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更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们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时也是如此，要注重理论指导。具体说来，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马克思（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其丰富的理论思想也体现在他们对国际问题的诸多精辟论述中。由于受历史的局限，加之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因此，他们对于非洲大陆的专论较少，只是散见于其他论述行文中。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哪些关于非洲大陆的基本论述？其思想内核是什么？据此，本文拟梳理他们对非洲历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基本看法，以期从中可洞察与领悟革命导师深邃的思想理论与精辟见解。
（一）论非洲古代社会
1. 非洲部落的社会结构
自古至今，“部落”这一血缘共同体以其持久力和稳定性在非洲大陆沿续至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些著作中论及到非洲古代社会组织结构的一些特征。关于非洲原始部落及其族系的发展道路与内部成员间习俗，马克思有过论述。他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笔记中指出，“有一些在地理上与外界隔绝，以致独自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另外一些则由于外来的影响而混杂不纯。例如非洲过去和现在都处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两种文化交织混杂状态。”[1]这段话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欧洲殖民者入侵非洲大陆之前，这块神秘的非洲大陆仍保持着原始部落的生活方式，非洲部落处于相对静态停滞状态，这是因为大沙漠和热带森林使他们处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很少有外来干扰破坏他们与环境的适应关系；正是外部势力的到来，打破了非洲社会原有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从中可看出历史进程的内在节奏和规律。恩格斯也谈到，“祖鲁卡菲尔人在数年前，也像努比亚人在数月前一样——两者都是至今保存着氏族制度的部落。”[2]
马克思还进而分析了非洲部落内部的亲属制度。他认为，非洲国家大多实行血婚制，这是一种马来亚式亲属制度[3]。他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是这样分析的：“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度曾普遍流行于北美的土著中；而且可充分证明它也在南美存在过；在非洲的某些地区也发现过这种制度，但是非洲各部落的亲属制度更接近马来亚式亲属制度。”[4]并且，他认同在家族或部落继承关系出现的这样一种现象：“一个男子的继承者不是他自己的子女，而是他姐妹的子女。”由此，马克思认为“在很多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部落中，盛行依女系确定亲属关系的习俗……在北非洲我们看到柏柏尔人中间也存在着这种习俗。”[5]
对于研究亲属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恩格斯有着极其深刻、透辟的论述，指出“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只用说空话来抹杀这一如此广泛流行的制度的意义。在美洲普遍流行的制度，在种族全然不同的亚洲各民族中间也存在着，在非洲和澳洲各地也经常可以发现它的多少改变了的形式，像这样的一种制度，是需要从历史上来说明的，决不能像例如麦克伦南所企图做的那样含糊过去。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呼，并不是单纯的荣誉称号，而是代表着完全确定一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这些义务的总和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6]
2. 传统生产方式与经济形态
非洲是世界上农业文明起源较早的地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均论及过非洲的农业生产条件及其发展灌溉农业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7]恩格斯同样指出，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8]他进一步论证道：“土壤肥力是靠人工达到的，灌溉系统一破坏，土壤肥力就立即消失，这就说明了用其他理由难以说明的下述事实，即过去耕种得很好的整个整个地区（巴尔米拉、彼得拉、也门的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某些地区），现在却荒芜起来，成了不毛之地；这也说明了另一个事实，即一次毁灭性的战争足以使一个国家在数世纪内荒无人烟，文明毁灭。”[9]
恩格斯在其著述中唯一专论非洲国别的文章——《阿尔及利亚》中，谈到了该国出产的主要农副产品。“阿尔及利亚生长着各种谷物，以及欧洲和热带的水果；各种花卉，特别是玫瑰花，异常美丽；阿尔及利亚生长的甘蔗，据说是所有已知品种中最大、产量最高的。各种家畜很多。马自然是好马；驴是良种驴，普遍用于乘骑。阿尔及利亚的骆驼和单峰骆驼是优等的。这是是美利奴羊的故乡，西班牙最初就是从阿尔及利亚引进的。”[10]
对于劳动生产率与自然条件的关系，马克思有透彻的论述。“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绝对必需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产者在为自己从事的劳动之外来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越多。……古代埃及人就是这样。”[11]这段论述对于我们认识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大有裨益。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非洲发展问题上，一些学者持有的“自然环境决定论”[12]是有失偏颇的。
