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是中国价值呈现的特殊舞台 

非洲是当今世界最后一块欠开发的大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能是世界留给中国思想与智慧呈现其特殊之价值与意义的一个意义非凡的机会。过去五十年，非洲挣脱西方殖民统治枷锁，从一个相对较低的历史起点上开始了独立国家的成长经历，无论是政治演进与经济成长，还是族群结构与国际关系，皆历经磨难，呈现出极特殊之形态与复杂之挑战。事实上，非洲国家向现代社会之过渡与发展，似乎远不只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发展问题，它同时还是一个内容更为复杂、过程亦更加漫长的文明再造或国家建构的问题。因而非洲当代发展问题之解决，无论是从实践的层面还是从理论的层面上看，都会是充满挑战性的，其中必然会孕育着人类知识与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与机会。在这个巨大的理论、知识、实践的创新空间与机会面前，西方虽然先行了一步，但必未垄断了非洲问题的全部真理与思想创新空间，它依然给作为后来者的中国学者留下许多远未解决的思想难题，及相应的知识创造的广阔空间。 

今天，作为“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西方国家关系结构变化的一个关键性战略支点”，快速推进的当代中非发展合作关系，及中国在非洲大陆各个领域的日益广泛而深入的介入，正在对当代世界发展格局及其相应话语体系产生复杂而重要的影响，正在成为与当代中国的国际交往与外交实践密切相关、呈现中国全新的全球思维及其理论与话语建构的广阔舞台。依笔者所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非洲问题上的思想交锋与价值碰撞，目前才刚刚开始，真正的较量与结果尚取决于今后一个更长期历史时间的发展走向。而西方思想界与知识界部分人士近年来对中非关系的高度关切及对中国对非政策的种种尖锐批评与指责，正从另一方面表明这一快速推进的中非发展合作独特实践及其背后包含的新的思想倾向与价值追求，正是中国学术思想界可以主动予以拓展的一个重要新天地，是中国学术思想界摆脱对西方原创知识与思想的长期依赖趋随状态而创造出自己的跨文化元话语体系并走向世界的一个特殊机会。 

思想和学术乃人类探索未知世界之高深心智活动，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精神品质与心灵境界。同时，思想与学术又是治国之大器，经世之方略，一国之思想与学术，能否开放包容而不依附跟随，自主创新而不固步自封，于国家民族之兴衰存亡干系甚大。过去，西方世界总体上是不认为包括中国同内的发展中国家还会有自己的现代思想创造，也不承认发展中国家有自己的思想权利。因而，这不仅是一个南北力量发生碰撞与对峙的领域，也可能是一个东西方思想话语优势发生主客场转换的关键领域。更重要的是，从某种意义上看，由于有关非洲发展及相关国际理论之研究总体上不像其他国际问题之理论研究那样多被西方主流话语所垄断与覆盖，相反，在非洲发展问题及其研究的许多方面，往往还特别能证明西方知识话语固有的偏见与失效，因而非洲发展问题之研究，对非洲发展道路及中国对非政策与战略之思想选择与理论解读，在更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片纯净的知识天地，一片可作长期深耕的理论沃土，一片能为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理论新边疆”。在此方面，中国学术界当有足够之敏觉，与时推移，有所作为。 

可以期待的是，作为中国思想智慧与民族精神的当代表述，一种既与中国古老学术传统与思想源头相衔接同时又兼具时代特征与全球眼光的中国非洲研究事业的推进，将对中国学术现代品质之锻造——诸如主体意识之觉醒、全球视野之拓展，普世情怀之建构、中国学派之形成等等，产生特殊的增益作用。 

非洲研究的“中国学派”：是否可为 

当今之世界，多元文化碰撞激荡，各种思潮往来竞逐。在此人类思想与价值观念全球高速流动而相互激荡的时代，一个国家，尤其一个大国，其学者的学识与眼界，胸襟与抱负，其国民的观念意识与文化自觉，其传递和吸纳本国与他国思想文化的能力等，这些思想文化表现统合在一起，会从根本上决定该国在全球思想与文化平台上的位置。 

