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对非外交的三点差异
（一）历史经验
美国建国历史不长，与非洲直接接触的历史更短。但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美国的历史文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欧洲的影响？美国人的世界历史观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又继承了欧洲人的观念？美国文化最初源起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可以宽泛的讲是西欧文化。虽然很多美国人从未把美国历史文化看作是欧洲文化在北美的再现，北美大陆的开拓及特殊使命确实使美国历史文化具有其特殊性，但美国文化的根或许仍然在欧洲，美国主流社会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种欧洲人所具有的历史观、世界观，包括对非洲历史的认识，也包括对所谓“东方”的认识。西方人最初讲“西欧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后来这个中心扩大到整个欧美，这种地理上的扩大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联系。所以，谈美国人对非洲的历史认知，就不能仅仅只是过去两百多年的历史。
第二，美国不是贩奴运动的倡导者，甚至也不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但美国却是贩奴运动最大的受益者，也是对黑人进行种族歧视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们讲之一，是因为历史上还有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这种对黑人的种族和文化歧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美国人对非洲的认识，这是理解美国对非外交的重要背景。
第三，二战后美国对非洲的接触，从一开始就是以一个已经现代的、发达的世界大国的姿态开始的。虽然在60年代，美国也曾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但美非关系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现代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的这种二元认知结构。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美国人在所谓的欠发达和不发达世界推销的现代化理论，也体现了这种二元认知特点。这是我们理解美国对非洲人那种“教师爷”身份的重要背景。
反观中国，20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交往大多是一种平等的文化交流，用现代术语讲，更多地是人文交流。新中国成立后，中非人民的接触是从一种被压迫人民的共同反殖反帝反霸的基础上开始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处理对外事务的政策和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它说明，虽然新中国成立前夕做出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政治选择，但中国自始认为自己同时属于被压迫民族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一员。所以，中非关系的历史起点，是基于相似的历史命运、相似的历史任务、相似的身份认同。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在坦桑的讲话，中非是患难之交，是命运共同体，这是有历史根据的。
（二）外交理念
美国文化有三大价值观：使命感（Sense of Mission）、种族优越感（Racial Supremacy）和美国式的民主观（American Concept of Democracy），这也是构成美国外交理念的最为核心的要素。我们可以去看看奥巴马2009年在加纳议会上的演讲，他不止一次的提到美国要与加纳、非洲人站在一起迎接挑战，这种历史使命感也为他赢得了不少掌声。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了民主、良治和民权的概念，这是一种美国式的民主观。当然，当代美国人对非洲的种族优越感更多地隐藏于“伙伴关系”的字眼里，而且奥巴马本身也是黑人，这似乎更容易理解。
上述价值观使美国外交具有这样三个特点：美国人讲人权，但也要霸权；美国人讲平等，但也很自负；美国人讲美国例外，但也要推广所谓的普世价值。
再看中国。中国外交有无价值观？当然有，平等、尊重、互利、共赢。这些理念体现在我们很多主张和政策中，比如我们很早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习近平主席讲的中非关系的本质在于“真诚友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这是一种更为朴实，更有人情味，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
（三）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的不同涉及政治、经贸、援助、安全与人文交流等各个领域。仅以安全为例，美国打着“人道主义干预”、“保护的责任”的旗号，在非洲采取暗中支持、策划或者直接干预的政策，而中国奉行的是“不干涉内政”，现在开始讲在不干涉内政基础上的“建设性参与”。
习近平在南非出席南非总统祖马为其准备的午宴时，讲“中国愿建设性参与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事务”。什么是“建设性参与”？也就是两点，一是要参与，二是这种参与要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当前中国参与非洲和安事务，大体上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目前联合国在非洲有8项维和行动，中国参与了其中的6项，维和人员有1500人。二是推动非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比如支持非盟在非洲冲突中的政治斡旋，为非盟的安全行动和安全合作提供一定的物质和资金支持，我们在2011年12月向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提供3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军事援助。三是参与在索马里海域的护航行动，迄今已派出14批海军护航编队。四是参与非洲国家的战后重建，这方面中国的作用比较特殊。
