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成为了热门话题，有的网络文章“利用”档案对中国援助进行污蔑，虽有相当数量民众对援助抱着“得不偿失”、“好心没好报”等看法，但大多数研究是客观公正的。这些研究主要专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援助工作，对之前的援助工作则较少做专题考察。在专门探讨中国援非的研究中，也存在类似情况，特别是缺少专门研究新中国对非援助史的成果。因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代表性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档案文献的综合分析，对中国对非援助历史进行专题研究，并对其中的成就与问题作出全面分析和理论解释，进而总结历史经验以为当前中国对非援助工作服务。 

新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总体情况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遵循这一原则，毛泽东提出了中国援助政策的指导思想，即：“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在国际主义的指导下，从1956到1976年，中国共向38个非洲国家提供了约217.36亿美元的援助，这些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巩固了政治独立，促进了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支援亚非拉国家的民族革命和国家建设，推进世界革命形势发展，就是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有力打击，就为巩固中国的革命成果和构建国家建设的和平环境创造了条件。 

依据援助具体目标的不同，可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非援助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这是中国对非援助的起步期。受制于中国对国际局势的认识水平和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阶段等因素，中国援非的目标是直接打击殖民主义，帮助非洲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第二个阶段是60年代初至60年代末，这是中国对非援助的平稳发展期。随着大多数非洲国家实现了独立，中国主要是支援它们发展民族经济，巩固国家独立。第三个阶段是70年代初到改革开放前，这是中国对非援助的快速增长期。为适应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有利形势，中国通过援助来加速扩展自己的国际活动空间。

中国援助非洲的成就与问题 

中国对非援助最大的收益是在政治方面，通过援助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为改变我国国际格局发挥了突出作用，同时，依据“抓援外，促国内”的方针，援非工作也为推动我国技术革新和提高援外队伍素质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于中国援助所取得的政治收益，美国学者何汉理高度评价道：“中国领导人凭借高超的外交技巧将本国有限的资源运用到了极致。他们通过慷慨的援助、独立自主的外交信条以及对访客的影响力，使中国成为了推动世界局势演化的主要力量之一。”具体来说，取得的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收益，就体现非洲国家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上。在经济方面，一方面，我国在援非设备生产过程中，进行定点、定厂生产，以利于积累技术资料、提高生产水平，这样“新的产品一旦试制成功，既可用于援外，又可用于发展国内生产，一举两得。”另一方面，通过援非，我国援外人员熟悉了非洲当地的民情、社情和风俗习惯，为我国培养出一批从事国际经济合作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超出国力所限的援助是援非工作存在的最大问题，但具体来说，这一问题在不同的工作环节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确定援助对象，往往依其与超级大国美、苏的关系而定。依超级大国划线的方法，使我国援非工作面临了两难困境，要么会因固守意识形态偏好，而错失谋取国家利益的良机；要么会因本国战略调整，而与原受援国反目。第二，确定援助项目，重政治利益，轻经济效益。重视政治因素往往导致决策过程“过于”简单，项目经济效益较差。中国的援助项目大多是两国领导人互访时商定，决策主要基于我国领导人的政治考量，因缺少前期调研和项目规划，使我国有些援助项目不能满足当地需求，效益欠佳，甚至亏损倒闭。第三，承担项目数量过多，具体援建过程保守、僵化，增加了本国负担。虽然中国援助的绝对金额并不高，但它在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却相当可观，“没有坚持量力而行的方针”，在国家经济力量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还较低的情况下，给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造成了困难，超出国力。 

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历史评析 

从根本上说，中国援助的动机是政治性而不是经济性的，援助的首要目标就是为维护国家安全、打破国际孤立。对于这一时期援助取得的成效，后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给予了肯定，邓小平明确表示：“应当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李先念也强调：“援外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方针是正确的”。要理解中国为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必须置于当时的历史情景中去。大体可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第一，从国际结构看，中国和美国的对抗，以及与苏联的决裂都产生于中国逐渐崛起为世界强国的现实，为争取亚非拉盟友、摆脱国际孤立局面而投入大量援助，是必须付出的经济代价。第二，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北京和台湾都面临着事实上存在两个“中国”的僵局，而“对方”的存在构成了对自身主权最严重的侵蚀，也根本上侵蚀着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因此，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主权则成为了中国政府最重要的利益。第三，大国援助竞争不仅仅是“争强权，求和平”的权力政治，同样还包含着推广本国“发展模式”的内容，确立援助双方彼此认同，这样一种“争取人心”的深层次竞争。 

中国援助存在的问题既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也同样是现实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反两霸的“宏大”战略目标、民众追求复兴的迫切心理，在革命意识形态的强烈催化下，这三个因素相互交织、互相激发，使中国援助突破了国力限制，造成了中国自身的困难。第一，“反两霸”的宏大战略目标，但国际结构对中国的巨大压力及伴随而生的急于突围的紧张情绪往往使理性、冷静的政策很难实现，转而采取激进政策。第二，鸦片战争后，中国从万国朝圣的“天朝上国”跌落谷底，成为了人尽可欺的“东亚病夫”，亿万中国民众洗刷耻辱的坚定决心，淹没了“量力而行”的理性考量，转而采取“见义勇为”的斗争姿态。第三，在意识形态的强烈“催化”下，中国外交决策者形成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种僵化的思维模式，这限制了外交政策的选择余地，致使中国担负了很多不必要的负担。 

现实启示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纵观新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确立国际地位的历程，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的帮助，特别是非洲“穷朋友和小朋友”的坚定支持。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还要应对来自发达国家的政治干涉和思想侵蚀。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不仅与中国有相同的国际身份，而且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利益，是“命运共同体”，这既源自老一代中非领导人奠定的历史友谊，又建之于非洲国家对中国特色国家建设和发展道路的认可和接受上。在未来的国家战略中，中国必须要充分认识到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含义，无论是经济结构转型，还是应对国际挑战，中国离不开非洲，非洲也离不开中国，中非只有深化合作、携手发展才能打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禁锢，彻底摆脱近现代以来始终面临的边缘化危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总结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援非工作经验，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为发展当前中非关系提供有益启示。第一，在宏观层面，外援、外交和外宣三方面工作要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第二，在中观层面，对公益项目和生产项目要区别对待、有效整合，发挥援助的最大效益；第三，在微观层面，未来的援非工作要重视人的因素，一方面要将培养当地人员作为援外的核心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援外人员的职业素养和政治教育。 

（本文作者薛琳系延安干部学院教师、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