今天，学术与思想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中心舞台，而在国际学术与思想竞争的背后，更存在着巨大的国家发展与安全利益。在此背景下，国际间思想文化的交流，既可能承载着和平友好的使命，但在某种条件下也可能变为强者对弱者进行文化侵蚀和实施话语霸权的工具。中国历来秉持人类思想文化乃应兼容并包平等交往之原则，坚信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民族之复兴大业，乃是最符合国家利益之理性战略选择。但中国能否以和平之方式崛起，中国能否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在与他国他族日益紧密的交往背景下实现自己的现代复兴与发展，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在国际思想与价值理念的高地上建构自己富于竞争力的话语平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是否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理解、认可与尊重。也就是说，中国能否与和平的方式实现民族复兴，与中国在国际思想与价值高地上具备怎样之创新能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实有莫大之关联。 

日见快速而深刻卷入全球体系的中国，越来越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交流合作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以有助沟通理解为目标来建构当代中国的国家政治身份及其道德感召力，提升中国价值与智慧、中国知识与思想、中国经验与传统的全球认同度与影响力。然而，一种呈现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中国价值的实现及其相应的知识与话语体系，不可能无源而起，凭空建构，它需要有自己的话语源头、创新空间与实践平台。而正在快速推进的中非发展合作及丰富实践，正是中国学术思想界可以主动予以拓展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天地，是中国学术思想界摆脱对西方原创知识与思想的长期依赖趋随，创造出自己的跨文化元话语体系并走向世界的一个特殊机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非洲研究日益为中国学术界所重视这一现象具有一种特殊的时代昭示意义，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华文化的现代复兴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在回归与继承优良历史传统的同时，正在日益面向全球，面向未来，自信自觉地开拓属于自己的新的现代性话语体系。 

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非洲研究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学术发展的外部环境与支持条件获得了很大改善。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开始自觉地重视影响非洲研究及中国的非洲学发展的有关学术与基础理论问题，从知识建构、学科发展和原创力提升等方面，提升研究水平以及与世界有关各方的学术与思想对话能力。围绕中非关系这一“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的关键支点”，非洲研究在政策研究，舆论参与，外交解读，战略规划及针对西方的非难而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等实践层面，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不可或缺作用。 

上述客观情势的变化，推演出一系列重大的时代命题与思想挑战，要求中国的非洲研究做出认真的思考与回应。中国的非洲研究不可再零敲碎打，大玉碎敲，在低层次上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工作，而应从国家民族复兴大业、中非发展合作与亚非思想重建的时代大背景上来理解自身的目标与宗旨，建构起自己开放形态的主体理念与时代意识，并加入到当代中国思想创新与知识创造的主流大潮中去。笔者认为，以中国非洲研究事业之长远发展计，离不开对如下这样一些境界上依次推进的本体性命题的追问与思考。 

第一，在当代中国学术体系中，所谓的“非洲学”是否可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如果可以，那如何建构它的理论体系、知识工具及概念术语？其独特之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观察手段又有何特点？形下之实证田野调查与形上之抽象理论创造二者如何互动支撑？ 

第二，作为一门具有跨学科与多学科综合研究性质的学科，如何融汇贯通地从中国传统国学、外来西学及当下中非关系实践等不同领域获取促进自身成长之思想智慧与知识养分，并在借鉴汲收的过程上形成自己的学科个性与学科品质？ 

第三，从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关联互动的角度上看，中国非洲学当下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如何正确选择研究的主攻方向，从而合理且尽早地构建起具有时代特征、民族个性和国际话语竞争力的中国非洲学的知识体系？ 

第四，在国家和社会对非洲研究期待日益提升的背景下，作为研究主体的中国非洲研究者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及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如何在保持学术独立与主动服务国家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非洲研究的“经世之学”与“真理之学”如何执两用中、并行不悖？官、学、企之多方关系又如何张弛有度？ 

