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5日，由中国中东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中东学会青年论坛暨“中东区域和国别研究的问题、理论与方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西北大学、上海大学、西南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外交部、中联部等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等近百名青年学者参加会议。
一、开幕式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王林聪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他对中国中东学界的青年才俊在金秋时节汇聚北京，出席中国中东学会青年论坛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年轻人的加入壮大了中国中东研究的队伍，活跃了中国中东研究的氛围，希望年轻人以扎实的研究推动中国中东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中东学会副秘书长陈沫主持开幕式。研讨会分为大会主旨报告和分论坛研讨两个环节。
二、大会主旨报告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西北大学教授黄民兴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孙晓萌分别以《伊斯兰教与近现代中东地区民族国家建构》和《“新文科”建设与国别区域研究：理论与实践》为题作主旨报告。
黄民兴教授在报告中从伊斯兰教对中东传统国家体制的影响、近现代中东地区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阶段、伊斯兰教对近现代中东地区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等三个方面阐述了伊斯兰教在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与影响，提出西方的“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理论不能完全照搬到中东国家，中东地区民族国家构建应遵循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民族国家理念相结合的道路。他认为，伊斯兰教对中东传统国家体制的影响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争夺主权和君主的代治人身份；二是中东传统国家政教合一的体制架构是在不断变化的；三是穆斯林享有特权地位，非穆斯林实行自治；四是伊斯兰国家体制从国家、君主、宗教的三位一体演变为宗教统一、政治分裂的列国机制；五是伊斯兰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高度统一；六是国家对土地和农业剩余价值的控制。他指出，近现代中东地区民族国家构建主要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18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期，第二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民族国家初具规模；第三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现代民族国家全面形成和演变。第四个阶段从90年代初至今现代民族国家面临新的挑战和问题。最后，他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个方面分析了伊斯兰教对近现代中东地区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
孙晓萌教授在报告中就什么是“新文科”、新文科建设的时代需要、新文科建设的重点任务、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特点、中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三个阶段、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学科基础、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案例分享、国别和区域研究的若干反思等角度，高屋建瓴地阐述了新文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及区域和国别研究的学科要求、实践要求，对我国的新文科建设、区域和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颇具前瞻性的建议。就新文科界定而言，孙教授引用了樊黎明教授的定义，认为中国建设“新文科”的核心要义是要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促进文科融合化、时代性、中国化、国际化、引领人文社科领域新发展，服务人的现代化目标。新文科的建设是文科中国化需要正视教育教学内容中国化问题和全球新格局和文科国际化的时代需要。她认为，新文科建设的重点任务有建设新专业或新方向、探索新模式、建设新课程和构建新理论。