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最引人注目的国际关系发展显然是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由此而来的新兴国家与非洲的关系也颇为引人注目，特别是中非关系。尽管对这一关系的各种探讨已经相当多，但对其国际关系理论意义的探讨却仍然明显不够充分。考虑到冷战结束时几乎所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预测失败的尴尬，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国际关系理论意义，或许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提供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 

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个贡献是提供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一方面，它可提供非西方的理论素材，特别是来自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对国际关系的不同理解，姑且可称作中国特色、印度特色、巴西特色或土耳其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尽管非洲尚难以提供任何可称作非洲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但仍可提供诸多的新鲜国际关系理论素材，特别重要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非洲地区国际关系同时为前现代和后现代力量所主导，可为国际体系转型的未来提供重要启发；二是非洲地区主义的独特运作逻辑可为推动全球化进程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努力提供借鉴；三是非洲国家在非殖民化后的独特发展历程也可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分析未来国内社会及其国际意义的新理论来源。另一方面，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还提供了非西方的理论视角。首先是可使观察国际关系的视角更加多元化，特别是消除对非洲的以消极为主导的观点；其次是可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解释话语或框架，如国家、冲突、自由主义等国际关系基本概念；三是可解释国际关系发展的新现象和新特征，如主权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关系、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等。 

提供非线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 

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二个贡献是提供非线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当代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建构出完整的线性发展理论，这非常不利于新兴国家和非洲的发展，因为这意味着它们必须走更为发达的西方国家所走过的路，进而也就假定了西方拥有更高的道德地位和更大的发展话语权。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所提供的非线性国际关系洞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有关脆弱国家与发展型国家的区分：对于是否不具备西方所描述的良治标准就无法实现发展？脆弱国家要如何才能走上发展道路？等问题，西方已经预设了答案，但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却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这些假设。第二是新兴大国与非洲的资源政治经济学与线性国际劳动分工关系的瓦解，新兴国家极大地提升了自然资源和大宗商品的价格，并与非洲建立新型的资源政治经济学模型，使新兴大国和非洲实现同步的发展升级，正在逐渐打破西方先前建立起来的国际劳动分工结构。第三是良治、供应链与发展—安全关联的问题，非洲国际关系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供应链，既包括好的贸易、商品、能源等供应链，也包括不好的如毒品、枪支、人口走私等供应链，它们被认为与良治程度有关，进而被转化为要发展还是要安全的选择性问题，发展政策最终被安全化，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正在某种程度上纠正这一局面。 

提供非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 

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个贡献是提供非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这种贡献首先来源于南南合作的理论建构。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使得建立真正的南南合作理论第一次成为可能，一方面它推进了包括在政治和外交上坚持“团结外交”精神、在经济和社会交流上坚持“平等互利”精神和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坚持“现代性”精神的南南合作价值观的确立，另一方面它也推进了以资源政治经济学和政权安全为重要内涵的南南合作方法论的完善。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还推动了对全球治理和人类安全等理论的非传统洞察。几乎所有全球治理的对象都在非洲有着典型性表现，如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移民与侨汇，毒品、强盗与枪支等，这些问题又都与非洲严峻的人类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正在以不同于西方的方式对所有这些问题产生深远的影响，具有深远的国际关系理论意义。 

（本文作者张春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