第五，如何从国际思想竞争与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背景上来理解中国非洲学可能具有的思想创新的特殊潜力？如何从全球发展多元对比的框架上对中非发展合作进程及经验进行系统梳理和理论总结，以为新时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经验与素材，进而推进中国视野下的“新发展经济学”、“新发展政治学”及“新国际援助与合作理论”诸学科的形成？ 

第六，如果说当代中非关系是中国当代对外关系中一个特殊的面向未来的领域，其间充分彰显着中国外交的民族个性的话，那么作为对这一关系进行理论思考与知识提炼的中国非洲学，其发展进步是否会有助于推进当代中国学术全球襟怀的拓展和民族精神的成长？其对中国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世界史学诸学科走出长期以来跟随依附西方话语之窘境而获得自主发展是否可以产生某种特殊之增益作用？ 

中国“非洲学”当下的路径选择与关切重点 

近年来，中国的非洲研究在国家有关部门、大学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参与下发展显著。短短几年间，在建立专业学术机构，填补研究空白、培养专门人才、出版学术成果、开展国际交流、参与国际合作研究、提升研究水平、发挥智库功能、服务政府、企业和公众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的甚至是突破性的进展。其所取得的成果和发挥的影响，已改变了过去非洲研究在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世界历史研究、外交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中边缘薄弱的地位。非洲研究的基础性地位，不仅在其本身的成果中得到体现，也在与其他重点研究（如大国、周边、多边及全球性、现代性等等研究）的交相互动中体现出来。随着多方资金注入和专业研究力量投入的增加，中国的非洲研究在在物质条件改善、人力与学术资源加强、学科建设与研究的国际化水平提升、官学紧密互动各方面不断推进，学术旨趣的中国特色日益鲜明，知识的社会服务功能不断扩大。可以预言，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非洲研究吸引的人力物力投入还会增加，其研究过程中的开放意识与自主意识、全球眼光与中国立场、非洲情怀与中国个性将在相互激荡中同步提升。我们也期待，以21世纪中非之间直接、主动和日益增强的发展合作为理论创新的基础与话语源头，面对非洲大陆追求现代发展的宏大时代命题进行中国思考，在不远的将来，中国非洲研究的力量和规模将逐渐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这种发展，本质上是与非洲在全球发展中的重要性、中非合作的长远战略意义和中国为实现和平发展战略而进行思想、知识与文化的系统建设要求相符合的。 

但是，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快速发展与现实要求相比，与西方发达国家百年积累的研究成果相比，目前中国的非洲研究在学术质量、学科建设、研究方法和社会服务功能等方面，还有大力加强、调整、改善的必要。在一些重大的核心理念与精神形态方面，还需要做出深入思考与精心安排。而如下几点是当下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的。 

第一，从总体上说，中国的非洲研究不能脱离中国和平发展和中非双方追求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的指引，也难于置身于激烈的国际政治和思想文化竞争之外。在这一点上，毋须讳言，非洲研究中的某些特定领域，是具有高度政治关切性的国际性学术研究。在此背景下，学术与政治、个人与国家、思想与现实之复杂关系如何，是一个特别需要明晰智慧与开阔心胸来把握的问题，简单地偏执一隅或排斥一方皆有损中国非洲研究事业以及相应的民族精神文化的健康发展。对中国而言，在国际交往中奉行五项原则，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不对外输出意识形态，是中国和平独立外交政策的基石和原则。但是，从人类发展普遍追求和国际政治发展的现实出发，从非洲发展要求和中国非洲政策的本意出发，中国可以也应当以合理善意的方式，努力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去帮助非洲国家实现政治稳定，推进改革，促进开放，加快发展。这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非洲发展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国既定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精神和原则。对在此过程中遭到的来自西方话语霸权的恶意的评论和贬损，中国有必要在政治上加以澄清和批驳。 

