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于2013年7月20日通过了制宪委员会选举法，其中规定了制宪委员会选举方式以及委员构成等，该委员会将负责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首部宪法的起草，此后将对宪法草案举行全民公投。

两年前，即2011年8月，利比亚当时的反对派武装占领了位于的黎波里的作为卡扎菲权力象征的阿齐齐亚兵营。当时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宣布，将把总部由班加西迁至的黎波里。以上两件事成为利比亚战争中重要的里程碑，也是利比亚权力更替的标志性事件。当时，利比亚“过渡委”公布“宪法宣言”，在国民议会成立后30天内成立制宪委员会，制宪委员会成立后60天内制定宪法草案，30天后举行宪法草案公投，公投通过后30天内公布总统选举法，并在180天内完成总统选举。但这个时刻表却被一拖再拖。

当前，临时政府再次将制宪大业提上日程，但是，利比亚的制宪之路依旧荆棘丛生，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政治重建起点低，举步维艰 

利比亚国家的形成并不是民族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在殖民列强划定的政治疆域内，被人为、强制地从外部设定并形成的。独立前，利比亚所辖三地的黎波里塔尼亚（现的黎波里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昔兰尼加（现班加西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和费赞（现南部地区）自成一体，各自为政。独立后的几十年，利比亚依然没有步入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进程。伊德里斯王朝时期的十八年间，在各种内外因的综合作用下，利比亚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原本分裂的状态。卡扎菲统治利比亚40余年，实质就是独裁统治。他实施的所谓民众国体制，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没有宪法，没有议会，与当代世界上通行的政治统治方式严重脱节，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强人统治被推翻，整个政局如同一盘散沙，既没有成熟的体制，也没有强大的党派。利比亚战后的政权重建几乎是从零开始。

从利比亚过渡进程看，就在卡扎菲被击毙的2011年10月，当时的“过渡委”列出政治过渡时间表。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既定计划没能按期实现。从利比亚组阁情况看，战后至今不足两年的时间里，已经历三任国家首脑、四任政府总理，现政府又因穆兄会政党受到埃及局势的影响而面临新的改组。政治进程之曲折、组阁之艰难都彰显了利比亚战后政局之复杂。当前，利比亚政局可谓“鱼龙混杂”，因众口难调，政权构建之路举步维艰，作为利比亚制宪的基础和前提仍不成熟，因此，其制宪进程必然无法顺利推进。

政治隔离法的负面发酵 

2013年5月5日，利比亚国民议会以绝大多数票赞成通过“政治隔离法”草案，内容为在1969年卡扎菲革命至2011年2月17日革命期间在卡扎菲政府工作的高官应被隔离出当前的政治领域，不得担任要职。该法案是在利比亚国内政治局势恶化的情况下被迫通过的，既显现出临时政府的软弱与无奈，也为本就动荡不安的国内局势再添变数和混乱。

利比亚临时政府的成员中既包括部分卡扎菲时代的官员，也包括原国内反对派领袖，以及“海归”等各类人士。“政治隔离法”的通过使利比亚国内面临严重的政治分化，从而阻滞国家的政治进程，并将打破整个国家的权力分配格局。

“政治隔离法”牵涉到当前至少15名国民议会议员、5名临时政府部长，以及一些利比亚驻外使节，其中包括利比亚前国民议会主席马贾里亚夫、“全国力量联盟”主席贾布里勒、临时政府总理扎伊丹、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司法部长、经济部长、国民军总司令，以及利比亚驻华大使等。到目前为止，国民议会主席已辞职，一些部长和驻外使节已递交辞呈，有的已获批准，有的悬而未决。按计划，在“政治隔离法”公布一个月后，即6月5日，“国家廉政最高委员会”将决定相关官员是否适用于该法并清肃政府，但至今尚未有定论，足见当前的利比亚政局之复杂，各方角力之胶着。利比亚临时政府成立尚不久，本就缺乏足够的治国理政人才，如今内阁和军队又面临“大换血”，这必将导致政府当前工作效率和执政能力的下降，从而阻滞国家的政治进程。

“政治隔离法”的实施对象是曾在卡扎菲政权时期长期任职的高官，此法的实施必然致使东部势力大幅上升，西部力量受到打压。利比亚临时政府中任用了部分卡扎菲时代的官员，他们多来自西部地区。但一些民众对此不满，认为曾在卡扎菲政府工作的官员腐败问题严重，要求通过实施此法强制规定这些人不能在现政府部门任职。因此，“政治隔离法”的实施必然导致利比亚现内阁的“辞职潮”、“罢免潮”，从而打破当前内阁的权力分配平衡。本次受到此法影响和波及的多是来自西部地区的官员，而东部地区的官员除了能够稳稳地保住原职务外，还将填补辞职者的岗位空缺。

“政治隔离法”在利比亚政局持续发酵中，无论是其所导致的政治进程的迟滞，还是国家权力格局的改变，甚至失衡，都加剧了利比亚政局的不稳定性，必然成为制宪进程中的强大阻力。

