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以来，亚非合作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第一次亚非会议，有29个国家参加，到2005年第二次亚非首脑会议召开的时候，有80多个国家和18个国际组织出席。舆论指出，本届亚非峰会不仅是对万隆会议召开50周年的纪念大会，更是联系亚非携手共创未来的大会。因而，“恢复万隆精神的活力：致力于建立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成了此次峰会的主题。印尼总统苏西洛和南非总统姆贝基共同主持了此次峰会，更增添了亚非合作的象征意义。
但客观地说，在半个多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亚非合作并没有如人们期望的那样取得许多实质性的进展，“万隆精神”的十项原则并没有很好地真正得到贯彻。由于雅尔塔体系和冷战国际关系的影响，亚非发展中国家尽管从整体上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包括受亚非会议影响而崛起的“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建立，极大地冲击了两极世界格局，但亚非合作更多停留在“论坛”的层面，而很少能在国际事务的广泛区域内采取一致的行动。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到了新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多元化国际关系格局逐渐萌生，亚非合作才有了新的契机，并有了迈出实际步伐的可能。2005年召开的第二次亚非峰会，表示要建立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数十位亚非国家元首签署了《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宣言》，亚非国家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其中包含一系列后续合作措施；通过了《亚非国家领导人减灾联合声明》，表明了亚非国家在救灾、加强信息交流和预警系统建设方面的一致立场。苏西洛总统认为，此次亚非峰会将成为亚非合作的“历史里程碑”。
然而，第二次万隆会议以来的历史证明，半个世纪以来困扰和阻碍亚非合作的诸多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在继续困扰和阻碍着亚非合作取得更多实际成效。笔者认为，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有如下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又密切相关：
首先，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殖民主义的遗产。亚非合作之所以难于实际开展，主要是殖民主义遗留的问题仍在作祟，殖民统治结束了，但亚非国家在思想意识里并没能解构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思想如影随形，继续左右着从殖民主义统治中挣脱出来的亚非国家的灵魂。在与殖民主义抗争的过程中，亚非国家尚能互相声援或进行实际上的支援，但一旦获得独立后，邻近的亚非国家各自却又不自觉地跳入了殖民主义预设的陷阱，导致亚非国家不能团结合作的许多问题，都是殖民统治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如领土边界、自然资源、种族民族、宗教信仰等问题上的争端，没有得到冷静、正确的处理，反而屡屡酿成关系紧张，有些亚非国家甚至为此大动干戈，导致在一些区域内的亚非合作名不符实。在亚洲，两伊战争、巴以冲突旷日持久，印度和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一分为二、二分为三，印度全盘接过“麦克马洪线”并向中国发起挑衅，导致亚洲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心存戒备，“龙象之争”带有强烈的敌对色彩……；在非洲，利比亚与埃及分分合合，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数度交战，卢旺达、布隆迪种族大屠杀数以百万，苏丹南北对峙，分崩离析……实际上，挣脱了殖民主义桎梏的这些亚非国家并没有挣脱殖民主义的精神枷锁，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又继承了殖民主义的遗产。在这种情境下，无论是杜波伊斯的泛非主义，还是卡扎菲的“非洲合众国”，都只能是幻想和空想。连系亚非二十几个穆斯林国家的阿拉伯联盟内部分歧愈益严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沦为美欧的工具。从政治的角度看，从非统到非盟的成立固然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受上述因素的影响，目前非盟的作用仍很有限。如在利比亚问题上，在叙利亚问题上，无论是阿盟还是非盟，远远未能达到用一个声音说话的地步。在21世纪的今天，再把导致亚非国家不能密切合作的一切罪责推卸给殖民主义，显然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负责任的想法和做法。
其次，与殖民主义遗留问题的困扰和阻碍相关联，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的泛滥也严重地困扰和阻碍着亚非合作的开展。只要民族国家还是国际关系的主要构成单位，民族主义就有存在的合理性。亚非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在近现代欧美国家民族主义的刺激和启迪下产生的，也是殖民统治作为一个“不自觉的历史工具”所催生的结果。作为推翻殖民主义统治的的思潮和主力，亚非国家的民族主义在反殖反帝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这本是时代进步的体现。但作为“挑战——回应”模式作用的结果，亚非国家的民族主义，如同学者们经常形容的“双刃剑”的特性，甚至是多刃剑的特性，很快也便锋芒毕露。失去理性的民族主义，或称极端民族主义，很容易在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经受内部挫折时候，或在处理外部关系中，走向非理性的方面，从而不仅对本国不利，而且与周边民族国家——有的同样被极端民族主义所引领，产生激烈的碰撞。在这种情形下，很难想象这些亚非国家能够有真正的团结合作。当某些非洲国家还在为扭曲殖民主义划定的笔直的边界线而进行民族主义动员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团结合作也就灰飞烟灭了。同样，当印度和中国、和巴基斯坦还在为边界问题纠缠不休的时候，这些亚洲国家的团结合作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亚非之间在过分强调“存异”的同时，“求同”也就失去了根基。
第三，有了殖民主义遗产的困扰和极端民族主义的阻碍，外部势力的干预甚至破坏也就有了可乘之机。亚洲和非洲是殖民主义的重灾区，虽然殖民统治名义上结束了，但在许多国家，特别是某些非洲国家，原宗主国的的影响仍然无处不在。在非殖民化过程完成后，英国和法国都一直在继续插手非洲的事务，特别是法国，通过殖民时期采取的政治、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同化政策，在其属地独立后，仍然保持着和它们的密切联系，甚至仍可以直接进行军事干涉。其他手段，如播弄是非、挑拨离间，也都无所不用其极。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有的国家仍以原宗主国的马首是瞻。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也都曾以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在非洲拉帮结派，制造分裂，冷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的势力和影响有所减弱，但英法作为传统上的宗主国，仍然能够对非洲施加比较大的影响。苏丹的分裂和欧洲国家的挑拨、分化不无关联，利比亚的内战若无北约的插手，并且使阿盟站在反对派一边，使非盟无所作为，其结局也不会是现在的情景。