第二，中国的非洲研究应从国家民族复兴大业、中国双方战略合作与亚非思想智慧重建的时代背景上来理解自身的目标宗旨，积极主动地为国家民族的复兴与中非发展合作提供精神启示与战略性的思想支持。就此来说，今日中国的非洲研究，特别需要有一种主体性的思想建构，一种开阔通达的战略眼光，一种整体宏观的发展布局与清晰畅达的路径选择，并由此境界上逐渐形成非洲研究的中国学派与中国气度。进而言之，中国的非洲研究，中国对非洲发展问题与中非关系的研究，既要有“形而下”的工具层面、器物层面、操作层面的个案微观研究，也要有“形而上”的价值层面、精神层面、战略层面的整体宏观研究，既要有田野村头的调研考察与微观实证研究，又要有宏观理念与精神境界方面的战略追求，所谓“执两而用中”，努力把握好“道与器”、“体与用”、“虚与实”之平衡与协同。 

第三，必须高度关注和准确把握非洲发展的大势，排除干扰，按照中非发展合作的长远战略谋划学科发展规划，选择关乎中非双方发展核心利益的重大课题进行深入而严谨的国际合作研究。应该立足中非合作关系现实中的紧迫与重大问题，不受西方舆论及话语之左右，以我为主开展中长期的思想创新与知识积累。同时，需要大力加强与非洲学术界、智库、媒体界的交流合作，巩固和扩大中非共同利益与观念共识。这方面，需要对中国的对非援助做出适当的调整变革，增强对非洲国家学术机构与智库的能力建设合作。 

近年来，随着中非合作发展的快速发展与中国影响力在非洲的提升，来自中国的发展经验和理念促进了非洲社会发展思想和政治发展理念的积极变化，而非洲的稳定和发展与中国国家利益和安全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帮助非洲国家实现政治稳定，以积极主动的合作姿态和政策，推动非洲的改革，促进非洲的开放，加快非洲的发展，提升非洲的能力，越来越成为中国应予以关注的战略性课题。从今后之发展趋势上看，中国应该以积极而稳妥的方式，在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前提下，更多地关注非洲内部事务的发展，在把握双方共同的利益与合作空间的基础上，通过思想对话与经验交流，帮助非洲尽力消除那些出于各种原因，至今仍明显妨碍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深层障碍，支持非洲国家的改革进程。 

如何建构有特色的“中国非洲学” 

正是在此背景下，一门具有中国学术传统品质、同时又兼具开放时代特征与全球战略眼光的中国的“非洲学”的建构问题，已经提到中国当代学人的面前。 

应该看到，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创新与思想提升过程是一项艰巨的时代任务。总体上看，整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形态与理论体系，都是在过去两三百年西方率先兴起的过程中由西方世界建构起来的。这一西方主导的知识与思想体系，虽然在解释非西方世界事象方面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但它迄今依然占居国际思想与学术界的中心位位置。如何打破西方思想与话语垄断，确立中国非洲研究的思想自觉与话语自主，还需要大量的努力。在此方面的基本选择是，一方面应该是既不迷信西方，但又对其所代表的当今国际流行话语与知识传统有充分的了解，在消化吸收其合理内容的过程中超越其局限，另一方面是必须从亚非自身的历史与现实经验的系统总结中重新建构新的知识体系与价值理念。在这个过程中，历来注重整体把握世界、重视对历史大势作通揽宏观把握的中国学术传统，是可以深度挖掘利用的思想宝库与工具来源，是我们改变目前中国的非洲研究零敲碎打、低层次重复和缺乏核心思想理念局面的一个可供挖掘的资源。 