国别和区域研究具有四个特点，一是国别区域研究源于了解外部世界的需要，是一种知识性的探索；同时需要服务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二是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发展程度与该国综合国力、国际形势都密切关联；三是国别区域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的特点；四是国别区域研究与学术研究理论建构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孙教授介绍了我国的区域国别区域研究的情况，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并存空间维度、历史维度、文化维度和社会维度阐释了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学科基础，并以伦敦亚非学院、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作为案例进行分享。最后，孙教授从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定位问题、人才培养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三、分论坛研讨
研讨会围绕“中东研究的方法与新冠疫情的影响”“中东政治发展诸问题和中东国际关系”“中东社会诸问题和社会治理”三个主题设三个分论坛研讨。
（一）第一分论坛：中东研究的方法与新冠疫情的影响
第一时段：由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王凤副研究员主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肖凌教授评论，有5位学者发言。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土耳其研究中心寿慧生研究员以“区域研究视野下的中东：基于西方文献的分析”为题发言。他指出，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东研究英文文献的梳理，发现地区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科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矛盾。国际关系学科更倾向于探求超越时空限制的普遍规律，往往忽视对具体地区语言、历史和文化背景的深刻理解。地区研究则过于关注地区文化的特性，忽视理论的构建。面对这种矛盾，他提出了三点解决方法：第一，把地区研究更好的纳入国际关系学科中，强化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标准；第二，把国际体系拆解为区域次体系，从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角度来进行中东区域研究；第三，超越普世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争论，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与地区研究之间的平等对话。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室主任钟志清研究员从文学叙事角度，阐述了俄罗斯新移民在以色列的身份问题。她从以色列作家亚伯拉罕·耶霍舒亚的小说《耶路撒冷，一个女人》出发，讲述了一位人力资源经理是如何将在爆炸中丧生的耶路撒冷俄裔女人的棺椁带回到俄罗斯的故事。她从这位遇害女子的以色列俄裔身份出发，将文学叙事与政治历史背景紧密结合起来，透视了当代以色列俄罗斯新移民的地位问题，指出虽然俄罗斯新移民对以色列早期国家建构与文化建构做出了杰出贡献，但依旧处于社会底层的现状。
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金强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伊朗题材图书出版问题发言。随着中国和伊朗外交关系越发紧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更多呈现出全方位、宽领域、深视野的特点。图书作为沟通信息和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伊文化交往中起着基础奠基和方向引领作用。通过相关资料梳理，金强概括了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对伊朗题材图书出版的特点和趋势，指出图书出版仍存在种类单一，翻译欠缺和市场容量问题等，并提出了针对性改进建议，认为应从更高层面把握中伊文化交流主流，切实深化两国文化相通。
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刘云泽围绕坦齐马特时期的奥斯曼史学问题发言。他指出，坦齐马特时期是奥斯曼史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转折阶段。在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史学研究出现新的模式，史学家们开始摒弃自帝国成立以来固有的宗教化史学研究方式。随后，刘云泽介绍了阿赫麦德·杰维代特帕夏、纳莫克·凯末尔、艾哈迈德·沃菲克帕夏、苏莱曼帕夏等坦齐马特时期的奥斯曼史学家以及他们的生平事迹，表现出坦齐马特时期对奥斯曼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佘纲正基于民调数据的实证研究，就阿拉伯民众信仰维度与内政外交偏好问题发言。佘纲正选择阿拉伯晴雨表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既有文献和数据库中的内容，对阿拉伯民众信仰维度与内政外交偏好进行定量研究。以个人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度和对政治伊斯兰的支持度为两大变量，探究宗教信仰程度对普通民众关于民主和美国看法的影响程度。他得出四个结论：第一，在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中，个人生活层面上的宗教虔诚度并不会导致民主的负面影响，而政治伊斯兰支持度更高的个体更排斥民主；第二，如果一个阿拉伯国家实现了民主转型，伊斯兰政党获胜保持较高参与度，这里的政治伊斯兰者并不那么排斥民主概念；第三，宗教虔诚度与政治伊斯兰支持度越高的穆斯林，反美程度越高；第四，个人宗教虔诚度更高的人更倾向沙特与卡塔尔，政治伊斯兰支持度更高的人对伊朗和土耳其更有好感。
