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发展报告（2017-2018）》指出，得益于进入21世纪以来的持续发展，非洲地区和国家的自信心均有大幅提升，进而尝试提高自主性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围绕政治-安全议题展开的外交自主性努力，因非洲崛起而有长足进展。地区层面，非盟在与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合作中高度重视伙伴关系的建设。2017年，非盟与联合国签署了《联合国—非盟强化和平安全伙伴关系共同框架》和《联合国—非盟和平建设伙伴关系备忘录》，标志着双方伙伴关系的升级。在次地区层面，非洲在与欧盟的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南苏丹调解等问题上的自主性坚持，也表现得相当明显。最能体现非洲政治—安全自主性演变的，是非盟及其成员国对国际刑事法庭的态度变化，一开始受到普遍欢迎，但今天却或单独或集体地表达出退出意向。

“非洲崛起”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叠加，推动了非洲发展规划自主性的上升。在2012年7月的非盟峰会上，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共同同意，为纪念2013年非统成立50周年并展望非洲未来50年的发展，启动非洲2063年议程的制定进程。2015年，非盟先是通过包含非洲发展7大愿景和17个具体行动领域的2063年议程，继而通过其第一个十年执行规划，提出到2023年要实现的20个目标和13个旗舰项目。与此同时，非盟还同步提出了自身在联合国2015年后议程上的共同立场；而非洲开发银行也提出“五优”战略，作为促进非洲包容性发展和绿色增长的总体目标。此外，非盟还围绕大量发展问题形成了自身的共同立场，如气候变化、艾滋病等。

财政资源长期是制约非洲发展的瓶颈之一，非洲的自主性提升包括两方面。一是提升非盟的财政独立性；在2011年后的多次努力后，非盟于2016年通过一项方案，要求非盟所有成员国应将本国进口税收的0.2%用于资助非盟，以实现非盟业务预算的100%、方案预算的75%和维持和平预算的25%由非洲人自己承担的财政目标。二是为了提高非洲发展的融资自主性，非洲2063年议程强调非洲国内资源动员能力的提升，认为国内资源动员应占到非洲“2063年愿景”所有融资需求的70—80%。为此，非洲2063年议程设想，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创建四个大陆性金融机构及多个混合型金融工具。

非洲自主性的提升对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它有利于非洲的共同立场或单一声音的塑造。一是非洲围绕中非合作中的特定议题出台或形成共同立场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二是非盟寻求代表非洲声音的意愿正在且将继续上升，2018年2月初的中国—非盟第七次战略对话重点是中国—非盟合作而不是中国—非洲合作；三是非洲援引中非合作以要求其他合作伙伴给予其更大自主性的可能性大大上升，进而既强化其他伙伴对中非关系发展的担忧，也可能对涉非三方合作构成更大压力。

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中非合作机会结构的新变化。一是非洲在政治—安全领域的自主性上升，将为中非关系的全面发展提供政治保障，为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提供安全保障；二是非洲经济发展自主性的上升，将重大地缓解中国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地区和国别发展议程对接的政治阻力，为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贡献力量；三是非洲对财政融资自主性的追求，特别是其大陆性金融机构建设规划，将为中非金融合作、人民币国际化等提供重要机会；最后，非洲外交自主性的上升，意味着中国与非洲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将更加独立，特别是应对外部对中非合作的诋诲将更加有力，2018年初中非同声驳斥西方有关“中国监听非盟”的诽谤就是最新例证。

（原文参见《非洲发展报告（2017-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8月，撰稿人：张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