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前位置:首页 > 学术论坛 > 非洲论坛
安春英:毛泽东对非洲外交思想探析
文章来源:安春英    日期:2019-08-29
】【打印 关闭

 
    [摘  要]  在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冷战世界格局背景下,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强调非洲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在此期间,毛泽东对非外交思想逐渐形成,主要表现为确立了中国对非外交中的平等外交思想原则、团结且可靠的伙伴定位、国际主义精神的倡导,以及国家间发展经验交流互鉴之要义。虽时事变迁,但上述思想的内核不断得以与时俱进的丰富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当代价值。当下,中非之间继秉承“真实亲诚”理念,正在步入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关键词]  中非关系;毛泽东; “三个世界”理论;平等外交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中非关系之所以历久弥坚,是中国历代领导人共同努力积淀的结果。毛泽东作为探索中国特色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思想的第一代领导人,其关于对非洲关系的外交思想体现了这位伟人的远见卓识,奠定了新中国对非洲外交的基石。建国70年来,中非合作政策话语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到“非洲提出、非洲同意、非洲主导”、中国对非发展援助从提供无私援助到建构“命运共同体”、中非关系定位从“可靠伙伴”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发展变化,其中具人密切的内在逻辑关联,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对非洲外交思想精髓直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与深远的现实意义。目前,学界对于毛泽东对非政策思想研究成果较少,且不甚系统。基于此,本文拟对毛泽东的非洲观进行分析,进而阐释毛泽东对非外交思想的当代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所论指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对非洲国家一系列认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指导中国对非洲国家外交行动的看法、意见和观点的总和。

 

一、毛泽东对非洲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地位的认识


    客观分析与研断国内外形势是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础。毛泽东对非洲外交思想形成、发展是顺应国内环境、国际形势和世界战略格局变化的产物。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生政权刚刚建立,以美国以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持有强烈的敌视态度,孤立、排挤进而企图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当时,中国政府极为关注美国是否会干涉中国革命。在毛泽东看来,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新中国最危险的敌人,认为“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因此,基于对当时时局的判断和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加之新中国正处于初创时期,百废待兴,急需外援,毛泽东在对外关系上主张“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政策,即形成“一边倒”外交思想。当然,毛泽东运用思辩的思维方法,善于从不断分化、组合的国际力量中,找寻到有利于维护中国革命斗争成果。毛泽东通过冷静的观察,认为当时“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亚非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支持我们的最主要的力量。因此,中国在执行“一边倒”政策时,把广大的亚非国家作为国际上团结和合作的对象。正如,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在谈及《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国际团结问题》时鲜明地指出:“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同年9月29日,毛泽东同匈牙利布拉格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谈话时,又一次重申: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则是“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毛泽东把非洲置于中国发展对外关系团结对象的这一思想,对于当时中国采取的对非洲外交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60年代,由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以及美苏缓和引发出来的中苏战略利益的矛盾,使中苏关系破裂。中国面临美、苏两个大国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承受巨大的国际压力,中国需要找到新的外交支点。此时,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进入高潮,纷纷建立起独立主权国家。毛泽东看到了处于上升阶段的非洲民族国家的力量,认为霸权主义的共同威胁是中国和非洲等国共同利益产生的基础,毅然提出了亚非拉是第一“中间地带”,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直接同盟军和可靠力量的外交战略理论。毛泽东洞察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丰富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他明确指出:“中间地带有两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这样,毛泽东把“中间地带”中的西方国家与二战后出现的新兴独立国家区分开来,为中国政府对非洲基本政策提供了一个方面的理论依据。这意味着中国对外政策实施中,必须联合和紧密团结处于“中间地带”的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因为非洲是反帝、反霸斗争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由此推动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建交第一次高潮的到来。
    70年代,毛泽东以动态的视角考察了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认为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亚非拉的新兴力量之间的矛盾,倡导建立国际反霸(美国和苏联)统一战线,但斗争的主要矛头已指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同时,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日关系正常化,中国在国际舞台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鉴此,毛泽东提出了联美反苏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思想,也就是说,我们要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重要理论。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在上述“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中,毛泽东突出强调了第三世界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且表明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基本立场。因此,巩固和加强与包括非洲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成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综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关注着世界风云的变幻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并根据新中国外交逆境中求生存的环境特点及其对二战后世界发展大趋势的深刻认识和敏锐的判断力,形成了具有指导意义的中国对非洲外交思想与战略。他将中国扩大外交朋友圈的目光役向非洲这一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大陆,视非洲国家和人民为可依赖的真诚朋友。由此,纵使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但非洲在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定位一直沿续至今。

 

