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俄罗斯明显加强了对非洲的外交工作。2013年3月26日，普京总统访问南非标志着俄罗斯着手实现“重返”非洲战略。2013年5月15至17日南非总统祖马访问俄罗斯，与普京总统进行会谈。两国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签署8项在科学、国防、体育、教育、能源、渔业、矿业方面的合作协议。2013年，俄罗斯借助“金砖”国家会议在南非召开的契机，与非洲国家开展广泛的合作，俄罗斯在非洲的影响力有所恢复，尤其是俄罗斯与南非国家关系发展顺利，俄罗斯正在稳步实现“重返”非洲的战略。 

非洲对俄罗斯的重要意义 

如今，非洲地区受到了美国、中国、欧盟国家和俄罗斯的重视。对于俄罗斯来说，首先，非洲是最有潜力的俄罗斯商品销售市场。除能源以外，俄罗斯的商品，尤其是工业品很难进入欧美或中国市场，但俄罗斯的工业产品在非洲地区受到欢迎。同时，非洲国家的市场潜力随着非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越来越被看好。2013年预计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国家经济平均增长率保持在5%左右，居世界第二位。至2033年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东欧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水平 ，2039年达到拉美国家的水平。未来10年非洲的社会经济发展将发生巨大的变化。非洲地区的人口将达到13至14亿，城市人口会大幅度增加，到2020年城市人口有可能占总人口的44.6%。这意味着对进口工业品和高技术产品的需求也会增涨。随着非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非洲市场的潜力还将被进一步开发。俄非经贸合作将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其次，非洲是俄罗斯所需资源的来源地，更是俄罗斯维护世界资源大国地位的战略伙伴。非洲不只有丰富的石油，还像俄罗斯一样拥有丰富的矿业资源。21世纪，争夺自然资源的斗争加剧，世界经济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大幅度提高。2008年世界生产的矿产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350%，为4630亿美元，非洲约占30%。非洲生产的铂金占世界产量的82%，钴为47%，钻石为46%，钯为43%，铬为42%。在2008至2015年间，非洲铜的开采量将增加60%，镍增长137%，锌增长72%,铀增长280%，钯增长32%。非洲在开采锰、钽、锡、铬、矾土的产量已经大大超过了俄罗斯。因此，在国际资源市场上，尤其是在非洲地区快速发展的经济领域，俄非联手获得世界资源领导地位对俄罗斯具有重要意义。俄联邦《2020年发展构想》中提出，到2020年俄石油产量将达到5-5.45亿吨，出口达到2.55-2.65亿吨（2007至2008年为2.43-2.45亿吨）；天然气到2020年产量达到8150亿至9000亿立方米，出口达到2800亿至3300亿立方米（2008年出口为1950亿—2000亿立方米）。非洲国家有相似的指标，到2020年非洲的石油产量将达到9亿至10亿吨，出口能力为8亿吨。因此，俄非协调在世界市场上的行为规则，避免因恶性竞争而减少收入成为越来越现实的任务。同时，俄罗斯国内有10至15种矿产紧缺，许多稀有金属在未来5年至15年内将会消失，不得不从非洲进口这些稀有金属。俄罗斯已有30家大型企业参与开采非洲的资源项目。 

再次，虽然俄罗斯一再声称，其非洲外交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色彩，但实际上，并不能完全排除俄罗斯对非政策中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因素。在全球化的今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人类的命运与非洲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非洲的热带雨林与俄罗斯和巴西的森林共同缓解了地球的温室效应。非洲在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饮用水、生态问题中的份量不断提高。俄罗斯与非洲国家合作将会提高俄罗斯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最后，近10年俄非关系的重要性在提高，在加强国际体系中的多极性，增加国际活动中的角色和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多元等诸多因素都要求提高非洲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俄罗斯需要非洲国家的支持，如国际安全、反恐、跨国犯罪、反毒品、生态问题等。在国际事务中，俄罗斯与非洲国家有相当的共识，立场接近。非洲国家的国际主体意识不断加强，更加积极地参加国际事务。在形成多极化国际政治体制过程中，俄罗斯与非洲在实施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改革计划中是两个关键性的角色，国际组织改革的成果之一是扩大了非洲国家在这些组织中的影响力。 

俄罗斯“重返”非洲的目的

2013年俄罗斯明显加强了对非洲国家的外交工作。俄罗斯与一些非洲国家官方文件中都强调视对方为优先方向，但是实践活动与官方文件还有相当的差距，俄非关系发展仍然与大量的政治和商业风险联系在一起，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与非洲国家发展道路的“模式选择”有关。在非洲地区，欧洲模式和西方文明价值观被广泛接受。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有24个国家属于民主制国家，进行经常性的总统和议会选举。这些选举活动时常是在外部力量的压力下进行政权更迭，同时非洲地区的种族和部族斗争不断，受到恐怖主义、大规模破坏人权、种族灭绝等暴行的迫害。在上述背景下，俄罗斯与非洲国家在下述问题上具有共同的立场：第一，反对垄断非洲国家确定国家社会经济和民主发展模式的选择，普世的民主价值观需依据不同的历史发展经验，民族文化特点来确定。第二，鼓励并推动和平解决冲突，防止冲突事件的发展。第三，阿盟和地区组织广泛加入维和行动。第四，严格限制使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第五，俄罗斯在非洲地区的经贸活动具有战略意义，是提高俄罗斯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方式。俄罗斯在马里冲突中所持的立场，受到非洲国家的肯定。俄罗斯主张马里领土完整，认为外部势力不应干涉马里内政，而应通过政治外交手段来解决马里问题。俄罗斯基于双边关系帮助马里政府，不参加欧盟的军事行动。

