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4日，2020年10月25日，由中国中东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2020年中国中东学会年会暨“全球性问题与中东”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西北大学、宁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浙江外国语学院、西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外交部、中联部、全国对外友协等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分开幕式及大会主旨报告、大会主题发言和分论坛研讨三部分进行。
一、开幕式及大会主旨报告
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王林聪研究员主持，中国中东学会会长杨光和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李新烽先后致辞，欢迎专家学者在金秋时节聚会北京，共襄盛会。
开幕式后，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隽以《中东形势与中国中东外交》为题作大会主旨报告。翟隽指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遇之大疫情交织的背景下，国际格局加速转变，中东地区变化的速度和幅度十分罕见，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显著上升。翟隽将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中国的中东外交特征概括为“一大冲击、两条矛盾主线、一大考验”。“一大冲击”指新冠肺炎疫情在中东地区持续蔓延；两条矛盾主线指美国和伊朗矛盾及地区教派矛盾；一大考验指中东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中国的中东外交带来挑战。翟隽提出下一阶段中国在中东的工作重点，一是与中东国家围绕抗疫相互支持，尤其是在疫苗等重点领域；二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在中东地区热点问题上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三是反对美国对中国污名化，巩固地区国家在核心利益上对中国的支持。翟隽强调，中国应高度重视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加强与中东国家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
二、大会主题发言
主题发言时段由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杨言洪主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周烈、南京大学犹太/以色列研究所教授徐新、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张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副所长王林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海湾研究中心主任丁隆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孙德刚等六位专家先后发言。
周烈的发言题目是“中东地区格局中阿拉伯世界的弱化”。他认为，作为中东地区主要势力的阿拉伯世界正在不断弱化。造成阿拉伯世界弱化的原因十分复杂：第一，独特的部落特性、民族特性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低依存度特性导致阿拉伯世界不团结；第二，外部势力的干预打破了地区势力的平衡；第三，大国的博弈分化了阿拉伯世界；第四，经济发展滞后导致社会动荡不稳；第五，阿拉伯国家内部政治生态的变化削弱了国家实力；第六，极端主义的兴起干扰了阿拉伯世界的进步与发展。阿拉伯世界的弱化对阿拉伯国家造成严重后果，不仅使阿拉伯国家的处境越来越糟，给大国的介入提供更多的机会，还给传统对手做大自己提供了方便。周烈认为，阿拉伯世界的弱化分化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局势将更加复杂，热点问题依然难解。
徐新以“美国力量的退隐与地区强国的扩张”为题发言。他提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是美国介入中东意愿减弱的直接体现，而不是美国国力下降的必然趋势。美国战略收缩导致中东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导致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域外大国，以伊朗、土耳其为代表的地区强国发挥了更多的作用。
张宏的发言题目是“中东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政治功能的影响与应对”。他指出，伊斯兰极端主义具有政治遮蔽功能、维护功能、渗透功能、透视功能。中东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在世界层面，影响世界政治格局，解构现代国际体系；第二，在区域层面，影响区域地缘政治格局，改变区域国内治理方式，激化教派矛盾；第三，在伊斯兰教自身层面，极端组织在争夺伊斯兰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过程中，不仅歪曲、侵害了伊斯兰的文化，还加深世界对伊斯兰文化的误解。张宏表示，可以从防御性措施、攻击性措施和合作性措施三方面来应对中东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王林聪的发言题目是“全球性问题对中东政治发展的影响”。他认为，对于全球性问题对中东的影响，应该从全球化问题如何影响中东，中东问题如何影响世界两方面来看。