二、毛泽东对非洲外交思想的特点与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如何发展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毛泽东依据其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及非洲在世界体系中位势的变化,形成了对非洲外交思想,集中体现中毛泽东与亚非等发展中国家政要谈话中。我们可从中悟出这位马克思主义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与务实精神。
    第一,坚持平等外交的原则。平等外交思想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外交方针,也是毛泽东对非洲外交思想的精髓。在他看来,国家不分大小、强弱、社会制度相同与否一律平等,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反对国家间搞大国沙文主义,把大国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1956年,毛泽东同来访的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时称,“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在此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1963年8月9日,毛泽东同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的谈话时,态度鲜明地表示:“我们和你们谈得来,觉得平等。我们不把意见强加于你们,你们也不强加于我们。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学习斗争中的经验。”也就是说,各国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第二,视非洲国家为团结且可靠的朋友。在毛泽东对世界格局划分为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战略理论中,他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既不同于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国家和日本,因为这些国家与非洲国家历史与国情不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国;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西德、日本;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因此,毛泽东认为对于同处于“中间地带”国家外交关系应有所不同,他将欧洲国家、日本视等为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的团结而非依靠的对象,与他们保持若即若离的外交关系。而中国与广大的非洲国家有相似的历史遭遇,有追求、维护与巩固主权独立的共同现实诉求,因此毛泽东始终把与非洲等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置于与欧、日等发达国家关系之上,在国际事务中是相互借重、相互协助,站在一起的同盟军与伙伴,拥有朋友之谊。1963年8月8日,毛泽东接见非洲朋友时强调,“我们的团结不是种族团结,而是同志、朋友的团结。”尤其要指出的是,1971年10月25日当毛泽东喜闻在非洲朋友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消息时,毫不隐晦地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一个“抬”字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视非洲国家为亦兄(弟)亦友的关系。
    第三,倡导中国对非洲关系中的国际主义精神。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非洲国家处于民族解放斗争高涨及后来的巩固新生政权时期,而中国则刚刚取得战争的胜利,处于初尝和平的特殊时代。对于建立独立主权国家先行一步的中国来说,对非洲国家的历史命运感同身受。毛泽东作为新中国对非洲外交的主要决策者,以深邃的全球战略眼光,提出了为非洲国家谋求民族独立的斗争及国家建设提供国际主义援助的重大决策。1959年2月21日,毛泽东同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和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青年代表谈话时,曾坦率地表示:“至于各国要帮助你们,那毫无问题。各国人民,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独立了的国家,一定要帮助、支持你们。”1963年,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非洲朋友时,也明确指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1965年2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访华时向中国提出修建坦赞铁路的要求,毛泽东对此诚挚地表示:“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可以不修铁路也要帮助你们修建这条铁路。”
    在处理民族利益与国际主义的关系时,以毛泽东正是以这种战略家的博大胸怀、非凡的胆魄、高屋建瓴的视角,践行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观,彰显了国际主义所倡导的无私的相互支持、相互援助要义。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国大力支持了阿尔及利亚、安哥拉等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帮助马里、坦桑尼亚等国援建了水稻示范农场、纺织厂等项目,赋予中非关系新内涵。
    第四,强调中非国家间革命斗争与发展经验的交流互鉴。互利合作是维系国与国之间友好关系持续发展的纽带。对于中国革命斗争已取得胜利、国内经济建设初见成效、部分非洲国家意欲学习中国的情势,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成功经验仅具参考作用,非洲国家需结合各自国情探索自己的发展之路。毛泽东在接见非洲朋友,介绍中国的革命斗争与经济发展经验时,均体现了这一理念。1958年7月12日,毛泽东在同来访的黑非洲青年代表团谈话时强调,“我的著作,中国的情况,仅仅只能作你们的参考,你们办事要按照你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当然中国的情况你们也可以看看,比如上海、北京就可以看看。但是,你们做事一定要根据你们国家自己的情况,一个民族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环境。。”1960年5月7日,毛泽东在会见非洲12个国家及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真诚地说:“大家要看一看中国的经验,我们很欢迎。有些经验也许可以作你们的参考,包括革命的经验和建设的经验。可是我要提醒朋友们,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条件,你们有你们的历史条件,中国的经验只能作你们的参考。”
    如果我们回顾非洲民族独立简史,会发现:有的非洲国家(如肯尼亚、安哥拉等国)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独立的,有的非洲国家(如尼日利亚、加蓬等国)是通过向联合国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和进行议会斗争等各种和平方式实现民族独立的。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非洲国家独立后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会看到:几内亚、坦桑尼亚等国实行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而科特迪瓦等国却以资本主义为发展方向,等等。这些通过多样性斗争方式取得国家独立的事实和之后选择发展模式的多元性,均应合了毛泽东在对待国家间合作问题上的关注不同国情的思想。这也说明,只有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国情,合理且有选择性地借鉴他国经验,才能找到适合本国的发展之路。
    毛泽东关于中非国际关系和中国对非洲外交方针的论述,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践行使中非关系步入友好且日渐亲密的发展之路,并拓展了新中国的外交空间,实现了国家利益最大化,为中非关系的未来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三、毛泽东外交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斗转星移,世事变迁。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毛泽东对非洲外交彰显的精神理念与创新性国际关系原则仍具有强劲的生命力与影响力。