第二时段：由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姜英梅副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东方室主任钟志清研究员评论，有5位学者发言。
大连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学院副院长、突尼斯中心主任张静姝就新冠疫情下摩洛哥西班牙边境环境治理研究发言。张静姝指出，西班牙与摩洛哥的地理边境是两个飞地城市。这条边境线具有两重性质，一个是国家间边缘关系的性质，一个是超国家，即欧洲和非洲，甚至欧盟和非欧盟国家的关系。这就导致两块飞地城市的人民在文化认同出现了分歧，他们到底是欧洲人还是非洲人，是摩洛哥的柏柏尔民族还是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民族。新冠疫情背景下，西班牙与摩洛哥的边境线出现了三个转变：第一，边境监控变得更困难也更严格；第二，经济要素流动停滞大大影响了双方的经济发展；第三，边境城市的人民加强了对摩洛哥的认同感。
伊朗阿拉梅塔巴塔巴依大学博士宋江波围绕新冠疫情影响下伊朗合资企业的发展困境发言。他指出，从宏观层面来讲，中资企业在伊朗的业务发展面临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第一，美国是阻碍中国投资和中伊贸易的最重要第三方因素；第二，伊朗国内政治生态环境不适宜长期计划的执行；第三，伊朗不稳定的对外投资环境使外资很难实现长期获利。宏观因素和此次新冠疫情在伊朗爆发相叠加，使中资企业在实操方面又面临了新的困难：第一，伊朗国内市场收缩十分严重；第二，中资企业的资金无法及时回笼，甚至出现明赚暗亏的情况；第三，海运的物流渠道受到严重限制，来自中国的物品无法顺畅地抵达伊朗，造成了成本增加，交易周期拖长等负面影响。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刘冬从财政平衡视角分析了新冠疫情对中东油气投资环境的影响。他认为低油价和财政失衡易于引发政治风险。他从财政平衡对资源国投资环境的历史分析出发，通过数据分析认为低油现状与新冠疫情的双重压力下对资源国财政平衡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由于2018年1月美国升级对委内瑞拉的制裁，2019年4月，美国干预取消伊朗石油进口国的进口豁免，最终达到接近封锁伊朗石油出口的目的。最后，他认为新冠疫情使得资源国投资风险显著增大，且资源国逆资源民族主义浪潮可能再度兴起。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韩建伟就中美博弈背景下中东媒体涉华报道的特点及其影响等问题发言。她认为特朗普上任后中国对于阿拉伯民间的舆情认知把握不到位，中东现在安全上依然依赖美国，经济上中国对于阿拉伯世界的作用日益增高。第一，民间对话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媒体对于中美博弈的报道成为热点话题之一，而中东各国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十分了解；第二，新冠以来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报道增多，但负面报道不在少数；第三，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中东国家关于中美贸易战的报道逐渐增多。最后，韩建伟认为在中美博弈的大环境下，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联系。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博士后俞海杰围绕“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合作发言。她从阿拉伯国家金融发展的历史出发，分析了阿拉伯国家的合作需求以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可行性，概括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合作的政策基础、理念原则等。总结了当下背景下阿拉伯国家金融发展的重点领域，即银行业、伊斯兰金融等。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相关建议：她认为中阿合作要努力打造政府引导、企业保障的共识，在现有的基础上开展更加深层、多边的合作，从短期来看，应该增强研判危机的能力，把经济合作最终落实在实体经济上。
第三时段：由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姜英梅副研究员主持，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余国庆研究员评论，有2位学者发言。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陈瑶的发言题目是“伊朗网络攻防能力建设与后疫情时期中东地区网络安全形势展望”。陈瑶对伊朗网络空间防御能力的发展历程做简要概述，指出2010年“震网”（Stuxnet）事件是伊朗网络空间政策的关键转折点，核设施的安全是伊朗建设网络安全能力的关注重点。她对后疫情时期中东网络安全形势做评估，认为网络空间攻防将成为中东地区国家间冲突型互动的新趋势，要警惕非国家行为体的网络能力提升。
