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亚北非动荡的特点 

西亚北非动荡，是一次突变。一场从突尼斯开始的波及整个地区的动荡，虽然在事后可以观察到许多动荡发生的征兆和深刻社会根源，但在发生前，突尼斯等国家的政府对动荡的发生并没有一个明晰的认识，国际社会也没有预料的到会有一场地震式的动荡即将发生。 

动荡爆发的突然性，表明国家层面与国际层面对动荡的深刻社会根源都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和了解。突然爆发并蔓延为地区性的的动荡，显示了其背后和本身的巨大社会危机，而突发这一形式，增加了动荡的危机程度与广度。 

西亚北非动荡，是一场剧变。剧变，是变革方式层面的，也是变革程度层面的，也是变革与广度层面的。此次动荡，以激烈的社会冲突政治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形式实现变革，以流亡、审判、处死等形式对待前国家领导人。动荡剧烈的形式，导致了巨大的经济破坏、社会分裂、难民潮等等。 

动荡是剧烈而巨大的，导致了国际性的社会变革与政治变革。政府与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颠覆性更迭与变化；社会力量和社会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动荡国家的发展战略及其对外关系正在经历着难以预测的变化；动荡，在国家秩序与国际秩序层面都在经历着重大而深远的关系。 

西亚北非动荡，是一种激变。激变，是对突变（与渐变对应）与剧变（与微调对应）的综合。西亚北非局势是一种激荡的局势，其方式是激烈的、激进的；其目标最显著的特征是求变，不仅在政权层面寻求更迭而且在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层面寻求重大方向的调整，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求变，对外政策也在经历着重大变化，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变化。 

激变所蕴涵的激荡，意味着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激变，在形式上是激烈的，在实质上是“质变”的。这种激烈的形式与社会的激荡，表现为一系列危机。 

动荡产生的国家危机对亚非合作的挑战 

西亚北非动荡引发的国内危机，有三种表现：政权危机、社会分裂危机、内战危机。 

政权更迭、新政权的组建及其稳定，在此次动荡中往往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危机。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的政权都在短期内发生了更迭，在政权更迭中，新旧政权的矛盾、新旧政权的执政理念和相关策略，都有较大的变化。在如何看待政权更迭、如何与新政权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延续亚非合作，成为一道大题目。 

经过此次动荡，西亚北非社会发生了重大分裂，在对外关系的认识上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有的变化甚至是一种偏见。西亚北非的新生代政治力量、不同阶层的民众，可能有轻视亚非合作的认知，向往西方民主与经济发展模式，设想通过强化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跨越。一些政治人物，有划线的倾向，以在政权更迭中是否支持自己政权划线，给引发合作带来障碍。 

内战危机在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家的动荡中都存在现实与潜在的压力。战争中断大多亚非间的已有经济合作，并给战后的新政权的亚非合作战略带来不少的后遗症。 

中国在2011年9月12日向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通报了中方对其承认的决定。 

近年来，中国在利比亚投资约50个项目，总金额约188亿美元。利比亚约3%的石油出口流向中国。中国商务部将在2月4日至8日派工作组到利比亚，就保全中国在利资产（中国企业在利承接的基本上是住房、铁路、电信等民生项目）和参与战后重建与利方交换意见，同时实地考察和了解项目受损情况。 

由于利比亚变局是以法国为首的欧美诸国所推动，过渡政府成立以后，其政治核心人物对欧美诸国十分感激，随着法国、美国、意大利、土耳其、突尼斯等国高层对利比亚的访问，利比亚过渡政府有意走亲欧美路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再加上利比亚过渡政府成员大部分有欧美留学经历。目前，法国经贸代表团，土耳其建筑公司，意大利石油公司等一大批组织和企业都在利比亚积极开展经贸活动，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最近利比亚官方宣布，向在利的土耳其企业提供4亿美元的战争赔偿款，这与土耳其领导层与利比亚方面的频繁接触有着密切关系，中方企业正在持观望态度，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帮助解决遗留，促进复工谈判和双方进一步的贸易往来。 