    首先,平等的外交原则仍是当代中国对非洲外交所坚持的基本立场。追溯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发展历史,我们看到:双方都曾遭遇过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痛,也曾承受过帝国主义霸权之害,共同的历史遭遇使双方在处理国家关系时,笃信与坚守平等的外交原则。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实行了对外改革开放政策,并在包括平等外交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正如1978年9月11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总理爱德华·莫林格·索科伊内时所言:“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企图也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任何最好的朋友之间有时也会有不同意见。我们从来不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对的,而对方是错误的;我们总是尊重对方的观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完善并创新了中国对非政策的理论框架和思想体系。他在2018年9月3日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了中国对非关系的“四个坚持”和处理非洲事务的“五不原则”。“四个支持”指中国在合作中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坚持发展为民、务实高效;坚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它揭示了中非团结合作的本质特征。中国坚持做到“五不”,指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这是中国与非洲交往的核心原则的高度概括与提炼,也是对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交准则的继承、发展和深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非友好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历史岁月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遵循平等相待的原则是中非互信日益增进的重要保证。
    其次,巩固与发展同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毛泽东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提出了“中间地带” “三个世界”划分等国际战略理论,突出强调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且表明了中国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风雨同舟的基本立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确立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战略布局,清晰地表明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总体定位。包括广大非洲国家在内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全局的根基,当然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非洲大陆在其中的分量与作用不可小觑。邓小平在1982年8月19日会见利比亚总人民委员会秘书贾达拉·阿祖兹·塔勒希时指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虽然问题很多,但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加强团结。我们很欣赏南南合作这个口号。胡锦涛也曾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人民将非洲人民视为“好朋友、好兄弟和好伙伴”,“始终把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大国外交的当下,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和非洲历来是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是中方长期坚定的战略选择。”因此,“非洲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非洲”是中非保持友好关系的本源所在。
    再次,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平与有利的国际环境仍是中非间国际合作的重要任务。事实上,直至今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导致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经济制裁”手段、“先发制人”军事战略、“人权高于主权”等论调是当前霸权主义的新的表现形式。在这种国际环境下,处于同一位势的中国和非洲广大发展中国家,将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作为共同的外交诉求。1988年3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赞比亚总理卡翁达时说:“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立世界经济的新秩序。”2006年11月4日,胡锦涛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讲话中指出:中非国家要“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尊重世界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互信互利的国际安全合作,加强磋商和协调,照顾彼此关切,共同应对各类全球性安全威胁和挑战。”2015年12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给中非媒体领袖峰会的贺信中指出:“中非携手共进,有助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合理方向发展。”毋庸讳言,共同的国家利益交叉点驱动中非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最后,发展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履行中国的国际义务。毛泽东一贯把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建设视为中国的份内责任,并在实际行动上给予了非洲国家道义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改革开放后,中国仍把支持非洲国家正当权益与南南合作看作自己的国际义务。1978年6月10日,邓小平针对中国综合国力十分有限的情况,对来访的非洲朋友坦言:“我们力量有限,要在国际上尽我们应尽的责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责任,还存在一些困难。……我们相信,经过一段努力,我们自己发展后,可以更多地尽到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在中国崛起为发展中国大国之时,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中央政府提出了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努力方向,2015年和2018年两次中非合作论坛分别提出的“十大行动计划”和“八大行动”涉及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等领域,与促进“中国梦”与“非洲梦”的对接密切关相关。因此,无论过去与现在,共同发展成为中国对非洲关系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标。
    从1949年至2019年70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世事的变迁和国际格局的转换,中非友谊日益深厚、世代相传,这说明自毛泽东以来的中国历代领导人及其以他们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对非洲国家的外交思想方面,有诸多共通之处,在很大程度上一脉相承,后者与前者相比,既有承继,又有丰富与发展。这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国内形势与国际环境不同,其外交决策和外交思想也不尽相同。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外交思想的连续性,又可以看到其中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形势下,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中非共同利益在扩大,相互需求在增加,深入探索、研究与深化中国对非洲外交战略思想,有助于提升中国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

(本文作者安春英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审)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 所方位图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