上述三个问题的存在并不说明亚非合作没有任何进展，而只是说明它们是亚非合作有效开展的巨大障碍，或者说，它们严重地妨害了亚非合作的正常进行。
新世纪新形势下，要促进亚非合作的进一步开展，笔者认为亚非国家领导人，特别是知识界，有必要破除障碍，矫正思维：
第一，要从思想深处清除殖民主义的余毒。第一届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最后达成的共识是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继续深入地揭露、谴责和批判殖民主义的罪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正视殖民主义的遗产，妥善处理好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导致亚非不团结的问题。
第二，同样是相关联的，即要摒弃非理性的极端民族主义、狭隘的爱国主义，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精神，正视和寻求理性地解决有争议的一系列问题。
第三，抵抗原宗主国或欧美发达国家强行施加给亚非国家的种种压力和附加条件，抵御它们的种种利益诱惑，真正实现不结盟的自主外交。
第四，亚非国家中的大国要承担起责任和义务，亚非国家间现有的地区组织要发挥好作用，积极主动地创造亚非合作的条件和氛围，引领亚非各国有效地开展务实合作。亚洲的中国、印度，非洲的埃及、尼日利亚、埃及等国，都应扮演合格的亚非大国角色，做亚非合作的助推器。东盟、南亚国家联盟、阿盟，非洲的各个区域共同体，非盟，都应该也可以从自身内部做起，站在更高的战略层面上看问题。中国在这方面应该说是个良好的典范，中非合作论坛，中阿论坛，中国与东盟峰会，等等，都是亚非合作的榜样，因为它们不仅仅是论坛，更有后续行动作为支撑。国际舆论认为，胡锦涛主席在第二次亚非峰会上提出的构建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四方面设想，正是21世纪万隆精神的新起点。胡锦涛提出，亚非国家在政治上要成为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合作伙伴；在经济上要成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文化上要成为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合作伙伴；安全上要成为平等互信、对话协作的合作伙伴。这四个构想，实际上是在重新定位亚洲和非洲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与作用，并更加明确了在多元化国际环境中，即便是亚非国家，也存在发展的差异，如何尊重这些差异，协调彼此的认识，根据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合作，是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核心。另外，胡锦涛主席还提出，要在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基础上，坚持主权平等，共同推进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也是万隆精神的发展与深化。冷战结束后，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一直是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关系上的主导思想。在亚非战略合作领域提出推进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这实际上指出了亚非各国在新的国际局势中的工作目标和原则。
目前，亚非两大洲土地面积占全球总面积的近一半，有100多个国家，占了世界国家总数的一半以上，人口接近50亿，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并拥有世界最大的市场和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新世纪以来，亚非合作也具备了进一步深入开展的有利条件：
第一，从总体上看，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导潮流，一个相对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政治环境客观存在。这为亚非国家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尽管如前所述，三个方面问题的存在给亚非合作带来了巨大障碍，但另外一些因素也限制了其妨害的程度。如亚洲地区，尽管印度和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存在着领土等争议问题，历史上也曾进行过较大规模的战争，但这三个国家现在都是拥有核武器的亚非国家，这又限制了争议的烈度，因此，南亚这个表面上最危险的地区，实际上是最安全的地区。
第二，“西方的衰落”初步显现出征兆，发展中国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正在崛起，而“金砖”五国中有两个在亚洲，一个在非洲，它们之间的合作奠定了亚非合作的基础。
第三，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崛起，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元化虽不敢说已经形成，但无疑正在形成之中。这意味着亚非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有所增强，抵制外部干扰的能力也相应增强。
正是在中国、南非等这样一些大国和次区域组织的努力下，亚非合作有了一些新的进展，目前总的比较明显的特点和趋势是：
政治上不结盟，只保持没有实际约束力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经济上广泛结盟，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遍地开花，亚洲的东盟、南亚国家联盟等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非洲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更是多达200余个。它们虽不能和“金砖国家”相提并论，但好多也像金片一般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洲际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则向全世界展示了亚非新兴经济体之间广泛合作的前景；安全上，准结盟，如亚洲的上海合作组织，非洲的西非维和部队，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与美国的隐性结盟等。
综上所述，亚非合作曾经困难重重，但只要理性地克服了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压制非理性民族主义和外部势力的干扰和阻碍，地区性大国和国际组织发挥主导作用，从次区域组织做起，以经济合作为主要载体和手段，更广、更深领域的亚非合作将会是前景无限光明。
（本文作者孙红旗系江苏师范大学亚非研究所所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