利方曾表示欢迎中方参加利比亚重建。中方表示愿意支持中国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利比亚重建，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中利双边经贸合作。目前在利比亚的中资机构中，通信类行业中华为和中兴两家企业已经复工，而建筑类行业尚无企业恢复运营。虽然所有大型建设项目都处于停滞状态，但利比亚同埃及、土耳其等国的劳务与项目合同均已签署。 

战后的利比亚主要以石油产业作为其经济支柱，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该国首先保证了石油产业链的恢复。但反对派开始“论功行赏”，反对派控制的石油公司AGOCO的经理阿卜杜勒贾里里·马尤夫表示，“我们与诸如意大利、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企业合作，没有任何问题；但我们可能会与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企业合作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俄罗斯、巴西曾反对对卡扎菲进行严厉制裁，认为应该先靠和谈解决问题。中国此前在联合国就解冻利比亚海外资产上没有投赞成票，也没有投否决票。 

目前中资公司在利比亚遇到的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当地的安全局势不够稳定，施工人员安全是一个大问题；第二，目前利比亚民众和政府中依旧有部分人士对中国在支持利比亚问题上的立场持有偏见，不能用战略眼光理解中国政府的用心，在公开报道中也没有如实反映中国在利比亚国家重建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 

利比亚是中国的第11大石油供应国，但卡扎菲政权近年来变得对中国很苛刻，比如在2009年，曾拒绝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投标购买加拿大石油企业Verenex持有的利比亚石油资产。 

但，国家利益是国际合作的同样是亚非合作的基础。把握国家利益，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动态趋势中把握亚非合作趋势，是应对西亚北非动荡对亚非合作挑战的轴心。经过一段的考验后，西亚北非民众对亚非合作的理解认知会再次加深。 

同时，在把握国家利益与亚非合作的问题上，需要注重民众在国家利益中的表达，强化与西亚北非民众的联系，增加渠道、拓宽认识。 

动荡产生的国际危机对亚非合作的挑战 

动荡产生的国际危机，包括地区国际关系，重要表现为地区内国家对动荡及其政权更迭的态度引发的国际矛盾，一些国家甚至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阿盟内部出现了分裂，地区内部出现了大分化；大国与西亚北非国家的关系，重要表现为西方国家对动荡的干预增加了动荡的激烈程度和动荡程度；国际分裂和大国间的矛盾。 

土耳其在对利比亚的政治“投资”中获得了“厚报”，就对叙利亚采取同样的态度，意图获得更大的地缘利益。沙特等国家对叙利亚和也门采取明显不同的态度与策略。西亚北非国家本身都是亚非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地区的分裂严重威胁着亚非合作的进展。阿盟这一重要的组织本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因动荡引发的分裂而影响了阿盟的作为能力。 

在地区内，动荡还激化了相关的国际矛盾，如巴以冲突和核问题。巴以冲突近日的升级，可能导致西亚北非地区的进一步分化，也可能引起西亚北非社会与政治的分裂（加剧）。若西亚北非民众对新政府在巴以冲突中的政策不满，新生政权处理社会发展问题的能量就大打折扣，亚非间的合作则可能增加某些民族主义等情绪化的障碍。在巴以冲突与核问题上，亚非国家有不少共同点，也有难以一时化解的分歧。需要具体分析以加强亚非国家间的利益认同。 

美国、法国等西方大国在此次西亚北非动荡中十分活跃，积极支持政权更迭以扩大其“中东民主化”的“战果”。西方国家的直接干预包括军事干预恶化了亚非合作的国际环境，分裂了西亚北非国家和亚非国家。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政权会有一种自然惯性而较多地倾向于与西方的合作，在亚非合作也会较多地考虑西方国家的意愿。 

西亚北非得到引发的国际矛盾在联合国中有明显的体现。西亚北非动荡还可能深层影响东亚国际关系，引发东亚地区关系的分化组合。当东亚与西亚北非同时处于某种程度的紧张的国际关系状态下，亚非合作的大环境就承受着较大压力。 

但，化解、解决国际危机是西亚北非国家的核心利益之一也就成为亚非合作的重要内容与基点。寻求化解此次动荡带来的危机的利益交汇点，是亚非合作大有作为的领域。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冲突和问题包括巴以冲突问题，可能在新的形势下产生一些解决问题的机遇，需要亚非国家的合作以利用机遇。 

