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外交对于中非关系，并不是一个新事物。

中国迈向非洲的第一步，不是在非洲，而是在印尼的万隆。会议有两个亮点，一是我们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二是在中国的推动下，万隆会议达成了以反帝反殖为核心的“万隆精神”。也正是在这个会议上，中国展现了自己属于第三世界并坚定地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的身份定位和外交立场；也正是在这个会议上，埃及总统纳赛尔认定中国是坚定支持亚非国家民族独立斗争并敢于伸张正义的力量。所以第二年，中国同埃及正式建交，由此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中非关系。

中国同非洲国家的第二种多边合作，是在联合国。用毛主席的话讲，是非洲黑人兄弟用“轿子”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当时23个提案国中，10个是非洲国家；76张赞成票中，26张来自非洲国家。当胜利的消息传到北京，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毛主席讲啊，今年有两件大事，一个是林彪自我毁灭，一个是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两件事我都没料到。 

对于突如其来的胜利，当时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过去我们长期把联合国看做是资本家打嘴仗的地方，所以对于是否立即派代表去联合国还有疑虑。最后毛主席拍板，这是黑人兄弟用轿子把我们抬进去的，如果我们不去，就脱离群众了。他亲自点将乔冠华任团长，还特意嘱托，你的第一篇发言很重要，“要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 

后来乔冠华赶了十几稿，最后呈报毛主席，毛主席亲自批阅。这就是我们后来乔冠华在联大里的发言，讲了45分钟，其中一句掷地有声：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情，要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联合国的事情，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来管。

所以，在联合国，我们事实上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而广大非洲国家，也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上给我们以极大支持。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第三个多边场合，是中非合作论坛。2000年刚成立的时候，国际社会并不十分看好，国内一些研究大国的学者也是这样，一些人还讲啊，这不就是一个“丐帮大会”吗。但2006年北京峰会召开后，影响很大。对西方人的冲击很大，他们讲，中国在联合国外成立了一个小联合国，日本人更是惊呼中国恢复了历史上的朝贡体制。

过去20年里，中国的多边外交大体上有两个路径，一是我们主动参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多边体制，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二是我们开始同发展中国家建构属于自己的多边组织，其中三大组织尤为突出：中国与中亚国家、俄罗斯搞的上合组织，中国与东盟的自贸区，以及我们今天讲的中非合作论坛。

长期以来，我们审视中国崛起的权势增长，其实大多关注的是中美关系如何如何，或者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上。其实，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中非关系对于中国崛起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讲非洲是中国撬动与西方国家的“战略支点”。在这个支点上，多边组织就是重要一环。

这就涉及到我们怎么去看待多边外交的价值？事实上，多边外交不仅只是对双边外交的配合，也不只是我们外交的“舞台”。它具有独立的、更具实质性的意义。什么意义？两点：一是团结大多数；二是通过国际规则制定和议题设置而获得话语权。这个第二点，很重要。为什么？国际竞争，最重要的不是产品竞争，甚至也不是技术竞争，最根本的是规则的竞争。谁掌握了规则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国际话语权。所以，与非洲国家的多边外交，我们在理念上，在外交上都要格外重视。

（本文作者罗建波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非洲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