首先，全球政治民主化过程对中东政治影响深远，表现在：第一，西方推动的民主变革超越了中东国家的发展阶段，打乱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第二，中东地区民主变革走向死胡同，难以整合各方面的需求，反而引发复合型的治理危机；第三，中东陷入了剧变长波之中，内伤累累且负面影响不断外溢；第四，中东剧变催生民众的民主权利意识，刺激了中东民众的政治参与，但由于政府治理能力不足，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使反抗政府成为一种常态化现象；第五，西方民主的双重标准与自身缺陷，使中东国家的民众对民主产生质疑与不满。其次，中东地区的地区问题外溢现象明显。全球化引发了中东地区的安全、社会与环境等一系列问题，中东的地区性问题进一步外溢发展为全球性问题，中东地区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短板，加深了全球治理的难度。他提出了对全球性问题与中东政治发展的关系的两点思考：第一，中东国家应该探索新的变革途径，政治民主化道路的路径；第二，在标准层面上，不应按照西方标准在中东国家划分民主与专制；在观念层面上，在政治、市场与社会关系中，弱化政府的观念不利于中东国家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
丁隆以“低油价时代中东经济秩序的变动”为题发言。他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中东经济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非欧佩克国家石油产量和页岩油产量处于高位，新能源产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低油价将成为一种趋势，导致海湾产油国不得不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同时，低油价也会改变中东地区的经济秩序，地租经济行将瓦解，“后地租”时代即将来临。中东经济重要性下降，以石油换安全将不再现实。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东地区经济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孙德刚的的发言题目是“中东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现状与中国的核能外交”。他在分析当前中东国家核能发展现状后，将中东国家核竞赛分为军用核武和民用核武两个阶段。当前中东国家积极发展民用核能的主要原因在政治与安全两方面，一是希望通过发展民用核能掌握核技术，提升国家政治地位；二是打破核垄断与核讹诈，为必要时研制核武器提供一种可能。面对中东国家发展民用核能的迫切需求，美俄法中等域外大国纷纷为中东国家的民用核能发展提供帮助。在中国与中东核能合作方面，中国对中东国家核能外交可以分为深度合作型、主动参与型和积极探索型。中国在与中东国家的核能合作中具有体制机制、技术、实践经验等优势。中国政府推动与中东国家的核能合作，为中国核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核能合作提供了战略机遇。
三、分论坛研讨
研讨会围绕“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东地区格局的重构”、“中东地区‘核不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中东地区反恐和去极端化”、“全球视野中的中东移民与难民治理问题”、“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与中东经济发展”、“新能源、资源、环境与中东可持续发展”、“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对中东国家的影响”等七个主题设四个分论坛。
（一）第一分论坛：世界格局变化与中东局势
共有12位学者围绕地区格局演进、中东和平进程发展、域外大国对中东地区影响等议题展开讨论。
第一时段：由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政治室主任唐志超研究员主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李伟建研究员担任评论人，有6位学者发言。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余建华研究员从三个视角出发讨论了中东国际政治与安全态势的演进。首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在削弱，但仍是该地区最大的外部影响因素；与之对应，俄罗斯与中国的影响力相对上升。第二，地区内部沙特、土耳其、伊朗等国之间的地区主导权之争加剧，但与冷战时期泾渭分明的阵营对抗不同，目前中东地区阵营之间存在广阔中间地带，阵营间关系也比较灵活。第三，从国家层面看，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在于国家发展模式陷入困境，民生艰难是国家发展的根本性制约，中东国家仍需要探索顺应时代的发展道路。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殷罡研究员以“中东域内扩张势力的崛起对地区新格局的牵动”为题发言。他认为，当前中东格局形成的初始年代是1979年，其主要特征是阿以双方国家间战争的结束和伊朗同阿拉伯国家的激烈对抗，此后一系列事件为伊朗的扩张带来机遇。目前伊朗影响力广布于中东，但其扩张已经接近极限，战略收缩是唯一出路。与伊朗以意识形态为抓手的扩张不同，土耳其的扩张是以领土为目标的扩张，其目标是恢复1920年的边界。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土耳其已控制相当一部分目标领土。在伊朗和土耳其双重压力之下，阿拉伯同以色列结为盟友、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是必然趋势。域外大国方面，美国是遏制伊朗的牵头人，俄罗斯对中东事务谨慎参与。对中国而言，中东政策应坚持平衡政策，顺势而为。巴勒斯坦问题上，中国应坚持两国方案。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金良祥副研究员针对地区安全新挑战以及安全态势演进发表三点看法。第一，美国主导地区事务的力量和意愿的衰退是地区秩序崩溃和安全结构重构的根本原因。第二，各主要力量为了参与地区安全新架构的建设，纷纷提出自己的方案。第三，目前地区安全架构针对的是伊朗，但来自伊朗的威胁一方面有其客观性，另一方面也是“预言自我实现”的结果，一个稳定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必须把伊朗包括在内。