当然，当时非洲经济形态不仅局限于种植业和畜牧业，在北非，迦太基人就是典型的古代商业民族。他们早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曾雄霸西地中海商贸活动，贩运金属、奢侈品、橄榄油等商品，且其家庭式手工业（以纺织品最为著名）也很发达，广泛从事商业活动。马克思特别指出，“迦太基人发展了商业资本形式上的资本，因而甚至使交换价值本身成为生产的目的，或者在他们[13]那里，例如在罗马人那里，通过把财富即地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生产必然已经不是被用来满足本身的需要，而是用来创造交换价值，从而掌握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一方面。”[14]
至于古代非洲社会和生产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着墨不多，但马克思在论及埃及金字塔的建造时有所涉及，认为它属于奴隶制生产方式。他指出，“只有最简单的形式，简单协作的形式，才可能也存在于较早的生产关系下（见早期的埃及等等，在那里这种简单协作不是在修建铁路时使用，而是在建筑金字塔等等时使用），也存在于奴隶制关系下。”[15]
3.非洲古代文明
非洲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据考古资料证明，远在更新世早期，也就是在大约二三百万年前，在非洲大陆上就已经有了人类的活动。[16]恩格斯指出，“第二冰期以后，气候逐渐变暖，人类开始出现于整个欧洲、北非、前亚细亚以至印度。和人类一同出现的，有已经绝种的巨大的厚皮动物（毛象、有直牙的象、毛犀）、肉食动物（穴狮、洞熊）以及现在还生存着的动物（驯鹿、马、鬣狗、狮子、野牛、原牛）。这一时代的工具，表明了很低的文化发展阶段：极其粗糙的石刀、无柄的梨形石锄或石斧、清理兽皮用削刀、钻，所有这些都是用燧石做成的。”[17]
非洲大陆作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古代，曾经创造了古埃及文明、努比亚文明、库施文明、阿克苏姆文明、诺克文明、班图文明等等[18]，是世界文明宝库中的奇葩。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整个非洲大陆、尤其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掌握的资料有限（因为在殖民者入侵非洲以前，非洲大陆传递给外界的信息甚少），他们对非洲古代文明的论述常常仅言及北非地区。位于尼罗河中下游的古埃及，灌溉农业十分发达，属农本文明。当时，古埃及借助先进的天文学知识指导农业生产。马克思在谈到埃水治水工程时，曾引用居维叶在《论地球的灾变》中所言：“埃及计算尼罗河水量变动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天文学，同时这又使祭司种姓作为农业领导者进行统治。‘二至点是尼罗河水每年开始上涨的时刻，埃及人必须以最大的注意力去观察它……他们必须确定这个回归年，以便安排农事。’”[19]
综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非洲古代部落社会结构和经济生活的论断，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非洲早期历史的极为珍贵的资料，而且提出了极为深刻和精确的科学结论，是我们认知非洲历史与古代非洲本土居民生活状况的“一把锁匙”。
（二）论非洲民族
非洲是世界是民族成份最复杂的地区，既有本土原著民，也有迁居至非洲国家的外来移民与当地居民混合而形成的新的民族，还有外来民族。基于视角的局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非洲民族的论述聚集于北非地区。马克思于1882年在阿尔及利亚疗养期间，写给亲人、朋友的信中的，描绘了他眼中的充满奇异色彩的北非各民族，“我多么盼望有朝一日飞毯能把琼尼送到我这里来。我可爱的孩子要是看到摩尔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土耳其人、黑人——总之，所有这些巴比伦人，以及掺杂有‘文明的’法国人等等和迟钝的不列颠人的这个东方世界的服装（大部分是非洲优美的），会感到多么惊奇。”[20]马克思还以其细致入微的观察，介绍了摩尔人的体质特点及其优雅的气质，“就在他即黑人的后面，有另外一个人，仪表端庄、微带温和的笑容，在观看这场黑人表演。这是个摩尔人。顺便说一下，在阿尔及利亚把一部分离开了沙漠和他们的村庄，在城市里和欧洲人住在一起的阿拉伯人称为摩尔人。他们身材高于一般的法国人，他们有椭圆形面孔，鹰钩鼻子，炯炯发光的大眼睛乌黑的头发和胡须，但他们的皮肤有各种颜色，从近乎白色到深褐色。他们的服装——甚至是穷人的——都漂亮而雅致：穿短裤（或者长衫，不如说是小白色细毛料做的托加）或者带风帽的斗篷；他们用缠头或者一块作裤腰带用的白凡尔纱包着头（在气候不好，天气火热等等的时候，风帽也作此用），他们光着脚，不穿鞋，只是有时穿黄色的或者红色的摩洛哥皮做的鞋子。”[21]他们“在用斗篷‘披身的艺术’方面，在走路或站立时所表现出的自然优雅和高贵气度方面，都胜过欧洲大演员。”[22]此外，他还在这封家书中描绘了摩尔人和“微笑着的黑人”在花园中和谐兜售货品的场景。从马克思热情洋溢的书信中，我们可看出他对阿拉伯人和黑人兄弟的由衷的真挚深情。
生活在北非土地上的各民族有哪些特点呢？马克思在写给女儿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论证了阿拉伯人的独立与自治精神，“任何地方，任何一个同时又是中央政权所在地的其他城市，都没有这么行动自由：警察缩减到最必需的最少数量，社会中的放荡不羁现象闻所未闻，——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有摩尔人的影响。事实上穆斯林居民不承认任何隶属关系：他们认为自己既不是臣民，也不是‘被管理的人’，除了在政治问题上以外，没有任何权威，——这正是欧洲人所不能理解的。”[23]
恩格斯则在多篇文章中赞赏了北非阿拉伯人的英勇、善战，称他们是“最好的轻骑兵和猎步兵”。其一，恩格斯明示，在土耳其的军队组成中，包括北非阿拉伯人，即“土耳其军队已包括欧洲、非洲和西亚的伊斯兰教现有的全部军事力量。”[24]他不仅在《军队的盛衰》一文中指出，法国为非洲战争而建立的精锐部队包括非洲猎兵[25]，而且还在《欧洲军队》一文中详述了非洲骑兵的法国军队构成中的具体数量，“法国特种部队由猎步兵和非洲部队组成”，其中“非洲轻骑兵——7个团，……42个骑兵连，……10 000人”，“非洲步兵——21个营，22 000人”。[26]其二，恩格斯还用大量篇幅和采用细节描写方式，描述了由阿拉伯人组成的北非军队的练兵及战法训练情形，结论是“贝都英人和卡拜尔人无疑是最好的轻骑兵，他们那种独特的军事素质很快就促使法国人试图招募土著居民到法军中服务。”[27]其三，恩格斯在讨论克里木战争[28]时，具体论证了北非阿拉伯人在战争中的表现与特质：这些部队在向俄国据点征战与进攻时，“不论这些山径对军队来说是多么难走，但来自非洲的法国轻装部队还是能够通过的。”[29]恩格斯将北非骑兵与罗马兵团相比较后，提出“北非的柏柏尔人，至少是住在平原地区的居民，至今仍是一个善骑的民族。”[30]
