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人口最多的国家，素有“西非巨人”之称。尼日利亚与中国有良好的关系。自1971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事实上，中国与尼日利亚的双边关系可以说是中非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尼日利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在尼日利亚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尼日利亚自身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问题的困扰，其中安全问题是一个突出的方面，容易成为中尼共建“一带一路”的障碍。

尼日利亚安全问题的特点

安全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来说的，尼日利亚的安全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些特征，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解决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

首先，尼日利亚安全问题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换句话说，尼日利亚的安全问题是局部性的。具体而言，尼日利亚目前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有：东北部的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博科圣地”、中部地带的农牧民冲突、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动荡、东南部民族分离运动以及几内亚湾的海盗问题等等，上述特征也是我们判断尼日利亚安全形势的基本依据。据此，尼日利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局地动荡是其安全形势的常态。毋庸置疑，尼日利亚面临的安全问题的确比较多，但笔者并不赞同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尼日利亚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国家。这其实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看法。

其次，尼日利亚安全问题大多有民族宗教矛盾的背景或潜台词，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将特定的宗教（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特定的民族（无论是豪萨-富拉尼族、约鲁巴族和伊博族三大主体民族还是众多的少数民族）与安全问题挂钩，但一些安全问题的确与民族宗教问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博科圣地”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宣称要建立伊斯兰神权国家。农牧民冲突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涉及气候变化、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市化等问题，冲突的实质也是发展问题。但冲突的一方为信奉伊斯兰教的牧民，另一方为信仰基督教的农民。这很容易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此类冲突解读为两种宗教的对抗，加深民族宗教裂痕。事实上，尼日利亚南部一些人就认为农牧民冲突是北方穆斯林对南方基督教地区发动的新一轮“圣战”。南部产油区的动荡则明显体现出了少数民族问题的特征，即产油区少数民族认为自己被边缘化，受主体民族的压迫，要求获得更多的石油收益，在其诉求得不到满足时，便走上与跨国石油公司和联邦政府对抗的道路。伊博族中的分离运动就更不用说了，属于民族问题的范畴。

再次，尼日利亚安全问题在重要节点会集中爆发或出现叠加。其中，四年一次的大选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不少非洲国家的大选期间，是民族宗教矛盾、地区纷争以及外部势力试图插手的一个时机。尼日利亚的大选尤为如此。这个国家的大选涉及一个南北轮流坐庄的君子协定，其背后的考虑就是缓和矛盾、寻求平衡，让穆斯林、基督徒轮流担任国家最高职位。一些公共节日，特别是一些宗教节日也是安全形势趋于紧张的节点。

最后，尼日利亚安全问题具有国际化的一些特征，或者说与外部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尼日利亚的一些安全问题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演化的过程。例如，“博科圣地”，起初是尼日利亚北部的一个伊斯兰主义组织，后逐步演化蜕变为一个地区恐怖组织，至少涉及周边邻国，喀麦隆、乍得、尼日尔和贝宁等。此外，它还宣誓效忠“伊斯兰国”，成为它的西非省。农牧民冲突中当事方之一、游牧的富拉尼族是一个著名的跨界民族，农牧民冲突在萨赫勒地带比较普遍。尼日利亚的农牧民冲突引发的跨境报复行为也不鲜见。几内亚湾的海盗问题更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它对国际航道、商船和船员的威胁，性质与索马里海盗问题是一致的。产油区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动荡针对的是跨国石油公司，牵扯到多个在尼有石油业务的国家。伊博族的分离运动组织（比夫拉原住民运动），在英法设有广播电台和资金账户。西方国家在自身面临类似问题的情况下，还经常用双重标准来看待这一问题。此外，气候变化问题、移民引发的安全问题等等，都是全球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

尼日利亚安全问题治理的路径

分析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作为学术研究，至少也希望自己的研究对解决问题能有所贡献。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一些粗浅的建议。

其一，安全问题局部化的特征，要求我们在处理局地问题的时候，防止其扩大的其他区域。例如，从尼日利亚全国来说，虽然“博科圣地”是局地问题，但其恐袭也曾波及首都阿布贾，甚至是经济中心拉各斯。事实上，一些安全问题对每一个人都有潜在的威胁。在处理这些局地问题上，也要有一个全局的观念，在重点应对局地问题的同时，其他地区也不能麻痹大意，而要做到未雨绸缪，将预防工作做好做足。

其二，应充分考虑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尼日利亚不少问题与民族宗教问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民族宗教问题具有敏感性、长期性、复杂性、易发性等特征。上述特征客观上要求在应对安全问题时也要充分考虑到这些特征。历史上，巴班吉达军政府秘密让尼日利亚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现在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布哈里政府加入沙特为首的反恐联盟，在尼日利亚都引发不少的争议，因为尼日利亚的宪法明确规定，尼日利亚是一个世俗国家。政府行为方式不能有宗教色彩。再如，长期性特征，说明应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问题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借用当下一句流行语，就是反恐“永远在路上”。因此，尼日利亚政府所宣称的，已经打败了“博科圣地”，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口号。况且，不少安全问题在尼日利亚并不是新现象，而是老问题在新条件下的沉渣泛起。应对这些问题，的确需要打持久战。

其三，在重要节点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大选、公共节日，或一些纪念性质的节日，这些节点都是安全风险叠加、安全形势趋紧的时刻，应该提高防范等级。除尼日利亚国内的重要节点外，一些国际上的重要节点或热点事件，如果涉及到了伊斯兰世界，也要多加注意，因为尼日利亚凭借1亿穆斯林的数量，是非洲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伊斯兰世界也有重要的影响力。例如，在欧美国家爆发的一些涉及宗教信仰问题或者巴以冲突问题，在尼日利亚也可能在局地引发动荡。

其四，国际化的特征要求应对安全问题时要从不同的层面入手，多管齐下，寻求多方合作。至少从区域组织，如西共体、非盟、联合国安理会等等，以及与周边邻国、欧美国家、甚至中国（比如打击海盗问题）参与进来。在应对全球性的问题时，国际上的合作就更不可或缺了。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多国联合部队的打击下，“博科圣地”的活动空间已经被大大压缩，显示国际合作的有效性。军事打击是一方面，国际反恐、应对安全问题的经验交流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应对安全问题的国际合作，文的、武的方面的工作都要做。

总之，尼日利亚的安全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其成因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个因素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应对安全问题应综合施策。从国家层面说，坚持不懈地推进民族国家构建、努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特别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减轻社会矛盾蓄积，推进去极端化工作，关注网络安全，提高国家治理水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尼日利亚有非常发达的非政府组织，不少组织的宗旨也是致力于和平工作的，这方面的工作也要加强，特别是倡导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和平共处。事实上，安全问题涉及每一位公民，应对安全问题人人有责。只有提高公民安全意识，加强对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保护，才能增强整个社会的安全感。

（本文作者李文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