西北大学叙利亚中心主任王新刚教授从五方面讨论了中东地区的外部干涉问题。第一，中东地区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存在明显的外部势力影响；第二，外部势力在制度、文化、思潮等方面深刻影响了中东地区；第三，域外大国的中东政策影响了地区演化方向；第四，中东地区秩序长期为域外大国所主导；第五，伴随强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中东国家的反干涉能力越来越弱。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毕健康研究员聚焦埃以和平问题。迄今为止，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共有三轮外交突破，其起始点是埃以和平协议，这也是阿拉伯世界分裂、衰颓的起点。埃以和平协议使以色列摆脱了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此后以色列塑造地区局势的能力大幅增强。埃以和平使埃及在收回西奈半岛的同时付出了沉重代价，沙特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然而，沙特是有局限性的中东大国，不足以取代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主导地位，因而埃及强则阿拉伯世界强，埃及衰则阿拉伯世界衰。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王霆懿助理研究员围绕“既然中东是大国坟墓，为什么大国还要前赴后继地涌向中东”这一问题探讨了大国兴衰与海湾局势的关系。奥斯曼帝国、英国、苏联、美国历史上对海湾地区的介入和撤离既有特色，也有共同点。大国的介入和撤离通常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且伴随着地区内部的战争或动荡。目前随着中美博弈加剧，美国对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敌视不断加深，并采取一些措施分化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但仍难以迫使中东国家完全与中国脱钩。
第二时段：由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非洲史研究室主任毕健康研究员主持，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余建华研究员担任评论人，共有6位学者发言。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范鸿达教授以“中东政治新图景浅析”为题发言，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是中东旧有格局与新格局的分水岭。首先，他对旧图景做了简要的概述，认为这一时期阿拉伯世界的主旋律是民族解放运动；其次，他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海湾战争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东剧变、土耳其对中东的介入等形成了中东政治的新图景。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张璡对中东变局后中东与非洲之角地缘政治互动的新态势做相关简述。他认为中东剧变后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加大了对非洲之角的介入力度，这种介入首先是因为地理上非洲之角与阿拉伯国家共用水源，关系到阿拉伯国家发展切身利益；其次，非洲之角政权的更迭转变了中东大国对非洲之角威胁的认知；再次，沙特阿拉伯等国对于非洲之角的介入也是为了服务其在也门的军事行动以消除伊朗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这种一来一往的互动形成了中东与非洲之角地缘政治互动的新态势。张璡博士认为这种态势对非洲国家的实际影响最终还是会由非洲之角国家间关系决定。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寿慧生研究员从个性与制度的角度对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的中东政策评析，他认为对于特朗普中东政策的理解要从两个角度来观察，一方面是从特朗普政府特殊的政治性格来看，另一方面是从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宏观的局限性来看，即特朗普中东政策既有鲜明的特色同时又受美国现有政治框架的约束，这一个性与制度的张力导致了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效果的有限性：第一，明显的战略收缩，却保持有限介入的姿态；第二，表面步步紧逼，实际尽显疲态。他认为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主要是三条线：偏向以色列、反伊朗、战略收缩，而这三条线最终都聚合为反伊朗这一条线。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佘纲正助理教授就政治极化和美国中东的战略困境发表看法，认为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使得美国国内出现政治极化两党对立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又反应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他从中东盟友、要不要发动军事行动、是否撤军三个方面的议案来剖析美国两党对中东政策的看法及其影响。在对待盟友方面两党的立场相对一致，在是否撤军问题上争议较大，在是否进行军事行动方面美国两党的争议最为明显。他认为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在国内的审批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极化的现象，但目前烈度仍然可控，若长久如此，便会对美国中东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王晋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亦敌亦友——多维度的俄罗斯与伊朗关系”。