西亚北非动荡的诉求核心，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国内政治与国际社会政治的民主化。民主、发展、和平是亚非合作的主题，也是西亚北非民众和社会的最强音。动荡，可能会凸显亚非合作的主题，需要排除障碍和不当认识。 

动荡产生的非传统安全危机对亚非合作的挑战 

西亚北非动荡直接产生了两种非传统安全危机，一是难民问题，而是恐怖主义问题。 

难民，是动荡的直接受害者，而邻近国家则需要对难民进行安置。反对派和各种政治势力则可能借助难民问题来增加自己的活动能量，借难民问题向对手发难等等。 

随着动荡的进展和政局的初步稳定，亚非合作中可能会凸显难民回归与安置的问题。这一问题又与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氛围等要素相关。亚非合作的的远景中，需要考虑相关问题与要素。 

恐怖主义势力在动荡中得到增强，在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的恐怖活动都明显增加，埃及在动荡中也发生了一些恐怖袭击事件。一些政治势力甚至借助恐怖暴力向对手发难。而美国等国家则对一些恐怖活动网开一面，在也门等地则采取强化无人机打击的方式进行反恐。 

动荡之后，西亚北非国家可能需要面对恐怖活动的重大压力。国际反恐合作也将是亚非合作的重要内容。 

动荡危机下的亚非合作机遇 

常言道，问题的解决就是机遇，危机中存在机遇。但要将西亚北非动荡产生的危机转化为机遇，需要把握转化的条件与环节。 

首先的与核心的，是共同的利益诉求。 

亚非合作中，发展诉求和争取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就是长期的诉求。重要这一诉求的存在，亚非合作的基础就存在。亚非合作需要将这一诉求具体化、问题化，分析不同国家、不同政治环境下发展诉求与国际合作之间的联系及其核心环节，方可深化引发合作。 

在一段时期内，西亚北非国家的发展的诉求可能需要强化与西方的合作，但亚非合作终究是西亚北非国家的国家需求。冷静观察，把握时机，坚持共同利益，亚非合作就会迎来一个新阶段。要实现利益的契合，对西亚北非国家迫切需要的合作，细致地提升合作的效益，让亚非合作效益具体化，让民众能够切实感受到合作带来的利益与发展成效。通过具体合作的落实，能够揭露西方国家对亚非合作的诋毁与破坏。 

其次，把握亚非合作与国家层面与民众层面（包括组织和团体、势力阶层）的联系，以及两个层面之间相互关系，创新亚非合作的思维与思路。民众情绪和民众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期待、想法，对政治发展的期望，直接影响着此次西亚北非动荡的发生及其进程。在动荡中产生的政府，可能会比以往的政府较多地考虑民众的情绪与意愿，而民众对亚非合作带来的具体发展成果，会国家关注，进而影响政府对亚非合作的意愿。 

不少西方社会的非政府组织在西亚北非地区的活动，对当地的民众影响逐渐增加，逐渐影响了当地民众的一些发展观和政治观。此次动荡中，相关一些就明显地体现出来。在亚非合作中注重对民众的影响，是一件重大工作。 

再次，注重亚非合作的国际化保护，注重合作的规范化。特别是经济与社会合作，与政治合作有着不同的特点。尊重共同利益，强化国际法意识，方可持久促进亚非合作。 

西亚北非动荡，对一些亚非国家的投资和工程造成了重大损失。如何弥补这些损失，是关乎亚非合作未来发展的重大事件。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对亚非合作的保护，才能够避免对合作的肆意破坏。无视一些国家对国家法的尊重，事实上等于放纵，对未来的合作危害更大。急于恢复或强化合作而忽略规范，可能产生长远的损失。 

最后，在国际格局大环境中把握亚非合作。国际力量对比格局的总体变化、地区变化，世界经济形势与竞争态势，地区经济特点，区域文化等等，都会对亚非合作产生总体性影响。有的要素，可能会在格局下的一段时期内逆向发挥作用，但其逆向的能量总体是有限的；总体格局下，总是存在地区性、时段性的具体格局特点，着两个层面，是考虑格局的辩证法。 

（本文作者张金平系云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