大连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学院突尼斯研究中心孙雷的发言主题是“突尼斯国民使用语言现状调查结果及阿拉伯语发展规划研究”。历史上，突尼斯曾多次出现“双语”甚至“多语”并存的局面，发展至今形成了以官方语言阿拉伯语和通用语言法语为主的“双语”使用现状。首先，孙雷从公元7世纪前突尼斯的语言文字概况、阿拉伯语在突尼斯的传播与发展、法语在突尼斯的传播与发展、突尼斯共和国时期的语言文字概况四个方面对突尼斯语言发展状况做了简要概述；其次，孙雷从语言态度、语言水平、语言使用习惯三个方面分析其语言现状，最后孙雷对阿拉伯语在突尼斯语言现状下的未来提出设想。
（二）第二分论坛：中东政治发展诸问题和中东国际关系
第一时段：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王建副研究员主持，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范鸿达教授评论，有4位学者发言。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朱泉钢博士发言题目是“中东军政关系问题研究的三个阶段：成果与反思”。他将中东国家的军政关系分为三个阶段，军队作用呈现从提高到下降又提高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以往研究采取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他回顾了过去学者的研究成果，并认为我们应反思西方经验至上和利益层面两个问题。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安全研究室主任仝菲博士就亚伯拉罕协议对中东和平及地区地缘格局的影响发言。她分析了该协议签订的原因，包括阿以在不同领域都有合作，经济发展中互补性强；联合以共同应对土耳其、卡塔尔、伊朗三方合作的力量；目前阿拉伯民族主义影响下降，各国的外交政策更加务实等。她认为短期内该协议不会产生显著效果，长期来看阿以关系正常化能够增强以色列在地区安全感，降低对巴勒斯坦的攻击性，也许中东和平进程会出现转机。就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来看，地区国家将重新分化组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李子昕助理研究员就后疫情时代海湾安全架构的重塑进行发言。他认为海湾地区主要在接受他国提出的安全架构，并主要介绍分析了中俄对海湾地区提出的安全架构构想。认为中国希望建设海湾地区多边对话平台，一个重要前提是维护伊核协议。他横向对比了中美俄三国提出的安全架构建议，厘清了一些错误认识，认为该地区仍是多种力量交织较量的阵地。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文少彪助理研究员就美国在叙利亚的代理人战争失败的原因进行发言。他从委托代理分析框架看待奥巴马时期美国在叙利亚战争的失败。从利益维度、激励维度和监督维度分析此次失败。他认为，美国与叙利亚的利益不匹配，监督协调框架没有构建，激励政策与叛军需求存在错位等原因导致了叙利亚代理人战争的失败。
第二时段：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金强主持，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晨评论，有5位学者发言。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唐恬波助理研究员以“从伊拉克看中东地区格局的新变化”为题发言。她首先分析了2020年以来伊拉克的形势：疫情最重、经济最惨、局势最戏剧性，并剖析了导致三个“最”的原因。伊拉克仍然无法做到政权合法垄断暴力机器，由此来看，在探索国家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中东某些国家本身仍存在问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王丽影的发言主题是政治文化认同缺失制约伊拉克战后政治重建。她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剖析：一是伊拉克战后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关系的转化是否有利于该国的政治重建；二是作为政治文化核心的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的作用。她认为：1.民族主义经历了重塑、发展、衰落、回归的过程；2.伊斯兰教对民族国家建构的作用是中立性的；3.战后伊拉克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意识形态是相互交织，相互牵制的；4伊拉克的多元异质性表现为公民意识和国家认同的缺失。她认为战后政治文化和移植自美国的政治制度间出现的错位制约了伊拉克战后重建之路。