他从多方面剖析了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首先，伊朗和俄罗斯的合作主要集中在经济、核工业、军工领域；其次，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倾向于撤军，而伊朗则不同意撤军；对美国关系上伊朗希望排除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而俄罗斯把美国看作战略竞争对手；在对沙特、对以色列关系上也有所不同；再次，伊朗对俄罗斯不愿过多依赖，并对沙俄的历史有一定程度的恐惧；最后，伊朗和俄罗斯不可能结成同盟关系，双方的靠近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如果有机会伊朗会更倾向于与欧洲国家合作。
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周玉佳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美伊安全感知与伊朗核问题研究”。她认为伊朗问题牵一发而动全局，影响美国全球能源战略走势、美国安全战略走势、中东安全与反恐挑战等。伊朗核问题的焦点领域集中在外交、安全、能源、和平与冲突研究、难民研究等。她通过对伊朗核项目和外交政策决策圈相关领导人的涉核言论以及伊朗最高领袖、历届总统等人的分析，总结出美伊安全互动行为的特点、美伊安全态势感知的特点，并对伊朗决策精英视角下的伊核问题看法了做一定的分析概括。
（二）第二分论坛：中东和平与中国与中东关系
共有12位学者围绕巴以问题、中东和平进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等议题展开讨论。
第一时段：北京外国语大学薛庆国教授主持，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钮松研究员担任评论人，共有6位学者发言。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唐继赞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美国版‘中东和平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他认为，2020年9月15日，由特朗普主持，阿联酋、巴林、以色列共同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意味着美国版的中东和平进程就此开始。这次中东和平进程协议与以往有所不同，这主要是由美国单方面发起，强加给巴勒斯坦。他认为，中东和平进程的前景不会一帆风顺，甚至可能会像以往遭遇失败。主要原因有四点：一是泛阿拉伯主义的影响或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老一代阿拉伯人与新一代阿拉伯人的看法不同；二是特朗普退群、偏以压巴使其在阿拉伯人心目中形象不佳；三是除了阿联酋、巴林和苏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会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四是巴勒斯坦人也会采取行动，从而影响协议的执行。最后，他认为，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要解决巴以问题，不能靠美国施压，必须由巴以双方谈判，基于两国方案和联合国决议。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余国庆研究员以“阿以关系新变化及欧盟的政策选择”为题发言。他认为，阿以关系从过去不战不和不谈到现在的急剧转变，是70年来一种趋势性的变化。在此过程中，美国起到了主导推动作用，而在中东和平进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欧盟则严重缺位，无所作为，扮演了一个看客角色。欧盟缺位的原因主要与阿以关系明显变化有关，主要原因有四：一是巴以关系变得更加僵硬；二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三是巴以冲突地区影响和国际关注度下降；四是美国力图推动阿以合作。在此背景下，欧盟仍然尊重联合国和国际法解决巴以问题，尊重两国解决方案，没有紧跟美国步伐，相对比较公正，欧盟主流国家维持原来的立场。在领土问题上，欧盟的态度没有变化。阿以关系正常化，欧盟表现出乐观和支持，同时坚持不能忽略巴勒斯坦的权益，体现了欧盟的理念。欧盟在阿以关系无所作为的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源于其历史的负罪感或道义的责任；二是欧盟内部合力在下降，内部分裂加剧；三是对阿以关系更多在政治和道义上的改善。
四川外国语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陈广猛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以色列对外关系的全方位透视”。他从以色列对外关系的近期进展、以色列的对外关系的现状以及以色列与世界各区域的关系三方面阐述。他认为，阿联酋和以色列关系的改善与埃及和约旦与以色列关系改善有所不同。埃以、约以关系的改善并没有实质性的发展，但是这次在投资保护、科学技术、航空、互免签证等方面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关于以色列对外关系的现状，他主要从与以色列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中止外交关系的国家、曾建立外交关系后来断交的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但之前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五个方面进行分类阐述。他指出，我们今后应将多关注之前与以色列建交但后来断交的国家。目前以色列已与世界160多个国家建交，未建交的只有32个国家。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的突破可能会使其他国家跟进，与以色列建交。