或许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非洲庞杂的民族论述不够全面，过于集中于北非阿拉伯人，但透过这些蜻蜓点水之笔，我们可以洞察两位革命导师对其所见所闻的非洲人民的质朴情感，以及感悟到当地阿拉伯人坚韧的品格。
（三）论奴隶贸易问题
15至19世纪绵延400年的奴隶贸易在非洲近代史上留下了难已抹去的历史印记，也是人类历史上及其黑暗的一段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奴隶贸易的论述与评价较为丰富。
奴隶贸易给非洲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黑人的生存权遭到肆意践踏。马克思对帝国主义这种在“天赋人权”论掩饰下的罪恶行径给予了无情揭露。他曾引用援引凯尔恩斯教授著作（《奴隶劳力》）中的描述说明了这一点，“当经济上的考虑使奴隶主的利益保存奴隶相一致时，这种考虑还可以成为奴隶受到人的待遇的某种保证，但在实行奴隶贸易以后，同样的经济上的考虑却成了把奴隶折磨致死的原因，因为奴隶一旦可以从外地的黑人‘自然保护区’得到补充，他们的寿命也就不如他们活着的生产率那样重要了。因此，在奴隶输入国，管理奴隶的格言是：最有效的经济，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当牛马的人身上榨出最多的劳动。在种植热带作物的地方，种植园的年利润往往与总资本相等，正是在这些地方，黑人的生命被视同草芥。正是这几个世纪来成为巨大富源的西印度农业，曾吞没了几百万非洲人。” [31]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也提到，被运至牙买加等地的黑人，由于悲惨的生产、生活条件，“不仅不能维持他们原有的人口，而且每年新输入的黑人中总有三分之二死亡。”[32]
马克思结合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深刻指明了奴隶贸易的动因、本质，以及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其一，奴隶贸易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之一。马克思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区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33]英国当时是奴隶贸易中发财最多的国家，马克思直言不讳地指出：“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34]接着，马克思还列举了奴隶贸易的规模：利物浦用于奴隶贸易的船只，1730年15艘，1751年53艘，1760年74艘，1770年96艘，1792年132艘。其二，奴隶贸易是帝国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正是靠奴隶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恰如马克思所言：“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奴隶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35]
马克思严厉谴责这种“贩卖人类血肉”[36]的罪恶勾当，认为“应当彻底废除对黑人的奴役，结束无数‘汤姆叔叔’的灾难”[37]。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欧美各国的发展，以及西方各国废奴运动的兴起，加之黑人的反抗斗争，19世纪初，一些国家[38]颁布了奴隶贸易的法令。但事实上，西方各国奴隶贸易禁而不止。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国废奴的主要障碍在于美国当局维护南方种植园奴隶主的利益。他指出：“美国在对外政策上，也同在对内政策上一样，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联邦政府暗中支持重新开放奴隶买卖，就同这种公开以征服新领地来扩展奴隶制度和奴隶主的统治为宗旨的外交政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斯蒂·阿·道格拉斯本人在1859年8月20日就曾在美国参议院中宣称：去年一年，自非洲运来的奴隶比前此任何一年都多，甚至比奴隶专卖为法律所准许的时期还多。去年输入的奴隶的数目已达15 000人。”[39]并且，马克思还借用《经济学家》杂志所言，进一步指出：正是“华盛顿政府的暴躁与冷淡（且不说缺乏诚意）”，“使我们有效制止非洲海岸奴隶买卖的努力备受挫折”。[40]在法国，废奴条令也面临类似的情境。马克思指出，“”波拿巴第三是全欧闻名的奴隶贩子，是一个以最卑劣的形式，即借口黑人向法国殖民地‘自由移民’来恢复这种可耻贸易的人。”[41]他进而分析道，“完全靠迎合人的最卑劣情欲而获得政权的波拿巴，只有每天收买新的党羽才能维持这种政权。他这样做不仅恢复了奴隶制，而且以恢复奴隶贸易收买了庄园主。”[42]
细细品读马克思关于奴隶贸易的诸多论述，我们看到：非洲近代被葡、荷、英、法等殖民主义国家奴役、并被拖入奴隶贸易的事实，是马克思在揭发帝国主义“自由平等”时所关注的事实之一。它使我们反思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与非洲社会发展停滞的内在联系，认清奴隶贸易禁而不止的根源。
（四）论非洲殖民地问题
1415年，从葡萄牙占领摩洛哥休达开始，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殖民者步其后尘，接踵而至。这些欧洲殖民者以“探险”和“科学考察”为名，为满足商人、矿权追求者的贪欲，从沿海到内陆，逐渐蚕蚀非洲土地，开始了列强对非洲大陆的侵略、扩张、瓜分，乃至建立殖民统治，奴役与剥削当地居民。至于欧洲殖民者赴非洲大陆“探险”或“考察”的托词，恩格斯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葡萄牙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43]