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讲师王光远的发言题目是“新媒体上‘什叶派复兴’及其影响——基于YouTube阿拉伯语什叶派歌曲视频分析”。他认为，在中东地区，YouTube上阿拉伯语什叶派歌曲的传播非常迅猛。他在对频道进行筛选和分类，并对观众来源进行统计后，认为什叶派高度艺术化的宣教传统以及什叶派的复兴和教派矛盾在现实和虚拟两个维度的激化使得什叶派歌曲流行，而其流行也会增强什叶派的影响、强化对什叶派的认同，但同时也有可能对什叶派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并激化教派矛盾。新媒体增强了什叶派动员、组织和串联能力，使其在新媒体上具有更强的力量。通过什叶派歌曲也可以看出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内部的分裂。他认为，新媒体为把握中东变化提供了新的观察维度。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张楚楚副研究员以“阿尔及利亚的反恐模式：特征与挑战”为题发言。她明确了恐怖主义的定义，即恐怖主义是为了达成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而采取暴力方式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在对阿尔及利亚的反恐模式进行分析后，她认为阿尔及利亚反恐采取了刚柔并济的模式，不仅仅采取军事打击的“硬反恐”模式，还采取矫治和预防相结合的“软反恐”模式。在矫治方面，阿政府采取“招安”措施的同时加强思想改造。在预防方面，阿政府采取一般预防和重点预防相结合的方式，在社会范围内进行宗教教育改革和宗教机构管控并扶植一些温和的萨拉菲主义者。同时对重点人群重点预防。她认为，阿尔及利亚的反恐措施产生了一定效果，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比如“招安”之后的恐怖组织再度脱离政府和政府对萨拉菲主义的利用会促使极端思想的传播等。总体上说，阿尔及利亚反恐任务任重而道远。
内蒙古民族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刘爱娇的发言题目是“阿尔及利亚抗议运动：根源、特点与趋势”。她提出，阿抗议运动爆发于2019年，根据其政治诉求的不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围绕总统选举，第二阶段追求全面改革。她认为，阿经济结构单一、政治体系内外积弊、人口结构年轻化和网络媒体的发展是阿抗议运动的根源，其趋势为：阿抗议运动依然对阿政权构成挑战，但内部存在分裂趋势；阿政府采取推动改革的方式应对阿抗议运动和重塑自身合法性；阿政府试图在不破坏现有政治体系的前提下推进政治改革。阿抗议运动是对阿威权主义政府的合法性提出的全新考验，政权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也可能成为影响地区整体政治生态的新变量。
第三时段：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安全研究室仝菲博士主持，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信息室主任王建评论，有4位学者发言。
浙江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研究中心康雨莎助理研究员作了题为“也门乱局以来南方分离主义运动的新方向”的发言。她认为，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南北割裂的历史进程加之英国对也门的殖民统治催生了也门南方分离主义运动。也门南方分离主义运动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南方分离主义运动在内乱之后不断发展的原因有三点：一是萨利赫统一政府时期南方地区在政治经济上长期的剥离感的积压，二是哈迪政府时期政府的权威不足造成政治经济安全领域上给也门社会各方势力提供了生存空间，三是外部势力的介入和支持。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伊朗研究中心的李昕讲师作了题为“石油国有化运动与当代伊朗的政治发展”的发言。他认为英国对伊朗石油资源掠夺的主体经历了从私人到国家的变化过程。二战之后，伊朗不满于英国对其石油资源的掠夺而开始与英国谈判。在伊朗内部政治力量的博弈过程中，伊朗的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治参与极度扩大但也导致了政治不稳定。他认为，石油国有化运动对政治的影响有三方面：一是开启了巴列维王朝的威权统治，二是造成了巴列维王朝的合法性危机，三是破坏了伊朗政治生态平衡，为伊朗未来的政治发展埋下了隐患。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伊朗研究中心的杜林泽讲师的发言题目是“巴列维时代伊朗的西化与知识分子思潮转变”。他认为，伊朗知识分子思潮转变经历了早期兴起、西方化与极权统治、“西方毒化”“回归自我”三个阶段。伊朗知识分子思潮大致有两条主线，其一是民族主义的延续，其二是对“西方化”和“伊斯兰”认识的转变。一方面，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长期扎根于伊朗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另一方面，伊朗社会矛盾与诉求在国家构建与发展之中不同阶段的变化反映在伊朗知识分子对“西方化”和“伊斯兰”的认识变化之中。他认为，自下而上的社会思潮与自上而下的意思形态灌输之逆向运动，体现了民主与威权之争。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张娜以“伊朗反美主义成因探析”为题发言。她认为，反美主义在伊朗的政治生活、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伊朗反美主义的成因主要有五点：第一，1953年政变和美国对巴列维王朝的支持是伊朗反美主义的根源；第二，霍梅尼主义定下了反美主义的基调；第三，伊朗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是伊朗反美主义的政治因素；第四，美国对伊朗的敌视与遏制是伊朗反美主义的现实动力；第五，美伊两国中东政策的冲突是伊朗反美主义的地区动因。总体上看，伊朗的反美主义是历史与现实，思想理论与政治实践共同导致的结果。