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信息室主任王建发言的题目是“从‘戴维营协议’到‘亚伯拉罕协议’看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式微”。他对“中东和平”与“中东和平进程”进行了界定，他认为，中东和平是结果，和平进程是过程。从狭义上讲，中东和平进程开始时指阿以问题。目前中东的问题越来越多，推动阿以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中东和平进程。他认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是中东地缘格局力量演变的结果，也是中东国家多年以来采取的联盟—制衡外交政策的延续。其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首先，安全层面上是针对伊朗的；其次，着眼于后石油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实行经济多元化战略，在中东地区，能够对阿拉伯国家经济多元化战略提供支持和支撑的只有以色列。以色列和阿联酋关系正常化是双方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三，关于阿拉伯国家舆论言论，他认为，我们不仅要看他们说什么，而且要看其做了什么，看其国家利益是什么，会采取什么措施。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西亚史研究室主任姚慧娜副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从巴以安全合作看巴勒斯坦的处境”。她认为，经济和安全是解决巴以问题的两个关键。她首先回顾了巴以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认为巴以安全合作机制主要源于《奥斯陆协议》，但在巴以安全合作机制中，存在巴以双方责任不明确，严重不对称的问题。其后她从三方面探讨了巴以安全合作机制的困境：一是合法性困境；二是巴勒斯坦内部对安全合作的不同意见；三是激进武装力量的崛起。她认为针对巴以安全机构的改革，核心是将总统对安全机制控制权进行分散，强化法塔赫对武装力量的垄断，提高安全机构的军事能力，最终实现一杆枪、一套法律和一个政府。
第二时段：由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信息室主任王建主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担任评论人。共有6位学者发言。
北京外国语大学薛庆国教授阐述了后疫情时代中阿关系新挑战。他认为，目前美国对中国的全方位攻势，后疫情时代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困境，巴以、阿以问题的新情况等是我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对此，他提出了几点应对措施，包括应继续对中阿关系充满信心，积极理性应对美国施压，加强民生项目和援助项目的建设，形成公共外交的合力，加强人文交流和民间交流等。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钮松研究员就疫情下的沙特2020年朝觐政策及中沙合作发言。他介绍了今年疫情背景下沙特的朝觐政策，朝觐者的选拔方式以及朝觐活动的组织方式都更加灵活地考虑到了疫情防控的需求。他认为该政策平衡了各方面矛盾，卓有成效。他表示，中国在与沙特合作建设健康丝绸之路与数字丝绸之路方面大有可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刘畅助理研究员以“中东‘冷和平’新常态下中国在中东的机遇与挑战”为题发言。他认为，在中东地区我国有很多机遇，包括地区国家对我国的抗疫需求较大；中东国家复工复产，发展经济的需求很高；安全合作方面大有可为以及地区各国希望加强多边合作应对挑战等。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美国在中东对中国的疯狂施压以及中伊关系等。他也提出了一些应对举措，包括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争取民族权力的斗争；经济上，以海湾阿拉伯国家为核心构筑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开展抗疫外交，疫苗外交等。
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冀开运教授介绍了伊朗行政区划的演变特点。他详细阐述了伊朗行政区划的演变过程。他认为与中国相比较，古代伊朗的行政区划非常不同，地方分裂性较强，经常处于半自治状态，政府治理能力较差。为此，中央采取派遣常务副省长、军权与税权分开等措施使分封各地的王子成为形式上的总督。自巴列维王朝开始，伊朗施行郡县制，至今形成全国31个省的行省制。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陆瑾副研究员就中伊全面战略合作发表看法。她认为中伊合作取得了一些进展，高层互访频繁，军事合作加强，人文交流不断深化，中国在伊朗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她分析了伊朗推进伊中合作的动因，认为中伊合作的发展前景很好，但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包括：美国长期困扰中伊关系；中伊合作必须顾及地区国家反应；伊朗国内政治生态环境及外交意向。
重庆工商大学黄含副教授就伊朗电影文化与国际传播发言。她介绍了伊朗电影的发展阶段，伊朗电影的文化特征，认为民族文化塑造了伊朗电影，伊朗电影继承并创造了文化传统。她介绍了伊朗电影成功输出到国际上的原因、伊朗电影在国际上的影响以及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诸多挑战。她还谈到伊朗电影对我国影视文化发展和文化输出的启发。
（三）第三分论坛：中东国家建构与治理问题
共有9位学者围绕中东民族国家构建、族际冲突与社会和解、中东国家能源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