对于欧洲列强的侵略行为，恩格斯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指出，当英国“国内极需军队的时候却同黑人和卡弗尔人进行无休止的、不光彩的战争[44]。”[45]恩格斯还在《阿尔及利亚》一文中严厉地斥责了法国殖民者的侵略行径，及其所造成的恶果：“从法国人占领阿尔及利亚开始到现在，这片不幸的国土一直是不断的流血、掠夺和强暴横行的场所。在每一座大小城镇被征服时，处处都有大量的生命牺牲。阿拉伯和卡比尔部落珍视独立，仇视外族统治而不惜性命，他们，幸存的受难者不是遭到屠杀，就是惨遭奸淫和暴力。法国人顽固地奉行这种野蛮的作战方法，完全不顾人道、文明和基督教准则。”[46]他还在给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信中，针对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建立的 “国际刚果协会”所谓的从事科考活动，辛辣地讽刺道：“我给你寄去一份《科伦日报》，你从报上可以看到，斯坦利和比利时的列奥波特的人道的文明的国际协会，在非洲都干些什么勾当。至于葡萄牙人和法国人，更不用说我们那些普鲁士的暴徒和刽子手，当他们在那里干起来的时候，会干些什么！”[47]
随着非洲大陆殖民化程度的加深，殖民者不断扩大对这块富饶大陆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并进一步攫取这里的矿产品、农产品和其他原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经济状况》一文中提到，英国“伦敦像里德·厄尔文公司那样在毛里求斯岛上拥有将近百万英镑地产人公司。”[48]马克思还具体分析了1857年和1858年英国与世界其他地域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例如，在1858年，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非洲西海岸（非英属）、非洲东海岸、红海的非洲港口、佛德角群岛与英国的商品出口额分别为483 516英镑、2 323英镑、4 831英镑、37 206英镑、196 484英镑、1 927英镑、567英镑和3 965英镑。同期，英国出口到非洲西海岸（英属）、好望角、纳塔尔、毛里求斯岛的商品额分别为62 343英镑、403 579英镑、23 106英镑和164 042英镑，[49]由此说明：19世纪50年代非洲殖民地是英国对外贸易的一部分。
欧洲殖民者的侵略行径，引起非洲当地居民有不满与愤恨，为捍卫自身权益，引发了非洲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其中，19世纪三四十年代，阿卡杜尔·卡迪尔领导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抗法斗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虽然终因交战双方实力悬殊，卡迪尔战败，但恩格给予他高度评价，称“阿卜杜尔–卡迪尔这位非洲的华莱士，是这一次推翻和驱逐法国征服者为目的的民族运动的领袖。”[50]恩格斯还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51]一文中赞叹，卡弗尔人–祖鲁人“曾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的事情”[52]。我们由此可看出，革命导师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谈及法国占领和征服阿尔及利亚时，也曾说这“对于文明的进展却是有意义和值得庆幸的事”[53]。因为在恩格斯看来，欧洲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比非洲高得多，殖民主义者可以迫使和带动殖民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实际上，这个论断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即破坏性使命和建设者使命）的辩证观点。[54]
上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非洲殖民地问题的论述，是革命导师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政策的组成部分。他们深切关注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历史命运，痛斥西方殖民主义给非洲殖民地造成的巨大破坏。这对于我们今天理解非洲经济与社会发展缘何长期落后与贫困等一系列历史现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余 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非洲问题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论国际问题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革命导师在非洲古代社会、非洲民族、奴隶贸易及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我们研究非洲相关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需要我们以此为基准指导非洲研究。
尽管如此，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论述要以科学的态度来认知，不能走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需关注以下几点：其一，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非洲问题论述的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研读，以期系统解读。我们不仅要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而且还要阅读其通信集、笔记等，挖掘新资料。因此，我们还应把非洲问题的研究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不能拘泥于搜索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著中带有“非洲”（或具体国名、相关事件等）字样的文本，如理解非洲民族形成问题时，我们可研读马克思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文章；我们在思考如何认识“殖民主义的统治在非洲历史上的客观历史作用”这一问题时，马克思的《不列颠在英国的统治》与《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是一个颇具理论价值的导读书。