安全、稳定的环境尚不具备 

由于卡扎菲统治时期对正规军缺乏信任，重视民兵和外国雇佣兵，利比亚正规军队和警察的力量十分薄弱。战后，原来的国家军队土崩瓦解，民兵武装混战猖獗，当前正规军的武器装备远不及曾经在战争中抢夺过武器库的民兵武装，难以担当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大任。卡扎菲政权的倒台使利比亚社会脱离了已持续四十余年的“强人政治”，强社会、弱国家的弊端凸显，社会动荡，安全形势恶化。其中，前政权残余势力仍在不断袭击现政权；一部分原来的反对派武装以战争中的功臣自居，不满于当前的地位和处境，时而挑动事端；不同武装派别间也为争权夺利而龃龉不断；极端武装组织的势力也正在趁势扩大，越发肆意妄为。

战后至今，民众游行示威、各派别间的武装冲突不曾间断，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近期制宪选举法通过后，利比亚的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包括首都在内的多个城镇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班加西发生1200名囚犯越狱事件并接连发生数起暗杀事件及汽车炸弹袭击，已致数十人伤亡。为应对当前的安全危局，利比亚临时政府总理宣布将采取措施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并加强军队与警察的协调工作能力。具体措施包括：将于近期精简和重组部分国家机构；大力发展情报机构，预防及协助侦破恐怖袭击；还将与国际刑警组织进行合作，共同打击犯罪；成立公共安全局及刑事调查局，统筹处理治安事件等。

稳定、安全的国内环境是一切建设与发展的前提。利比亚战争结束已近两年时间，国家仍未实现全面稳定，超大规模越狱事件的爆发又将严重恶化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安全局势。没有国家的全面稳定，制宪之路难以前行。

部落纷争是阻滞因素 

利比亚境内存在大大小小数百个部落，民众的部落意识深重，国家统一感较弱。部落因素贯穿利比亚历史进程始终，民众根深蒂固的部落意识使得利比亚始终处于强社会、弱国家的状态，对国家统一的政治进程带来巨大阻力。

利比亚的历史与现实已充分证明，部落因素是利比亚宪政及民主化进程的阻滞因素。首先，部落冲突破坏民主化实现的前提。民主化的实现必须以和平的社会环境和稳定的政局为前提，但利比亚的部落冲突对社会环境和政局稳定造成了破坏，从而阻碍民主的实现。其次，部落特性干扰民主化实现的手段。多数裁定原则是实施政治民主的重要手段，而利比亚部落的对内团结、对外排他的特性使多数裁定原则无法有效实施，从而制约民主化进程。多数裁定原则必须建立在社会团结平等的基础上，但部落的自成一体性及部落长老的绝对权威使得民众在投票表决时依据其部落属性，而非候选人的客观情况。这样，在一人一票的平等原则下，选举结果体现出的只是部落力量，民主的手段产生出反民主的变异。此外，部落意识弊端也干扰整个民主化进程。

战后，利比亚临时政府已明确表态，将致力于弱化部落意识，增强国家归属感，唯有如此，才可举全国之力建设新国家。此处提到的部落意识并非个人的部落身份，而是狭隘的排他性。临时政府希望民众皆以国家的复兴与发展为最高利益和目标，摒弃部落意识中的消极思想。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利比亚战后部落矛盾冲突时有发生，尤其是“政治隔离法”的通过，使利比亚再次陷入以势力派别划定人群，而非政治主张，如此一来，必然强化国民的部落意识、派系意识和地区意识，成为加强统一国家意识的阻力，强化了部落社会弊端。

部落纷争使得利比亚的政治进程艰难推进，也必然成为制宪之路上的阻滞因素。

经济基础的不稳定性 

利比亚拥有居非洲首位的石油储量和位居前列的天然气储量，且能源质量高，与有巨大能源需求的欧洲国家间交通便利。可以说，利比亚具有得天独厚的能源经济优势。但其独立后的几十年间，统治者没有充分重视全面的经济发展，而是将其打造成一个典型的“地租型国家”，政府收入的90%以上来源于能源出口。因此，能源产业成为利比亚的经济命脉，利比亚各方面的发展必然高度依赖国内各油区的产能和国际油价。

利比亚战后，一些东部和南部富油区的民众或组织由于对临时政府的不满，运用石油武器，即以停止石油生产为要挟，迫使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国际形势变幻导致的油价波动也必然影响利比亚石油收入的稳定性，进而对国家的经济全局产生消极影响。

利比亚的制宪进程需要稳定的经济保障。但当前利比亚政治进程每前进一步都会引起一些派别的不满，他们诉诸石油武器，导致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由此，利比亚的制宪进程既缺乏稳定的经济保障，又缺乏统一的政治前提。

此外，埃及政治变局也影响到利比亚的政局稳定，从而为利比亚的政治制宪进程增加难度。2013年7月，埃及军方解除了前总统、穆斯林兄弟会政党代表穆尔西的所有职务，并将其软禁。埃及的政治变天使得穆兄会在埃及的地位一落千丈，波及到穆兄会政党在利比亚政坛的地位和作用。利比亚的穆兄会政党“公正与建设党”曾在利比亚国民议会选举中得票位列第二，但在未来的内阁重组中，该党派或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

综上，利比亚的制宪进程无论是国内基础，还是外来影响，都尚存在诸多问题，面临多重挑战，制宪之路仍需披荆斩棘。

（本文作者王金岩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