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与非洲的友好合作关系迅猛发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而且这种发展还有继续扩大和深入的趋势。非洲对中国的重要性以及中非关系的重要性正在日益提升。 

随着中非关系的发展，中国的非洲学界迎来了“春天般”的发展机遇，全国各地有关非洲的“研究中心”、“研究所”和“研究院”等纷纷出现，一些涉及亚非方向的研究机构和部门也加大了对非洲方向的投入，甚至某些研究欧洲的机构和学者也开始关注和跟踪涉非方面的情况。 

即便在欧美等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一些国际组织等，它们的外交部门、研究机构和情治单位等，也将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视为重点研究课题和跟综目标。不仅如此，这些机构和部门还常以“交流”、“合作”等方式，与中方和非方的相关机构和部门联合举办研讨会、座谈会等活动，从中获悉有关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方面的情况和信息，虽然这对各方了解、理解中非关系和中非友好合作的相关情况会有所助益，但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某些居心叵测之人和势力，会从中获取可资利用的信息和内容，据此非议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更有甚者还会对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进行干扰和破坏。 

然而，相对来说，非洲国家对于中国和非中关系的研究，则要滞后和被动一些，相关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原因是，非洲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除了南非之外，还没有专门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或是“中国问题研究所/院”之类。即便是南非的那个“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似乎受欧美方面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许多非洲的研究人员有西方留学、深造的背景，或是西方培养出来的，非洲的不少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等也是受西方资助的。因此，非洲学者受西方价值观和西方观点影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对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的发展非常不利，对此不能忽视或是视而不见，应该设法予以改变。 

有鉴于此，若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有必要在非洲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地区，推助有关国家成立关于中国的研究中心、研究所/院之类的研究机构，以便非洲学者关于中国的研究和观点尽可能符合实际，增进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和关注，改善“中非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相对滞后”的现状，尽可能抵消和防范西方对非洲学界的不当影响和干扰。这也是从另一个侧面推动、加强和巩固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因而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相关条件已基本具备

伴随中非关系的发展，以及中非双方在各个领域里的合作不断广大深入，中非之间的学术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包括中非双方高校之间、研究机构之间和专家学者之间。这种交流和交往不仅是发生在中非双方之间和双边场合，也发生在有第三方参与和多边场合。中非双方越来越了解、认识和熟悉彼此的专家学者，也开始分享和推介有关的研究心得和成果。 

中非学者前往对方学习、调查和研究的现象也在增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来中国学习、深造和访学的非洲学生、专家和学者已遍及中国各地，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通晓中文、了解中国国情、对中国问题和中非关系研究抱有浓厚的兴趣。非洲学界研究中国的主动性也在明显增加，例如，非洲国家的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已将中国和中非关系作为关注和研究的重要方向，不仅派人出席有关中国和中非关系的研讨会，派人前往中国学习、研讨和讲学，还与中国有关部门和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中非学界和智库之间已开始建立起固定的合作交流机制。例如，2010年启动的“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就是为了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2010至2012年）》有关内容，即“倡议实施‘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通过举办研讨会、学者互访、合作课题研究等多种方式，加强双方学者、智库的合作与交流”。此外，根据这一行动计划，中国2012年6月，教育部在广州全面启动了“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还有至今已举办了两届的“中非智库论坛”，它是由中国浙江师范大学倡议并主办，得到了中非合作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处和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的支持。据悉，“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将于2013年年内启动。 

推助非洲国家成立对华研究机构

非洲地方大、国家多，对中国的兴趣和关注也在日益增加，成立非洲的对华研究机构首先是件有利于非洲国家的事情。但是，由于不同非洲国家的国情不同，彼此之间还存在着差异，因而在成立对华研究机构的问题上，非洲各国的日程和设想想必也不尽相同。在此问题上，必须充分尊重非洲国家的意愿和安排，中方最多只能辅助性作用。 

只要有非洲国家确有愿意成立关于中国的研究机构，中方都应予以欢迎和支持，并尽可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帮助和扶持。在这方面，中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和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可以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此外，中方其他部门和团体等也可为此做出贡献，如某些部门、企业以及社会、民间团体等。在具体操作层面，切忌一哄而起，这样也不现实。不妨先从试点开始，摸索和总结一些必要的经验。 

最好先与条件相对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也可以考虑那些具有一定特点的非洲国家，像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因为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大国，也是非洲联盟、非洲发展银行的总部所在地。许多涉非国际组织和团体也在那里设有派驻机构和人员。埃塞俄比亚甚至被称为“非洲的首都”；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居民总数过亿。这类国家成立对华研究机构，便于产生相应的示范作用和效果，有利于引导其他非洲国家开展对华研究和学术交流。 

相关建议

其一，有关部门和机构应该高度重视此事。推助非洲国家成立对华研究机构，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情，因此它属于国家级工程，需要这方面的“顶层设计”。有关方面应对此有相应的倾斜政策和资源。 

其二，要对此进行必要的统筹协调。应根据中非双方的实际情况，与非方开展相关合作。尤其中方有关部门和机构之间，一定要加强相应的沟通和协调，应有必要的分工与协作，这样才能形成合力，发挥最佳效果。 

其三，要充分利用现有框架和机制。像“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中非智库论坛”和“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以及中非之间的其他双边学术交流渠道和机制，都可以为此发挥积极作用。中非双方确定的联合研究课题、联合研究小组以及研究合作伙伴，都有可能为此奠定某种合作的基础。 

其四，要充分发挥中方某些单位的特殊作用。 例如，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是我国最早与非洲开展交流合作的高校之一，尤其是在与埃塞俄比亚进行交流合作方面，所以，在推助埃塞，特别是推助埃塞高校成立对华研究机构方面，该校似乎有着某种“天然”优势。 

其五，要积极鼓励中方其他部门和团体等参与此事。如今中非关系和中非友好合作已受到广泛关注，除了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外，相信中方其他部门、企业以及社会、民间团体等，也会一些有兴趣、有资源、有能力支持非洲对华研究的，对此应该予以积极鼓励和必要引导，当然，前提是必须充分尊重非方的意愿。 

 （本文作者王南系人民日报主任编辑、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理事、中国亚非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