其二，突破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非洲论述的时代局限性。由于受历史的局限，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对非洲大陆的专门论述较少，且主要以北非地区为主。一方面，在将他们的言论运用于研究有关非洲的具体问题时，我们应正确把握革命导师发表相关论述的历史背景、语境；另一方面，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有关非洲的论述至今已100多年，他们生活的年代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非洲国家处于殖民化影响之下。而当下，非洲国家实现了政治独立，社会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需要我们结合较之更为鲜活、丰富的现实情况，对他们的理论思想进行进一步深化、丰富与发展。其三，坚持一分为二、辩证的科学态度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非洲的论述，要有理性的甄别意识。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及非洲国家有关情况时，有时会出现贬低的词句。例如，1866年，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书信中提到，“塞内加尔黑人的传说似乎值得无条件相信，这正是因为他们不会写作”……“为什么我们这些居民在我们的泥盆纪的过渡层（这些岩山早在石炭纪以前就已经上升到海面以上）上面的莱茵省居民很久以来没有变为白痴和黑人；也许他在第二卷中会加以解释，或者会宣布他们实际上就是黑人。”[55]这里，恩格斯将“白痴”与“黑人”相提并论，实属不妥。因此，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才能完整而准确地领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非洲的基本思想，以指导对非洲问题的研究。
（本文作者安春英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审）
[1]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331页。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时，遵从原著中的黑体标示。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111页。
[3] 凡是亲兄弟姐妹和从兄弟姐妹之间相互集体通婚的地方，其家庭就是血婚制的，其亲属制度就是马来亚式的。
[4]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338页。
[5] 马克思：《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一书摘要》，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一版，第664页。
[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40页。
[7]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79页。
[8]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版，第261、263页。
[9] 同上书，第263页。
[10] 恩格斯：《阿尔及利亚》，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274-275页。
[11] 马克思：《资本论》，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586-587页。
[12]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M. P. 托达罗提出，“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位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而历史事实是，现代经济增长一切成功的范例几乎都发生在温带国家。这样一种分歧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巧合，它必然与不同的气候环境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某些特殊困难有关。”参见【美国】M. P. 托达罗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于同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0页。
[13] 这里指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笔者注
[14] 马克思：《经济学手搞（1861——1863年）》，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9页。
[15] 同上文，第20页。
[16] 参见顾章义：《非洲民族的由来与变迁》，引自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编：《非洲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95页。
[17] 恩格斯：《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93页。
[18] 关于非洲黑人文明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请参见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9] 马克思：《资本论》，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588页。
[20] 马克思：《马克思致燕·龙格》（1882年3月27日），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版，第289-290页。