从表象上看，非洲研究涉及非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之方方面面，其研究者和对象分散在众多学科领域，具有明显的学科分散性、交叉性。以一门“非洲学”，将这些分散而交叉的不同学科统摄在一起，表面上看似乎不太可能。然而如果进行一些深入的思考，从非洲大陆的历史与社会现状，以及当代非洲经济社会发展这一复杂问题的分析中，仍然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非洲研究”（诸如非洲政治研究、非洲经济研究、非洲文化研究、非洲教育研究、非洲国别研究、非洲区域研究、非洲专题研究等等）的内在的关联性，从而以一种整体和联系之眼光，从中发现那些将各种各样之“非洲研究”统摄起来，将“非洲学”作为一个具有跨学科交叉学科性质的“统一学科”来建设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风格与气度的理由。 

具体言之，则有如下之思考分析。 

第一，虽然从古代迄今，非洲大陆内部各地区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存在许多差异，而与外部世界又有着复杂多样的联系与交往，东西南北之间与外部世界的亲疏状态各有不同，这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非洲研究的国别、个案、微观研究的原因。但另一方面，非洲大陆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自然地理单位，其历史文化形态与政治经济特征，还是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性、整体性与一致性，一些明显有别有于外部世界其他文明与文化的共同特征，一些有别有欧美、中东、南亚与东亚文明的属性。这些内在的联系性与整体性，提供了建构一门具有统摄性的“非洲学”的可能性与现实基础，使我们可以也有必要将非洲大陆作为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来进行把握，来探究研究非洲大陆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因此，当代中国的非洲研究在注重学习借鉴西方非洲研究重视微观、个案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应该充分发挥中国学术重视追寻“大道”、探究“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思想传统，透过非洲大陆纷乱复杂的当下迷局，看清这块大陆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什么，把握到这块大陆的根本出路在哪里，举其纲要，观其大势，从而对非洲大陆之现状与未来做出更具历史眼光的战略把握。 

第二，与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都具有南北关系不同，非洲大陆是一块几乎全部是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大陆。作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整个非洲大陆的54个国家全部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是这块大陆所有问题的纽结、焦点与源头，整个大陆54个国家都面临着谋求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共同的发展任务。今日之非洲大陆，看似纷乱不定，动荡不居，但万变不离其宗，贫穷落后，经济衰退，民生艰辛，实是百恶之首，万乱之源。发展才是硬道理，无论何种理论，何种妙方，其合理性只能从是否适应增进非洲发展这一根本要求来判定。为此，必须形成一门以发展为核心理念、以发展为核心宗旨的相对统一的学科，来对非洲这块大陆的共同问题、基本问题进行具有战略眼光的整体把握，来开展知识积累、思想创新与工具创造，形成可以解释、促进并适合于非洲大陆现实需要的知识与思想体系。中国的非洲研究学者可以围绕着非洲发展问题和中非发展合作来建构有中国气度、中国胸襟的非洲研究，来统摄整合中国非洲研究的各种资源与力量，追求共同的目标宗旨与内在灵魂。通过这种努力，中国非洲研究的学术理念与知识体系将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形上之道”与“精神境界”，将有可能形成自己的学理体系与知识平台，从而在全球的非洲研究领域形成独特的“中国学派”。 

第三，事实上，对中国来说，由于自身正在经历着相同或相似的发展变革，并且今日在总体上依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这样共同的国家身分与地位，使得中国可以将心比心、感同身受在来体会理解非洲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可以动用自身在过去数十年经历和积累起来的种种有关发展的正反经验与教训，来理智观察、综合思考与内外比较非洲的发展及与发展相关的种种问题，从非洲的实际需要来探寻非洲问题之解决方案。中国问题的解决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非洲问题的解决也一样只能从非洲的实际出发。学术研究的最高智慧，本来自心灵的感悟，来自研究者主体的切身追求。中国人因自己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个性，长期以来一直与那块遥远的非洲大陆有一种情感上的相互尊重，中国也一直对非洲大陆的现实与未来，持一种历史主义的期待与信心，因而不自居思想与道德高地对非洲发号施令，而是主张平等对话，相互学习，交流互鉴。这是中国的对非政策不同于西方对非政策的地方，也应该是中国的非洲研究与西方的非洲研究之所以不同的地方，是中国学术界研究非洲问题之优势所在，同时更是中国非洲研究实现学术创新，摆脱长期以来对西方思想与知识的跟随依附状态的机会所在。 

