非洲其他国家需要联合起来、形成团块和更强有力的谈判优势，如此方才能够平衡来自中国的政策和发展影响。

    在有关非洲政治发展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的讨论中，张宏明教授指出，非洲国家普遍实行的“总统制多党制度”具有民族和非洲特色，是自主探索的结果；而李新烽则认为，现行民主制度是前宗主国强加的，是西方国家用援助和制裁极力维护的、而且也是不适应非洲实情的。李保平用亲身经历的桑给巴尔2005年的大选作为生动的案例，指出选举制度作为“民主皇冠上最为耀眼的宝石”，正是腐蚀民主制度的关键步骤；民主政治、民主化这种导致社会分裂的固有弱点和局限性在非洲国家体现的非常明显。卢旺达驻华大使本•鲁甘加（Dr Ben Rugangaz）认为，讨论非洲社会变迁以及民主制度在这种变迁中的作用，互查机制的实施是不能不说的重要方面。互查机制起源于非洲人对于公众参与和包容性政治的理想。作为一项使得成员国之间互相学习、社会化的机制，互查机制宣称支持非洲的民主化和良政等热门政治问题，也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关于制约非洲发展的因素，莫莱齐•姆贝基（Moeletsi Mbeki）认为，政治不稳定的最根本根源在于非洲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精英政治问题造成的社会斗争。所谓精英，主要是指在非洲独立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政党为首的现实当权者，什么时候非洲民众历经了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之后，非洲的根本矛盾才会真正解决。 南非人文社会科学院的科旺蒂维•孔德罗博士（K. Kondlo）进一步指出，本土精英与大多数民众之间的疏离始于殖民地时期：当时城市或农民中间的小资产阶级逐渐自以为在文化上优越于其他同胞，而且开始鄙视和忽略本有的文化价值。孔德罗称这种社会政治阶层为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怀有类似于古代印度社会的“种姓”意识，完全远离大多数人口的真实生活和苦难，这是在这个非洲大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的普遍问题。目前形成的“非洲议程（African Agenda）” 不能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但是必须指出，非洲领导人之间并没有形成思想共识，而只是政治精英和一些主要经济利益集团设计的，目的主要集中于改善经济和政治治理，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不是为了真正实现自主、自力更生和地方重新结构的理想，即真正以人为本的意识和非洲发展战略还有待形成。（例如，NEPAD就只是一个妥协和协商性的战略，其急切的战略就是加速非洲的官方援助以及附加最少条件的援助，另一个努力方向是减债和市场准入。至于非洲联盟，因为接受了殖民时代以来划分的边界和国家现状，即承认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原则中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原则，因而在处理有关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方面，还是显得有些力量不足。当前，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大获全胜，使得变化速率加快，非洲联盟与生俱来的缺陷和裂痕，因而还来不及有时间得以愈合）。总之，非洲议程还是非常散漫的一幅图景，其中难免充斥着野心家们的个人梦想，也经常成为非洲精英们角逐的场所，国与国之间互相的猜疑也是难免的---国际范围内外交的成功，不表示非洲国家之间的不稳定因素已经消弭。这正是何以在于西方国家进行商贸谈判的时候，非洲很难形成强有力的一致声音。非洲迫切需要有道义的非洲领导人来引导非洲人对于自身以及命运的方向，而这也是非洲大陆发起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新思想导向。

    整个研讨会上引发关注和争论最多的，无疑还是中国与非洲关系所面临的具体挑战以及可能的应对措施。南方学者（Tanana Mpanyane）强调，双方关系固然起源于独立运动时期中国支援非洲的历史，但是不能仅仅基于这一段时期形成的伙伴关系来期待中国，而应该“立足于已经建立的珍贵友谊、来寻求共同成长中的新良性的互动关系”，即强调双方关系的平等性质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均等、对称发展。另外，中非关系深入发展所面临着几大挑战：一是确保非洲的利益和需要一直是这种伙伴关系的核心，二是发展非洲自身的能力（特别是提高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技术和科技水平，也就是提高工业化程度，而不是仅仅依靠采掘业，否则会形成对于新兴市场中国和印度的依赖。第三就是抵消美国、欧洲和中国在确保能源安全的“战略性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非洲还大量存在的武器交易问题。鉴于“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国最受争议的地方，经济伙伴关系被视作实际上间接支持了不民主的政体，加之中国的“垂直（自上而下）投资、建设项目和进行商业的融合方式”被认为与其他捐助国的方式已经是如出一辙了，有南非学者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在非盟框架内进行更多开展更多的政治对话，看看中国可以怎样既能更好地支持大陆上的民主化、善治和人权议程，同时又不伤害中国秉承的不干涉原则。” 姆贝基（Moeletsi Mbeki）则强调，非洲向中国出口原材料、中国对非洲出口制造产品的这种趋势不能是可持续的，而非洲需要保护其自然资源已备其将来自身工业化的发展；现实是大部分非洲政府部门并没有能力进行经济开发，他们需要中国在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方面给予帮助，尽快建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南非国际事务研究院人员组成的工作小组（可逐渐扩大并包括其他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以及联合国的研究机构），启动协助非洲国家工业化战略计划，研究如何制定中非之间的资源开发以及供应方面可取得双赢的政策。杨光研究员也提倡加强双方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展开合作和比较研究、使交流不只停留在人员互访的层面上，而是提升到开展共同研究课题的高度。

    近2-3年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整个非洲大陆互动的日益加深。对于研究非洲的中国学者而言，正像中国政府在世界舞台上折冲樽俎、操练各种或直白、或婉转的外交策略一样，也越来越多在各种国际学术交流场合与西方学者进行热烈的交锋，逐渐熟谙了西方学者惯常的对于“中国在非洲”议程的“过敏”和指手画脚的傲慢态度，正如鲁伊特斯博士所言，与“中国将非洲视为经济机会不同，西方人已经习惯于将非洲视为一场等待解决的灾难。”关于中非关系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论，中方学者和西方学者之间也大相径庭，最典型的例证就是，西方学者最多使用的议题就是“中国在非洲”。 “这样的表达方式实际上遮蔽了这组关系式的诸多细微差别，例如中国与各个非洲国家之间关系的差别、以及以项目为基础的关系。” 也正是因为如此，与如此众多来自非洲本土的学者们，就中非关系的发展历程以及当前中非关系所面临的问题和未来的战略进行面对面推心置腹、开诚布公的讨论，这还是第一次。显然，这样的研讨会对于双方都不仅有突破西方重围的意义，更是直接对话、互相倾听、直面挑战的勇敢尝试！对于促进中非（中南）合作及非洲发展与振兴，自然更具有特别积极的意义。

    正如NEPAD商业基金执行主席、本人就是南非第三代华侨的Lynette Chen女士在与会的发言中所言，中非双方“有许多方面可以相互学习，现在又具有理想的合作机会，可以共同创造未来，发挥一个曾经被遗忘的大陆和人民的极大潜力。”也正如杨立华教授所言，“当20亿非洲和中国人民享有和平和繁荣时，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就离我们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