第一时段：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东学院院长侯宇翔副教授主持，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黄民兴教授担任评论人，共有5位学者发言。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何志龙教授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出发，认为中东地区格局、国家间关系和国内冲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中东民族国家的领土、国民属性、政府和主权等基本特征没有改变，中东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体的地位也没有发生变化。他指出，中东变局导致中东民族国家构建陷入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府不稳定导致国家法律制度建设难度增加、教育陷入瘫痪导致族裔意识和教派意识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等非政府主导的促进民族融合以及国家认同的举措受限。这一困境可能将加剧中东地区动荡，并进一步激化国家内部冲突。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韩志斌教授从部落与国家博弈的角度分析了索马里国家建构困境中的部落问题。他指出，索马里的部落与国家关系属于部落对抗国家类型，强大的地方部落社会破坏了薄弱的政府机构，部落与国家竞逐社会权力，造成“强社会”博弈“弱国家”的关系态势。父系血统下的部落社会制度使索马里历史上长期处于“有部落，无国家”的社会中；殖民时期索马里部落之间交流和融合程度加深，但殖民政府没有向部落民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索马里独立后进行了国家建构的初步尝试，但仍然是在部落基础上建立的脆弱国家；后来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建构失败也与部落问题有关。他认为，部落主义的独立性和排他性导致索马里经常陷入混乱和分裂的局面。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闫伟教授从族际冲突的角度探究了阿富汗的社会和解问题。他认为，阿富汗在长期推行“普什图化”的过程中以个人的权利平等掩盖了集体的权利不平等，形成了等级化的族群关系。阿富汗内战事实上是一场族群间的内战，自此由族群意识转变为族际冲突。2001年以来，阿富汗族群政治重组形成了有利于普什图人的集权、总统制权力结构。族群政治嫁接在政治制度之上，形成了独特的议会民主制度；任何族群都无法独揽权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权。他指出，阿富汗的社会和解问题是最深层、最难解决的问题，包括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和解、阿富汗政府内部不同族群和解以及普通社会大众和解等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王凤副研究员从美国与阿富汗关系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阿富汗问题走向及其对地区形势的影响。她指出，虽然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初衷并未完全实现，但是美国将阿富汗纳入到其所主导的世界政治体系当中。美国在阿富汗建立了西方式民主政体等一系列上层建筑，但与阿富汗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不相适应。在与美国的关系中，阿富汗不是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主权上受到美国很大的制约，与后者属于战略依附关系。她认为，阿富汗政治和谈是由美国一手推动的，阿富汗政府和谈意愿不高，实现和解的难度极大。
广东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副院长于卫青教授探讨了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现状、影响因素和前景。他指出，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总体情况恶化，表现为难民人数增加、在传统分布地区成为双重难民、疫情冲击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和政治解决巴以问题遥遥无期。他分析了阿拉伯国家和美国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态度，其中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状况最好，而美国停止资助近东救济工程处加剧了巴勒斯坦难民的经济困境。他认为，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在短期内难以解决，必须相互妥协，并遵循历史性和现实性相统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整体性和阶段性相结合等原则。
第二时段：由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韩志斌教授主持，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何志龙教授担任评论人，共有4位学者发言，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姜英梅副研究员分析了新冠疫情对中东经济发展的影响。她指出，中东地区在疫情前就存在着低增长、高通胀、高失业率及高贫困率的经济困境。新冠疫情爆发后，中东各国不仅受到卫生危机的冲击，还要承受防控措施对经济的直接影响。此外，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在中东地区产生溢出效应，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和国际油价暴跌严重冲击了中东经济。面对疫情，中东地区各国采取了卫生、财政和货币金融等措施来遏制经济衰退。她认为，新冠疫情对未来中东经济发展主要有四点影响：一、中东国家治理方式发生变化；二、石油出口国将加快经济多元化进程；三、各国将加强对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建设；四、地区国家会竭力抓住第四次工业化浪潮的机遇来发展本国经济。