对中美对非外交的三点判断
（一）中国对非外交更多地讲“民生”，美国对非洲外交不断地讲“民主”。
这种差异，反映了中美不同的外交理念，当然也反映两家不同的政策重点、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出发点的差异。用“民生”外交来概括中国对非洲政策，虽然不全面，但它说明中国主要是以经济合作的方式或者人文交流的方式来推动非洲的发展。把美国外交仅仅概括为民主外交，也主要是着眼于内涵而非外延，指美国的外交重在改变非洲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
（二）中国在非洲有影响力，美国在非洲有控制力。
当前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主要是一种经济层面上的。在制度和价值观念层面，过去30年里，美国是最为成功的，它先是通过结构调整输出其经济发展模式，然后用通过民主进程在政治上改变了非洲。如果加上美国文化在非洲的影响力，我们可以讲，美国对非洲具有绝对的控制力，这一点恐怕在短期内还很难改变。
（三）中国对非外交有亲和力，美国对非外交有感染力。
虽然这些年中国很多企业、个人在非洲的形象不好，但总体上，中国对非洲政策是有亲和力的，非洲人对中国的评价也并不总是坏的。如果比较一下中美在非洲人眼里的形象，其实数据总是显示中国总体上略好于美国。但是，如果从软实力的角度讲，谁胜出一筹？
约瑟夫·奈谈软式力的那本书，我们大家都熟悉，题目是“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奈很自信。这种自信来自哪里？回过头看，上百年来，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之所以向往美国，大体上也是两点：一是美国的物质生活，二是美国的民主和自由。这其实就是所谓的“美国梦”的两个核心要素。我们也在谈非洲梦，也就是非洲人复兴梦想。但具体到个体的非洲人，情况又怎样？我刚刚读过一篇写非洲的文章，说肯尼亚年轻人大体上有两个梦想，一是今生能去美国，二是来生能去天堂。你可以想象，美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西方的宗教，对非洲人的影响有多大。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如何理解软实力才能触及到软实力的核心？软实力是一种同化力和吸引力，是一种让别人追随和模仿你的能力，用中国语言讲，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能力。
对中国非洲外交的七点思考
（一）多些主动，少些被动。
这里有两点很重要，一是要逐步提出中国自己的方案，二是能够影响议程设置，就是说不仅要发言，而且还要有设置会议主题和议程的能力。
（二）不学霸道，但多讲人道。
人道主义这杆旗，中国现在抓的不好，中国的国际形象损失很大。在若干冲突地带，以前的苏丹、后来的利比亚、现在的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口碑失得多赢得少。我们讲不干涉内政，这无疑是对的，但它不应妨碍我们对他国人道主义危机的关切。无论是谁，无论是哪一方，无论它信仰什么主义，只要它制造了人道主义危机，我们就应当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并且采取行动防止危机扩大。
（三）多做实事，但也要讲主义。
一些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民生外交”要比欧美对非洲的“民主外交”或“价值观外交”更为优越，也更适合非洲的现实发展，但西方人或许恰恰相反，认为它们在争取非洲的“民心”，并对其政策的长远成效充满信心。中国基于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同非洲国家开展互利合作，符合中非双方的共同利益，但西方人往往从他们的政治理念出发，指责中国奉行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今后，中国应继续坚持自己的外交传统，而非无原则地顺应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所谓“国际责任”期待，但从长远看，建构一套更为完整、更具普世性的外交理念，无疑会增强中国对非洲外交的道义高度和形象魅力。中国外交是否具有明确的核心价值观念，将是中国在大国成长之路上更趋成熟的重要标志。
（四）讲权利，也要多讲责任。
我们以前讲国际秩序的合理发展，讲参与国际制度建设，其实都是争取我们应该得到的权利。但现在我们开始讲全球治理，比如18大报告就明确提出了，这就是开始讲我们的世界责任。具体到非洲，我们就应该更多地让利于非洲，更多地支持非洲的安全建设。我们提到过，2011年我们向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提供3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军事援助，这是近年来最大的一笔军事援助，但说实话，还不够。现在欧盟的经费很大程度依靠欧美，比如欧盟在2003年出资2.15亿欧元成立非洲和平基金（African Peace Facility），2008年又决定增补3亿欧元，以支持非盟的维和行动及安全机制建设。
（五）官方外交与公共外交并举，基础在于公共外交。
用官方的话讲，“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六）双边外交是重点，多边外交是亮点。
以前我们讲多边外交，主要是讲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现在，我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其他新兴国家，主动建立自己的多边框架，而且效果很好。与非洲相联系的，一是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二是金砖峰会。
（七）外交政策和民间行为都要完善，当务之急是规范非国家行为体在非洲的行为。
虽然我们讲中国对非政策是好的，是有亲和力的，但我们的政策却需要民间行为来体现。在非洲，每一家中资企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张中国名片，是非洲人了解中国的窗口。因此，中国应加大力度规范中国投资者在非洲的行为，敦促它们尊重当地法律和习俗，履行必要的企业社会责任，认真处理好劳资关系。中国投资者必须学会尊重非洲本地的宗教、文化、观念和习俗，试图改变非洲人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想法是不现实的，相关努力也是徒劳的。中国投资者也必须融入当地社会，学会与当地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打交道，面对外界的批评而“泰然处之”、“我行我素”的“默然”与“淡定”无助于自身的长远发展。
（本文作者罗建波系中共中央党校非洲研究部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