第四，长期以来，非洲大陆一直在努力寻求自己的共同属性并为实现非洲大陆的统一而奋斗，以非洲统一联盟和非洲各次地区性组织为基础的非洲统一运动与一体化也在不断推进。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虽然非洲大陆内部也有许多地区差异、国别差异、民族差异，但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在许多时候往往还是将非洲大陆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一个相对统一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来认知、交往与对待。比如中非合作论坛，就是中国将非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而建立起来的中国与非洲大陆50多个国家的一种特殊的“国家—地区”关系。 

总之，非洲大陆的这种相对统一的整体性质，使得我们在研究非洲大陆时，确实有必须也有可能建立一门专门以研究非洲大陆整体性问题、一般性问题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学科，培养专门从事非洲事务和中非关系的高级专门人才。正如我们说“世界历史”并不是国别历史的简单相加一样，这样的非洲学学问与知识体系，不是任何一个其他单一的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如“国际政治学”、“国际经济学”、“世界史学”等所能涵盖和支撑的，必须通过跨学科、多学科的创新性综合，将“区域研究”与“领域研究”相结合，形成一门新兴的“非洲学”交叉学科，其在学识视野与思想平台上才能胜任对非洲问题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综合需要。 

“中国非洲学”的结构形态与思想内涵 

作为一门反映中非发展进程的特殊语境，能包容整合各类非洲研究学术，体现中国非洲研究思想内涵与学术个性的专门学科，“非洲学”在一般概念与定义上可做如此初步的考虑。 

首先，就学科定义与内涵而言，在中国学术语境下，“非洲学”可以这样来表述：既它“是一门专门以非洲大陆的人文与自然事象为研究对象、探究非洲文明历史进程及其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对此定义，还可以作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非洲学”，包括了一切以非洲为研究对象的知识与思想领域，包括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各领域所涉及的非洲问题研究。而狭义的“非洲学”，则主要是指以非洲大陆之文明进程及当代政治经济发展问题为核心内容的学科，类似于“非洲文明研究”或“非洲发展研究”。 

第二，作为一门综合交叉性学科，今天的“非洲学”，需要以综合的方式，运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的诸多知识工具与理论形态，诸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类学、艺术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对非洲大陆文明与文化的各个领域进行综合性与整体性研究。而在当代，随着对当代非洲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的日见深入与拓展，诸如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国家建构理论、国家治理理论、人口控制与环境发展理论、科技运用与技术开发理论、国际援助与国际合作理论等新兴学科与边缘学科，也将涉足且包含在内，形成“非洲学”广泛综合的知识和理论背景。 

第三，关于“非洲学”与“非洲研究”两个概念之异同及取舍择用。“非洲学”或也可称之为“非洲研究”，在许多时候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应该说，使用“非洲研究”这一概念也有其优长之处，因为这一概念表述的内涵十分清楚，无需特别解释和说明，但凡与非洲有关之学术研究，皆可统称于“非洲研究”门下。但另一方面，如使用“非洲学”这一概念，则更有另一番深意与追求。首先，“非洲学”突出了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学理系统性、理论性、学科性，而“非洲研究”却是一个相对中性的概念，主要表述了研究的对象，陈述着一种研究的过程，并无明显的追求自身之学科体系、理论形态、学术境界的主体建构含义。其次，由于这两个概念传递或表达出的学术蕴涵与思想品质可能是有所不同的，因而如果长期使用“非洲研究”而避用“非洲学”则可能不利于这一学科的自身理论追求与学科主体意识的自觉，结果可能导致这门学科始终只是一些与非洲有关的具体的研究课题、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的聚集。因此，通过“非洲学”概念的更广泛而准确地使用，有助于促使学术界更多关注非洲研究的理论旨趣与学术境界之追求，更多关注非洲研究的学科发展路径与体系建构过程，如此，则非洲研究更有可能上升成为一门日见成熟且相对独立的知识学科。 