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东学院院长侯宇翔副教授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中东宗教形势出现的“新社区”和“数字化”新变化进行了分析。他首先梳理了中东地区宗教形势在“阿拉伯之春”、难民危机和新冠疫情背景下先后出现的三次剧烈变化。他认为，新冠疫情催生新社区的发展，随着中东地区疫情愈发严重，疫情防控体系使得中东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限制宗教活动的措施重构了社会组织的根本属性，不仅促使线上宗教社区出现体系性的转变，宗教仪轨也产生了转变，出现了宗教新观点、新认识和新领袖。他指出，在数字化领域出现的云数据庞大、网络用户猛增和精神产业互联网初步形成等变化推动了宗教形势的变化，但同时对应着无分析、无管制和无配套等问题。数字化发展对中东社会而言是一把双刃剑，虽然能够推动社会变迁，但同时也伴随着言论困境、意识形态困境、制度困境和精准对接困境等。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张屹峰副研究员分析了新冠疫情下国际能源格局的变化和中阿能源合作前景。他指出，国际能源格局出现了全球能源需求持续下降、美国成为世界最大产油国等变化，美、俄、沙特之间能源博弈的上升也对国际能源格局产生了长期深远的影响，新冠疫情又进一步加速了国际能源格局的恶化。在此背景下，中国在中阿能源合作中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特别是新冠疫情使得保障能源供应链的安全逻辑超过对单纯经济效益的考虑。此外，受到中美战略博弈的影响，中阿能源合作面临着空前的战略压力。他认为，中阿能源合作需要新的思路，与“一带一路”相结合，推动产能合作并与制造业相结合，在阿拉伯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优势。
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博士生崔财周探究了以色列社会对俄裔犹太移民的认知与态度。他认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俄裔犹太移民移入以色列提供了条件。以色列社会基本认同俄裔犹太移民，但是不同群体对俄裔犹太移民的态度不同：以色列政治精英认同俄裔犹太移民；犹太教正统派宗教人士基于饮食和信仰等原因反对俄裔犹太移民，但有部分改革派认同；以色列阿拉伯人出于个人风险、族群地位和对阿拉伯事业存在威胁等原因拒绝俄裔犹太移民。他指出，虽然俄裔犹太移民的不同文化和信仰可能会对以色列社会形成挑战，但也增加了以色列社会的多样化特征。
（四）第四分论坛：中东地区“反恐”和“去极端化”问题
共有11位学者围绕中东地区极端主义、反恐形势等议题展开讨论。
第一时段：由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冀开运教授主持，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霖教授担任评论人，共有5位学者发言。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拱振喜研究员分析了中东地区反恐形势，伊拉克实施安全部队计划；叙利亚政府多次清剿，最近发生较大规模武装冲突；在非洲打击力度较弱，未来可能成为伊斯兰国发展的地区。他特别介绍了沙特的“去极端化”措施，主要包括立法和行政两个层面。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蒋真教授分析了反恐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问题。她指出，美国制裁伊朗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反恐问题的分歧，双方对于“恐怖主义”所下的定义不同，美国所认为的“恐怖主义”是侧重于违反美国刑法、实施恐吓或胁迫政府的行为。伊朗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为了实现不人道而采取的行为，强调道德和宗教层面。在遭受美国制裁的同时，伊朗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采取了一系列反制裁手段。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是国家利益不同所致，因此利益不同，制裁也不会停止。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孙晓雯讲师辨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与萨拉菲主义。她指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定义与圣战主义概念基本重合，伊斯兰极端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受穆斯林兄弟会主张影响较多，90年代以后，伊斯兰极端主义逐渐萨拉菲化，也催生了思想更为极端的伊斯兰国。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包澄章副研究员分析了黎巴嫩去极端化的理念与实践。他解释了极端化的定义，并指出黎巴嫩极端主义的复杂性在于它的形成与难民问题、教派冲突等问题相互交织。黎巴嫩去极端化模式具有四个特点，包括：预防为主、金字塔结构的治理理念、跨部门协调机制以及建立国家到个人的防御体系，并以黎巴嫩市郊努米耶监狱去极端化的案例具体分析了黎巴嫩去极端化的实践。
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博士生李睿恒分析了伊拉克战后去极端化的实践及面临的挑战。他指出，导致伊拉克出现极端主义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美国入侵伊拉克后解散军队，二是去复兴党化，导致社会缺乏政治和解，为极端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伊拉克极端化是美国和伊拉克国家政策的产物。他指出，虽然伊斯兰国实体崩溃，但是意识的社会根源并没有根除。