（三）第三分论坛：中东社会诸问题与社会治理
第一时段：浙江外国语学院阿拉伯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科研处副处长郭筠主持，西北大学中东所王晋副教授评论，共4位学者发言。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晨的发言题目是“‘虔诚一代’的不虔诚——土耳其‘Z世代’青年人的崛起及影响”。“Z世代”是指全球1995年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从土耳其青年人反对高考改革事件切入，分析了土耳其国内“Z世代”的特点：第一，人口数量较多，对2023年的大选影响较大；第二，关注政治且政治观点比较摇摆；第三，这代人生长于埃尔多安政府执政下，对历史的了解不够充分；第四，国家主义倾向较弱；第五，青年人受传统价值观影响较小，甚至可能会影响家庭长辈的意识判别；第六，公开表示对土耳其社会发展现状不满，对土耳其未来持悲观态度。这一代是埃尔多安政府“虔诚一代”的重点培养对象。埃尔多安政府充分利用国家资源控制宗教，包括教育改革、增加对宗教事务总署的投入等方面，但根据民众调查，效果目前来看是大打折扣的。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讲师雷昌伟分析了海湾国家青年问题与年轻一代掌权者的应对。他指出阿拉伯之春参加抗议运动的大多数都是青年人。其次，阿拉伯社会年轻化趋势日渐明显，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家相应地采取削减补贴和增加税收措施，趋向社会契约的重构。最后，年轻人对社交媒体应用广泛。在社会层面追求进一步开放，但政治上集权程度加深。同时他也指出，社会结构的变迁并不一定导致政策后果。
湘潭大学海湾研究中心讲师喻珍分析了中东地区的移民问题及其治理困境。她指出移民问题与国际合作、全球化、国际组织、人权、南北关系等议题高度相关，其研究具有战略学术价值。首先，从战后中东地区复杂的移民模式来看，受政治动乱影响，2015年中东移民高于世界同期增幅。其次，存在移民问题外溢的问题。由于地区内国家在移民问题角色的转变和移民政策导致存量移民数量增加。最后，中东移民管理体系和地区治理的主要集中在阿盟手里。这种难民治理模式会导致缺乏地区协调机制、接受国面临安全挑战。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助教李海鹏分析了后“阿拉伯之春”时代黎巴嫩治理困境。他指出教派分权制度存在结构性弊端：包括决策效率低，决策程序系统反映瘫痪、裙带关系盛行和制度腐败等。制度运行的两大支柱是：第一、沙特、美国、叙利亚达成一种外部协议，是政治秩序运行的外部环境。第二、不同形式海湾资本的流入。黎巴嫩弱国家的本质决定了外部干涉与内部政治联动性较高。结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内战期间的决定和冲突解决奠定了战后秩序，二是国内寻租的本质和国外的干预决定了黎巴嫩现在处境。
第二时段：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孙晓雯讲师主持，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魏敏研究员评论，共5位学者发言。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博士生李宁的发言题目是“伊斯坦布尔的市民生活缩影”从‘佩拉宫’看西化引起的变迁”。奥斯曼帝国的西化变迁中对伊斯坦布尔产生影响，成为传统的伊斯坦布尔和现代的加拉塔。欧洲国际卧车公司修建“佩拉宫”，成为土耳其第一家西式酒店。佩拉宫作为一家仅存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酒店，见证了伊斯坦布尔市民生活方式的变迁、城市文化的重塑和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崛起。影响主要体现在：“佩拉宫”作为一座豪华的酒店，接待客人是基本的职能，它成为很多人寻找机会的地方；其次，“佩拉宫”用作获取消息，客户刺探情报的最佳场所；最后，作为伊斯坦布尔西化程度最高的地点，“佩拉宫”是伊斯坦布尔人观察西方的窗口。
北京语言大学土耳其语系教师朱珈熠探析了土耳其发展进程中的寮屋社区及其影响。她界定了寮屋社区的定义，指出寮屋社区的特点，其一、寮屋社区不完全是贫民窟；其二、社区内关系纽带很强；其三、寮屋社区的居民即使有可以搬迁到条件更好的社区，居民也不愿意离开。寮屋社区是随着城镇化进程发展起来的，分布在城市中心和工业区附近，面积很大且现在仍呈现扩大的趋势。寮屋社区最初是非法违建，但是50年代后的城镇化运动的开展，寮屋社区可以提供充足的城市劳动力、消费市场以及各党出于争取选票的目的，使政权对寮屋的建立选择容忍。
上海大学李鑫均的发言题目是“凯末尔时代后期经济发展中的国家主义及其影响”，认为凯末尔时代后期的社会矛盾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新旧体系之间的矛盾，社会结构矛盾，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在此基础上，他用四项基本政策和三项基本原则探讨了土耳其经济发展中的国家主义，并论述了伊兹密尔经济会议的实际效果，最后分析了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在土耳其经济发展中的辩证关系，认为，二者在土耳其经济发展中并没有割裂过，是共存的，只是在某一特定时段社会更倾向于强调其中一点。
