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在持续当中的中东剧变，使得伊斯兰意识形态、伊斯兰国际组织、伊斯兰思潮和运动以及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等“伊斯兰因素”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凸显，尤其是在西亚北非、中亚、南亚及东南亚等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分布地区，“伊斯兰因素”往往与地区与国际政治发展变化密切相关。 

在西亚北非地区主要表现为：（1）在叙利亚问题上，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教派争斗逐渐演化为教缘政治，教缘政治与霸权政治的博弈又复杂化了叙利亚问题，在“巴沙尔必须下台”这一问题上，海湾阿拉伯国家与美欧西方大国竟然立场一致，拥有“共同的敌人”与“共同的利益”，此种现象耐人寻味；（2）在伊朗核问题上，主要存在着伊朗精神领袖发出遵守教义、反对西方的伊斯兰革命话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反对邪恶国家拥有核武器话语、国际原子能机构怀疑伊朗研制核武器的话语，以及阿拉伯国家普遍担心拥核后的伊朗将输出伊斯兰革命的话语等四种话语体系，致使伊朗政府使用的伊斯兰话语无法与国际社会多元的、世俗的话语展开正常的沟通与交流，造成国际社会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认知混乱，阻滞了“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伊核问题这一大方向”的顺利推进；（3）阿拉伯国家仍在持续的政治动荡，实为一场内生型的阿拉伯民主运动，是公平、公正、代治和舒拉、公议、创制等构成的伊斯兰民主理念影响的现实反映，“伊斯兰因素”再次成为阿拉伯社会转型期的重要精神资源，穆兄会等北非伊斯兰政党的群体性崛起极为明证。 

面对中国与西亚北非合作尤其是人文合作中的“伊斯兰因素”所带来的新的挑战，中国应与沙特为首的海合会成员国继续开展以朝觐为主的民间宗教外交，夯实民意基础；中国在参与解决叙利亚等地区与国际危机时，应加强“去教派化”的外交立场宣示，避免伤及中阿友谊或被他国利用；中国应对西亚北非这一伊斯兰世界重点地区开展灵活务实的人文外交，尤其要在今后的外交运筹中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非政府、双边与多边、原则性与灵活性等关系。 

就中亚、南亚及东南亚等地区而言，（1）作为连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中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五国，借助伊斯兰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关注并参与世界穆斯林事务的趋势日显；（2）南亚地区，不仅因为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抵制北约盟军的军事干预而成为美国实施全球反恐战略的前沿地带，也由于“焚烧古兰经”事件与“诋毁先知穆罕默德”事件等的相继发生，而使该地区也成为全球反美主义的核心地区；（3）尽管东南亚穆斯林国家坚持走世俗化的发展道路，区域一体化也对穆斯林群体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东南亚穆斯林国家的宗教与世俗之争依然错综复杂，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抗争更有其深层的文化动因，恐怖主义活动趋于全球化也成为必然。不过,东南亚穆斯林主流的温和性质，使得宗教宽容与民族融合成为本地区的主流发展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奥巴马上任伊始就到他曾经生活过4年的童年故乡印度尼西亚访问，以显示其对两国关系的重视。此后，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又相继访问印尼，两国恢复了全面军事合作，其他方面的合作也在进行当中。印尼舆论认为，奥巴马当政后，调整了美国的亚洲战略，意欲重返亚洲。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尼理所当然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而且，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奥巴马执政后意欲改善这一现状。因此，奥巴马政府看重印尼，不仅因为它是东盟大国，还因为印尼是秉承温和路线的世界最大伊斯兰国家，充当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改善关系的“桥梁”极为合适。但是，美国反恐政策导致了诸多问题。一方面，许多无辜的穆斯林成为被怀疑的对象而处于“被审”的威压下求生，容易滋生仇美情绪。另一方面，大多数穆斯林认为美国的反恐毁了伊拉克、阿富汗甚至巴基斯坦。尽管心存同情的绝大部分穆斯林不会走向暴力，但极少数分子会走向激进甚至极端。虽然奥巴马政府的反恐政策有所调整，但并没有实质性改变。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进一步实施，美国既会继续在伊斯兰世界培植亲美势力和能为美国和西方所接受的新穆斯林社群，还会继续在穆斯林社会搞“基督教化”，这些做法都有可能在东南亚穆斯林中引发新的政教紧张关系乃至诱发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反弹与蔓延。 

因此，面对中亚、南亚及东南亚等地区“伊斯兰因素”所表现出的新特点，中国既要与中亚五国开展双边人文外交，还应借助伊合、上合等国际组织开展多边人文外交；中国应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共同防堵伊斯兰极端甚至恐怖主义思想，关注“中间主义”思潮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影响；进一步发掘并利用郑和下西洋的和平外交思想传统，冷静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 

（本文作者马丽蓉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