作为有中国特色的非洲学，一门交叉性的新兴学科，其在学术旨趣与治学境界方面，应该表现出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通过对非洲文明及其相关成长背景作出整体上的研究与综合性的把握，努力揭示出非洲文明的总体轮廓与基本结构，努力把握非洲文明发生、发展的基本历史进程与现实走向。同时，本学科还旨在从世界文明体系的开阔视野上，以比较和联系的眼光，深入探究和揭示非洲文明的个性精神与世界意义，它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它与世界其它文明之相异与相同，以及这些异同之缘由，从而更好地揭示古老而又现代的非洲文明之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个性形态、发展品格与演进特征。由于“非洲学”在研究对象与学术旨趣方面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本学科所需要运用的理论形态、知识体系与研究工具必须具有开阔的背景、跨学科的视野、交叉性的特征。 

第二，中国特色的非洲学，应该特别关注进入近代特别是当代以后，在整个世界历史宏观环境和非洲大陆历史命运发生重大变迁的时代条件下，非洲文明经历的广泛而深刻的变迁转型过程，这些变迁转型的复杂而矛盾的特点和性质，以及它与当代非洲大陆现实政治经济格局的复杂关系，努力从传统文明特性与民族精神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当代非洲国家复杂的现代政治经济发展问题。透过对非洲文明的深入把握来更好地理解当代非洲大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从文明变迁的角度来思考分析当代非洲追求经济增长与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作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兴学科与交叉性学科，本学科应该特别追求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非洲学”理论体系与知识工具，及学科发展的现实运用价值，特别重视结合当代中非合作关系之实践，关注当代中国与非洲大陆在追求现代复兴与发展进程中所开展的发展合作与文明交流，探讨和比较中非双方当代各自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复兴方面彼此相关的一些共同命题。 

第三，“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之三个层面的有机结合与互为补充，“秉承中国学术传统、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总结中非关系实践”三个维度的综合融通与推陈出新，或许可以作为未来时代中国之非洲学建构过程中努力追求与开拓的某种学术境界与思考维度，某种努力塑造的治学理念与学术品质。 

所谓“非洲情怀”，是想表述这样一种理念，即但凡我们研究非洲文明，认知非洲文化，理解非洲意义，先得要在心中去除了对非洲之偏见与轻视，懂得这块大陆之人民，数千百年来必有不凡之创造，特殊之贡献，必有值得他人尊重之处。我们应该对非洲人民、对非洲的历史文化，怀有一份“敬意”与“温情”，一份“赏爱之情”与“关爱之意”。或许，有了此般非洲情怀，有了此般对非洲情结，方能在非洲研究这一相对冷寂坚苦的领域有所坚持，有所深入，才愿意一次次地前往非洲，深入非洲大陆，做长期而艰苦的田野调查、实地研究，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观察去研究非洲，感悟非洲文明的个性与魅力。由于非洲大陆内部存在巨大的地区间、国家间、民族间差异，因而研究非洲大陆的问题时，不仅要有大陆的宏观眼光，更需要有大陆内部的区域、国别、民族甚至村社的微观眼光，既需要从整体上把握非洲大陆的基本属性，更需要对非洲文明的地区结构、国别结构、民族结构进行微观个案的研究，深入非洲大陆做长期的实地调研、田野考察，特别注重研究者本人对非洲大陆历史文化与社会环境的个人心灵体验和感受。 

所谓的“中国特色”，在于表明，今日中国对非洲之认知，自当站在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上，站在当代中非合作关系丰富实践的基础上，秉持中华文明开放、包容、持中之学术传统，以中国独特之视角、立场与眼光，来重新理解、认知非洲文明及当代中非关系。这种立场，一方面需要了解和借鉴外部世界对非洲的相互认知与感受，尊重、借鉴、汲取西方学者过去百年创造的学术成果，但同时并非简单地跟在西方的后面，如鹦鹉学说他人言语。毕竟，作为中国学人，若要真正深入懂得非洲文明，前提之一，也须对中国文明个性、对中国学术传统也有一份足够的理解与掌握，如此方能知彼知已，并有所比较，方能真正看出中国文明与非洲文明之相同与相异，共性与个性。 