[21] 马克思：《马克思致燕·龙格》（1882年4月6、7日），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版，第292-293页。
[22] 同上文，第293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298页。
[24] 马克思：《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480页。
[25] 恩格斯：《军队的盛衰》，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 1983年第1版，第103页。
[26] 恩格斯：《欧洲军队》，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版，第471-473页。
[27] 恩格斯：《法国轻步兵》，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一版，第179页。
[28] 指1853年，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土耳其、英国、法国、撒丁王国与俄国展开的战争。1856年，战争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终。
[29] 恩格斯：《克里木战争》，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版，第262页。
[30] 恩格斯：《骑兵》，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版，第301页。
[31]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612页。
[32]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14日），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版，第270页。
[3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861页。
[34] 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870页。
[35]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45页。
[36] 马克思：《英国政府和奴隶贸易》，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版，第545页。
[37] 马克思：《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版，第93页。
[38] 如一些国家颁布禁止奴隶贸易法令的时间分别为：丹麦，1802年；英国，1807年；美国，1808年；瑞典，1813年；法国，1819年。参见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非洲通史》编写组编：《非洲通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
[39] 马克思：《北美内战》，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版，第351-352页。
[40] 马克思：《美国问题在英国》，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版，第325页。
[41] 马克思：《英国政府和奴隶贸易》，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版，第545-546页。
[42] 同上文，第546页。
[43]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第21卷，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版，第450页。
[44] 卡佛尔战争指1811至1879年间，英国为侵占南非科萨人土地而进行的长达68年的战争。英国人最终占领了开普90%的土地。——笔者
[45] 恩格斯：《英国Ⅰ》，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50页。
[46] 恩格斯：《阿尔及利亚》，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281页。
[47]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斯坦》（1884年9月13-15日），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版，第208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状况》，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版，第386页。
[49] 参见马克思：《英国的贸易状况》，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版，第533-535页。
[50] 恩格斯：《法国消息》，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205页。
[5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111页。
[52] 指1879年祖鲁人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民族解放斗争。——笔者注
[53] 恩格斯：《惊人的揭露。——阿朴杜尔–卡迪尔。——基佐的外交政策》，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403页。
[54] 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和释义与理解，参见郑家馨：《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研究》，引自《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第87-97页。
[55]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8-2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