《当代世界》编辑苏童以“关于土耳其当前伊斯兰化问题的几点思考”为题发言。他认为，当前土耳其伊斯兰化主要表现在教育体系改革、利用制度引导学生流向宗教学校、取消司法层面的禁令、政治机构改革、在社会舆论方面打破凯末尔时期的禁令、改变外交政策等方面。针对埃尔多安主导的伊斯兰化进程，他从政治发展、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土耳其当前伊斯兰化问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领域，尤其是教育领域，此外，还会影响到土耳其社会民主问题和域内域外的关系。
上海大学文学院杜东辉博士就土耳其宗教事务委员会作为土耳其外交事务的宗教行动者这一角度分析了土耳其宗教的政治工具化在其实现全球愿景中的表现，结合土耳其国内民众意识、政治冲突、行政规模和国外劳工输出、宗教渗透等多方面论证了宗教事务委员会作为政治工具在土耳其国内国际各项事务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该机构的外交决策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宗教被国家控制的制度是其变成埃尔多安的政治工具的前提，而土耳其的宗教外交活动也因为宗教渗透的问题引起了欧洲部分民众对伊斯兰教的恐惧。
第三时段：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刘冬副研究员主持，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胡浩教授评论，有3位学者发言。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特聘副研究员白云天分析了当今阿拉伯世界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叙事之争。通过援引阿拉伯世界网民的发言、分析主流媒体的报道倾向、挖掘土耳其及阿拉伯文化作品的政治倾向论证了亲奥斯曼和反奥斯曼这两种历史叙事模式在各个领域的矛盾。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博士生顾楠轩研究了伊朗的毒品问题。在伊朗成瘾者数量庞大的背景下，伊朗政府的禁毒活动主要由具有委员会性质的禁毒总署负责，也开展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在打击毒品贩运方面，伊政府不仅加强了边境管控，还通过设立多个禁毒战术司令部协调地方贩毒工作。此外，为了从源头上遏制毒品问题，伊朗积极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开展国际合作。在成瘾者治疗和减少伤害方面，伊政府也开展了各层次的治疗、科研等工作。伊朗毒品问题面临的困境主要来自于经济低迷和民众对政权不满的情绪、与阿富汗等毒品种植区的密切来往以及禁毒政策在源头上面临的困境等方面。伊朗毒品问题短期内不会得到明显改善，社会需要在更长的时间里寻找更全面完善的措施。
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博士生刘源分析了以色列毒品犯罪问题的由来，认为地理位置是条件，不稳定的局势是温床，移民潮是推动力量，经济衰退则加重了该问题。在此背景下，以色列毒品问题呈现出种类广、数量多和人群年轻化的特点，以政府对此从实施政府管控、推进治疗措施和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了治理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其周边产毒区难以根除，走私和前线士兵吸毒这类情况日益突出，医用大麻合法化催生大麻的非法使用等方面问题的存在，以色列毒品问题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四、闭幕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信息室主任王建主持大会闭幕式。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肖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昕、湘潭大学海湾研究中心讲师喻珍作为各小组报告人汇报了小组讨论情况。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副所长王林聪研究员做大会总结发言。他认为此次青年论坛内容丰富、议题多样，视角新颖，精彩纷呈，专业性强，质量高，效率高，达到了预期目的。
王林聪指出，两个主旨报告有很强的引领作用，很有启发性。分论坛研讨可以用三个“新”来概括——聚焦新问题、使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中国中东学会青年论坛意义重大，增强了青年学者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资深专家和青年专家一起研讨，展现了中国中东学会的团结合作。
王林聪向青年学者提出，中东研究要研以致用；中东研究要有定力。多一些定力，少一些功利性，多关注空白点和薄弱点。中东研究要有理论支撑，要从方法上有突破。精研历史，减少盲目性；钻研理论，提升研判力；熟悉方法，增强学理性；深入社会，增加可行度。
王林聪希望以本次青年论坛为新起点，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做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做好理论思辨和田野调查的结合，做好了解国情和走向国际的结合，深入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将中国的中东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