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6日，南部非洲国家“马拉维”（Malawi）取得国家独立。中国政府曾就两国建交问题与其官方进行过积极接触。然而，马拉维却未同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1966年7月12日，马拉维同中国台湾当局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究其原因，这是由当时的国际冷战背景、地区政治环境以及该国的国内政治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马拉维还未宣布独立前，7月4日，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就发去电报，表示中国政府承认马拉维的主权独立。然而，马拉维举行独立庆典，海斯廷斯·卡穆祖·班达（Hastings Kamuzu Banda）总统同时邀请中国政府和中国台湾当局的代表共同参加，遭到中国官方的严词拒绝。随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道：“加入到帝国主义的冷战中，毫不掩饰地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要求马拉维方面拒绝让台湾当局派人员参加其独立庆典，但班达总统却指出，“中国无权要求马拉维做出这样的决定”。实际上，班达总统对于同中国建交的问题，还未有明确的立场。最终，中国政府未派外交人员前往和参加该国的独立庆典。

独立初期，班达总统对中国政府的外交立场还处在犹豫、徘徊的状态之下。正如班达自己所言，“他需要时间进行综合考虑”，以判断此事对该国的利弊。班达总统认为，同中国政府建交，不仅是外交政策的制定问题，更是冷战时期的外交战略决策问题。同时，周边地区的政治环境、该国国内的政治博弈也影响到两国的建交。

独立不久，班达总统和以丘梅（Chiume）、契彭贝尔（Chipembere）为首的内阁部长们在该国内政、外交政策制定方面出现对抗性的分歧。实际上，这种政治对立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当时，为了争取马拉维的民族独立，这些政治精英同班达博士在此问题方面达成妥协。独立以后，这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激化，已经达到难以调和的地步。外交路线方面，他们的政治理念完全不同。同中国政府建交的问题，内阁部长们主张同中国建交，班达总统却坚决反对同中国建交。

一方面，内阁部长们奉行反殖民主义（Anti-Colonialism）、反种族主义（Antiracism）的“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外交路线，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主张同中国建交

内阁部长们追随非洲地区的政治浪潮，奉行“泛非主义”的外交路线。他们按照非统组织（OAU）的要求，同非洲独立国家站在一起，推行反殖民主义的激进外交策略，大力支持非洲各国的民族解放事业。意识形态方面，他们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积极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借此给西方殖民统治势力以沉重打击，为其他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创造条件。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支持非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本国也能因此获得中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坦桑尼亚等周边邻国同中国建交后，彼此关系特别友好，这为两国建交提供了可能。丘梅、契彭贝尔等追随非统组织的外交主张，同其他非洲独立国家领导人的外交理念相同，支持同中国政府建交。这些内阁部长们认为，不应该给本国树立敌人，而是要接受非洲和国际形势的现实。马拉维不可能忽视中国这个大国的存在，更难以承受同中国为敌的压力。他们认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忽略台湾，不仅是一种责任，还能避免给本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而，他们主张同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另一方面，班达总统奉行亲西方、亲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现实主义”（Realism）外交路线，敌视社会主义国家，拒绝同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建交。班达总统立足于国内外局势的判断和国际政治本质的考量，奉行“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意识形态方面倒向西方阵营，并借此获得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和经贸投资。班达总统反对同中国建交的原因包括：（1）他担心因此而得罪西方阵营，使该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恶化，得不到援助和投资，给本国的进出口贸易带来灾难性的影响；（2）他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极为厌恶，因而，不可能同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建交；（3）他担心内阁部长们同中国关系亲密，会威胁到自身的政治统治地位；（4）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在周边地区的外交活动频繁，对邻国的政治影响较大，他担忧本国的国家安全会受到威胁。

班达总统对中国持敌视态度，认为中国是“干涉主义”（Interventionism）和“帝国主义”（Imperialism）国家。他还罗列出所谓的“事实”，其中包括：中国的军事力量；中国在财政方面支持马拉维的前内阁部长们，特别是丘梅；中国支持“莫桑比克解放阵线”（Liberation Front of Mozambique, 葡语缩写“FRELIMO”）的活动，并在坦桑尼亚为其建立军事和后勤基地；中国卷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希望控制台湾等。他还在“英联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会议的多边场合，对中国的各种行为横加指责。班达总统选择亲西方的外交路线，坚定地站在西方阵营一边，支持西方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此外，他还支持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认为这有助于阻止共产主义势力向世界各地的扩散和渗透。班达总统曾表示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UN），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最终收回以前的讲话。1964年9月，他在联大会议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的经历表明，她对武装斗争尤为崇敬，公开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直言不讳地憎恨联合国，”要求中国“要有真诚的改过之心，必须尊重和遵守联合国的基本原则”。12月，他支持中国台湾当局继续停留在联合国。

马拉维内阁部长们和班达总统所奉行的外交路线之间的冲突和博弈，是理想与现实、道义与利益的激烈碰撞。1964年8月，马拉维三位内阁部长同中国外交特使何英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进行两国建交方面的外交谈判。最终，双方达成建交的初步共识，即中国政府给予马拉维的援助金额由原先的600万美元，提升到1800万美元。然而，班达总统得知此事之后，极为吃惊和愤怒，并对此坚决反对。以外交部长丘梅为首的内阁部长们要求班达总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班达总统认为部长们的语气是一种命令和强迫。他拒绝中国方面的巨额援助，并认为中国的援助是一种“赤裸裸的贿赂”。1964年9月15日，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发表声明，指出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和谎言。实际上，马拉维同中国建交的问题被班达总统同内阁部长们的政治博弈所“绑架”。中国的援助也被班达总统当作攻击内阁部长们的政治借口，被指责为“行贿和腐败”。

1964年，马拉维“内阁危机”（Cabinet Crisis）爆发。随后，六位参与“叛乱”的内阁部长自动放弃职权或被解职。最终，他们陆续逃出马拉维。丘梅、契尔瓦（Chirwa）和契西萨（Chisiza）逃至坦桑尼亚；肖卡尼（Chokani）和布瓦瑙西（Bwanausi）前往赞比亚；契彭贝尔通过坦桑尼亚到了美国。经过政治博弈，班达总统掌握了国家的各项大权，确立起其在该国的政治统治地位。外交方面，他推行“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倒向西方阵营一边，拒绝同中国政府建交。尽管前内阁部长们已“逃至”周边邻国，但班达总统仍感到不安，并对中国保持高度警惕，害怕中国进行“帝国主义”活动，控制周边地区，使社会主义思想渗透到本国境内。他还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输出革命”，帮助这些“叛逃阁员”返回国内，推翻自己在本国的政治统治。1966年7月12日，马拉维同中国台湾当局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班达总统推行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及政策，背离了非统组织的原则和要求，完全迥异于其他非洲国家的外交政策，受到非统组织成员国领导人的严厉谴责。甚至，有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要求将该国逐出非统组织，班达总统则被痛斥为“白人的小伙计”、非洲大陆“最可恶的毒瘤”。

1964年至1966年，经过两年的外交接触、谈判直至敌对，中国同马拉维建交已不可能。1966年至2007年，马拉维同中国台湾当局保持了长达42年的“外交关系”。2007年12月28日，中国与马拉维才正式建立起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本文作者武涛系陕西中医药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