第二时段：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包澄章副研究员主持，西北大学王新刚教授担任评论人，共有6位专家学者发言。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秦天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昨日重现：从‘阿富汗阿拉伯人’命运看‘伊斯兰国’外籍战士威胁”。他从历史看今天的视角对“阿富汗阿拉伯人”经历的“大循环”进行了分析，认为人力问题是“伊斯兰国”外籍战士最大的威胁，也是反恐和去极端化问题的重点之一。“大循环”是依托圣战而形成一批追逐伊斯兰命运、反帝的思潮的群体以回到母国、前往非母国战场的方式进行流动、锻炼并扩散后又重新凝聚阿富汗蜕变成恐怖组织的一个复杂过程。他认为“阿富汗阿拉伯人”经历的“大循环”由形成到扩散再到回流，同时也是极端思想呈群体性演化的过程，因此未来反恐领域防范人力回流会变得异常复杂。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在读博士何晶洁从安全、军事研究视角出发，介绍了宣传与反宣传理论对于理解反恐和去极端化思想的重要性，认为可以从微观的角度弥补现有理论的不足。通过建立反宣传的信息传播机制，解释信息输出到受众信息内化过程中的变量。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魏敏研究员就逆全球化时代下土耳其能否成为世界工厂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趋于区域化，国际供应链趋于短链化；土耳其模式本身对工业制造业的重视程度较高，较强的经济治理能力使土耳其实现了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飞跃。针对土耳其具体是否能成为世界工厂，魏敏研究员认为还需结合需求条件、资源禀赋、产业支持、公司战略这类经济体系内部变量以及随机事件和政府治理能力这类非经济体系变量综合考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闵捷助理研究员研究了丝路学视域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合作，认为遗产是活着的历史。阿拉伯国家对文化遗产的认知重视水平比较高，相关的遗产保护政策发展也日趋全面。遗产学在不同领域都有着一定程度的重要性：在国际关系领域，遗产学可以作为工具型视角通过身份认同和文化研究的方式呈现出来；丝路学则是以丝路文化遗产为出发点建立起来的新领域。当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跨国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已有一些实践，在此基础上，丝路学视域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的机遇可以体现在丝路沿线城市文化遗产的合作保护、联合申报遗产以及合作开展教学研究等领域。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赵会荣研究员从“五通”的角度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的进展。在政策沟通方面，双方除了通过签协议的方式开展合作还灵活运用了一些机制动员和激励双边合作；设施联通方面，双边合作有效解决了中亚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面临的部分问题；贸易畅通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呈现出领域深、体量大、增长快的特点；资金融通方面，主要的合作平台在金融领域，双边合作也有效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人文互通方面，中国对外积极开展海外汉语教育和刊物印刷，对内吸引中亚地区留学生来华学习，也积极推动深层次领域的研究合作。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中义研究员以时间顺序从波斯帝国到阿拉伯帝国再到蒙古帝国时代介绍了纳卡历史的由来和变迁，论述了纳卡区域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并结合大国利益分析了纳卡地区冲突带来的影响，认为今天大国竞争并不关注该地区，因此，纳卡冲突的影响将仅仅局限于该地区。
四、闭幕式
闭幕式有两个环节，一是各分论坛汇报，二是大会总结
分论坛汇报由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周烈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王霆懿助理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钮松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姜英梅副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访问学者何晶洁四位汇报人用简短的语言总结了个分论坛研讨的主要内容。
中国中东学会会长杨光研究员做大会总结发言。他将本届中东学会年会的发言总结为三个方面，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与中东地区的冲突”、“中东国家政治改革问题”、“全球化与中东经济发展问题”。“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与中东地区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全球性问题与中东地区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中东国家政治改革问题”主要表现为，西方推行的民主改造实践超越了中东政治发展的阶段，强行撕裂中东自然生产的威权主义的政权，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全球化与中东经济发展问题”主要表现为油价下跌重创中东经济，油气资源国的发展前景及其不乐观。杨光表示，只有把全球问题研究与中东地区区域国别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正确认识与破解全球性问题和中东地区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