俄罗斯一再强调，俄“重返”非洲的战略不取决于意识形态的需求，而是由企业利益，首先是能源企业的利益决定的。非洲在保证世界经济资源需求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同时非洲也是正在成长中的大市场。俄罗斯在非洲企业有50至60亿美元的投资，加上其他投资总计超过100亿美元。俄国内所需矾土的60%要从非洲进口，科特迪瓦、塞拉利昂的油田有俄石油企业的投资。莫桑比克发现了大规模的天然气田，“俄石油”公司将参加修建从莫桑比克至津巴布韦至南非的天然气管线计划。俄“北方钢铁”公司参与几内亚和布基纳法索的采金项目，当前该公司正在就总额为40亿美元的开采铁矿的项目进行谈判。俄将向莫桑比克提供俄制武器装备。从2010年开始，非洲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需要俄罗斯的产品，俄罗斯的机器和军工产品有一定的市场需求。南非是非洲地区最良好的市场，南非拥有发达的经济基础设施，广泛的技术基础，训练有素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劳动力便宜，这些条件使南非成为有吸引力的投资和从事经济活动的市场。俄罗斯与南非拥有前景的合作领域包括地质勘探、矿产的加工和开采、建设能源项目，建设电站、建设石油和天然气管线、发展交通设施、机器制造业、农业和军事技术等。俄罗斯与南非的合作优先方向集中在科技、核能、航天研究领域。 

俄罗斯“重返”非洲的政策特点

俄罗斯“重返”非洲的起点较低。与中国相比，俄罗斯全面进入非洲的实力不够，近10年中国在非洲的活动积极，非洲在中国进口石油中的比例接近30%，与50个非洲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近三年中国向这些国家提供的贷款约有200亿美元，超过2009至2012年的贷款数额。除了经济实力不足以外，俄罗斯“重返”非洲还面临着其他困难，如由于俄外交长期以来忽视了非洲，因此主管非洲事务的领导部门职责划分不清；俄罗斯对于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因“冷战”时期的阴影犹存而缺少信心；俄罗斯的企业无力向非洲提供大量的贷款，俄罗斯国家也不愿意过多撒钱。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重返”非洲战略拥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选择切入点和关键国家进入非洲。埃及、尼日利亚、南非已成为俄罗斯首选的非洲伙伴国家，这三个国家均具有潜在的地区领袖国家的品质，有俄罗斯需要的稀缺资源和销售市场，愿意与俄罗斯进行长期政治合作及进行双边自由贸易。俄罗斯将通过对本国综合利益的考量、现有的合作经验和双方的相互影响力，对这三个国家分别制定出相应的战略。 

第二，与非洲国家建立互利的经贸关系，在双边基础上向非洲国家提供人道和维和帮助。当前，俄罗斯对非洲国家的投资总额居第5位，对南非的投资居该国外资总额的第12位。俄非经贸合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提供工业产品和食品，扩大俄产品在非洲市场的占有份额；发展投资合作；俄更多地参与促进非洲发展的项目。

第三，自然资源开采和武器贸易是俄罗斯与非洲国家经贸合作的主要方向。俄罗斯正在逐渐恢复在非洲军工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与15个非洲国家建立起了合作关系，非洲国家对俄罗斯的飞机和直升机感兴趣。俄罗斯与南非计划合资生产轻型多用途直升飞机，双方就俄向南非出售客机正在进行谈判，俄罗斯还准备帮助南非发展核工业。俄罗斯在非洲可充当某种形式的经纪人，向非洲国家提供武器。俄罗斯核能公司、天然气工业公司、北方钢铁公司都在非洲国家有经济利益。

第四，在俄罗斯与非洲国家的贸易相当薄弱的条件下，俄罗斯将在国际合作框架内加强对非外交活动，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与非盟的关系，提高非盟在解决非洲问题中的作用，与非洲领导人建立密切的私人和商业关系，加强“金砖机制”在非洲安全和合作计划中的作用，利用“金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非洲市场的力量对比。同时，通过外交手段保证、鼓励和扩大俄罗斯企业在非洲经济空间内的地位，增加非洲学生到俄罗斯大学学习的奖学金名额。 

总之，虽然俄罗斯越来越重视非洲，但就其实力和面临的国内外主要任务而言，至2018年，也就是在普京重任总统时期，俄罗斯不会投放资源积极加入“争夺非洲”的斗争。普京总统很清楚，要恢复俄罗斯在非洲如苏联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的地位是不现实的。但是，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也不会忽略非洲大陆，必竟非洲国家对俄罗斯仍然持友好态度，并保持着一定的传统联系。俄罗斯现行的非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未来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进入非洲打下基础。 

（本文作者顾志红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