最后，所谓“全球视野”，是说在今日之全球化时代，在今日之世界相互牵联多边互动之格局下，我们无论是认知非洲文明，还是认知中华文明，自然都不可只限于一隅之所，一孔之见，既不只是西方的视角，也不局限于中国的眼光，而是应有更开阔之全人类之视野，有更多元开放的眼界，在多维互动、多边对话的过程中，理解中非合作关系之适位、可为与当为，并进而寻求人类之共同理想与普遍情感。并且着眼于21世纪人类发展前景，努力从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文明史大视野上，对东方社会、亚非社会的传统文明遗产的现代重建、对当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及不同文明之平等对话与交流等这样一些更为一般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做出本学科的特殊探索与思考。 

今天，不论是从非洲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上升来看，还是从中国与非洲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来看，抑或是从中国与欧美国家及新兴国家在非洲的博弈需要来看，加强我们对非洲研究与学习都是当务之急；同时，由于非洲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上升，国内学术界在进行欧美问题、亚洲问题的研究时，越来越多地牵涉到非洲方面的问题，非洲学成为整个国际问题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话题，非洲学的深入研究与高级人才培养会成为推动国内整个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动力。近年来，国内高校的各类学生对非洲知识的渴望和对非洲研究的兴趣都在不断增加，许多高校为本科生开设的有关非洲方面的课程都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建构“中国非洲学”的几项基础工程 

不过，中国非洲学科与队伍，中国的非洲研究智库，要获得健康稳定发展，除上述问题需要得到关注外，还需要在这样一些基础性条件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需要在国内各大学建立起一批实体性的、能长期稳定存在并有相应资金支持与政策保障的非洲研究专门机构，并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政策咨询、国际交流为功能为一体。 

第二，需要拥有一批专门化的、热爱非洲研究事业、长期致力于非洲研究事业的科研与教学队伍，这些人需要来自政治学、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管理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与技术工程等不同的学科背景，具有赴非洲国家访问、考察、调研的经历，具备跨学科协同展开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能力。 

第三．形成培养高水平非洲学研究生的专业条件与硬件环境，包括非洲专业图书资料中心、非洲博物馆、非洲图像影视中心、非洲网络数据库的系统化建设。 

第四，涉及非洲研究领域的各专业研究生应该有多种途径赴非洲国家实习考察，或与非洲大学联合培养，在当地学习本土语言，感受当地社会与文化，以为将来进行更具学术深度和个人风格的专门研究建立基础。 

结 语 

在经过了百年之久的曲折探索之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复兴已经有了重大进展，人类与全球的发展也走到了一个新的前景益加光明、挑战也更为严峻的十字路口上。在此阶段上，发展中国家的思想自立与知识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在思想领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保证了中国在漫长历史上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近代以来，中国因严重落后于西方而开始了百多年的执着学习西方、跟随西方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充分发挥自身文明具有的善于学习善于吸纳的历史传统，逐渐让自己接近了西方思想的核心领域，接近了自己与西方思想的差距，这为中国的复兴崛起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今日与未来，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取决于中国在思想创造与知识产生方面在国际上的位置。既充分汲取消化了西方的思想智慧与合理内核，同时又跨越了西方阻遏发展中国复兴崛起所设置的思想高墙，是中国必须同时完成的双重历史任务。 

可以说，作为当代中国学术的“新边疆”，中国的非洲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学人们尚需得放开眼界，敞开胸襟，以一种举高慕远、通而观之的历史大视野来认知研究非洲及非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为有中国胸襟气度的“非洲学”学科的建构，做出当代学人的思考与探索。 

（本文作者刘鸿武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