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非洲国家1990年代以来至今近30年非洲多党政治，必须将这30年置于非洲近60年独立史的框架之下。自独立以来，非洲有过两次多党民主试验。第一次在独立时期，实行不久很快失败，整个非洲大陆都迅速转向了一党制或军人政权。比较而言，1990年至今的第二次多党民主政治试验，并未重蹈覆辙，而是表现出某种重要的进步趋向。 

非洲政党政治的一些进步性因素呈现出制度化趋势 

（一）竞争性政党体制成为非洲大陆绝大部分国家的政党体制 

1989年，除了5个国家外（毛里求斯、博茨瓦纳、冈比亚、塞内加尔、津巴布韦），非洲所有其他国家都威权性质的一党制或军人政权。但到1995年，38个国家实行了宪法变革，允许多党政治和竞争性选举（Bratton and Van de Walle 1997: 7 ）。卢旺达，最终于2003年也举行了多党选举，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在1990年代初使多党制合法化，但后来陷入内战，2001年初才结束。至今，非洲几乎所有国家早已实行了宪政改革，只有三或四个国家未举行多党选举。另一方面政治的开放性，致使各国注册政党的数量激增。到2010年，经过20多年的多党竞争，喀麦隆拥有250多个政党，马达加斯加和塞内加尔拥有150多个政党，布基纳法索，贝宁和马里超过100个政党，莫桑比克，马拉维和肯尼亚大约有50个政党。到2018年中期，这些政党数字甚至更高，尤其是在非洲的法语国家中。 

（二）政党选举竞争已成为非洲大陆政府更替的规范和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多党选举在非洲的已经具有广泛性和延续性，且成为非洲政党政治生活的常态。截止2015年，该地区一半左右的国家经历了4-5个完整的选举周期。任何一年，非洲大陆都会举行大约8到12次全国选举，以及数量更多的地方性选举。而且通过选举实现权力轮替的机会也在增多。在转型初期的第一个十年中即1990年代，只有贝宁和马达加斯加的现任总统及其政党在选举中失去了权力。这种情况在后来逐步减弱。在1990年至2015年之间，在涉及19个国家的184次总统选举中，有37例发生了广泛定义的轮换。即使长期维持国家领导职位的老人政治政权，如喀麦隆等，也一直承认民主选举原则，通过压制反对派、压制自由等等方式控制选举以增强其长期执政的合法性；一党独大的国家无论威权型还是民主型，都是通过宪政下的选举来维持政党优势。在大陆规范方面，非盟宪章规定了不承认违反宪政的政权更替。 

（三）民众政治参与日益深入和广泛，竞争趋于激烈 

（1）公众对选举参与率一直较高。非洲各国平均投票者比例始终保持在六成以上。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者得票率在首次选举的均值60%，到第4次及以后的选举时下降到一半以下，均值为47%。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很多国家在没有候选人获得过半选票时使用总统决胜投票的办法，竞争非常激烈。尽管反对党依然弱且或者分裂，但超过30%的国家经历了行政权和立法权的轮替，不包括首次多党选举时的轮替。（2）妇女参政率日益提升非洲妇女的政治参与十分突出，2006年利比里亚就出现首位女总统，很多国家议会选举规定了女性比例为30%，甚至索马里重建中也做了类似规定。2015年，女性议员人数比例最高的国家前十名中包括4个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其中卢旺达创下了各国议会中女性比例首次超过60%的记录。（3）政党政治进步还体现在选举合法性的提升和军事政变日益罕见。在第一和第二次投票选举中，只有47%的选举之结果为失败者接受。在第四次及其后的选举中，这一比例几乎达到2/3，即75%。新政权新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指标即选举政权生存率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4）据2017非洲晴雨表调查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政党认同也在上升。在对16个国家的调查中，大多数非洲人（65%）声称他们与自己国家的某一个政党关系密切。在2002年至2015年间，认同某一政党的公众人数增加了7个百分点。 

非洲政党政治中威权专制因素以不同表现形态依然持续存在 

（一）政党体制的复杂分化 

经历了近30年民主选举进程，除了少数国家是趋向相对稳定均衡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外，其他数量众多的国家在政党体制方面呈现出一党独大或不稳定的多党体制。2000年第一个十年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党独大体制在占了一半以上，构成非洲政党政治的一大特色，其中绝大部分表现出很强的专制倾向，呈现出“有选举无民主”的特点。 

（二）“强人政治”的持续与回潮 

具体表现为部分国家长期性“老人政治或家族政治现象”、新世纪以来的“第三任期”现象、国家权力格局中长期存在的总统主义趋势等。 

1. 个人（或家族）长期执政现象 

自1990年民主转型长期执政担任国家首脑的个人或家族 

注：自民主化以来家族或个人长期执政的国家有11个（斯威士兰为君主制故未计算在内）。其中，安哥拉、津巴布韦、苏丹等国总统等因政治或军事压力于近年辞去职位。 

2. 新世纪以来的“第三任期”现象 

非洲大陆在 1990 年之前颁布的 98 部宪法中，只有 5 个国家宪法对总统任期做过限制。民主化第三波以来，任期限制开始在非洲各国普及。据统计，1990-2010 年间非洲国家出台的64部宪法中，有49部规定了总统任期的最长时限。到2004年，已有38个国家确立了任期制制度，任期限制均为两任。进入新世纪，苏丹、多哥、加蓬、乌干达、乍得、喀麦隆和吉布提先后取消任期限制。2014年起至今，布基纳法索、刚果（金）、布隆迪、卢旺达、刚果（布）、乌干达等国先后修改或试图修改宪法对总统任期或年龄的规定。至今，非洲已有 17 个国家的领导人试图谋求破坏任期制，其中 11 个成功。  

3. 总统权力扩大化趋势 

   衡量民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通过责任制度的强化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和约束。包括水平和垂直两个方面的限制，即选举和政党制度与立法和司法制度。但从非洲情况看，非洲政治中存在总统主义趋势。所有非洲国家总统权力在宪法制度保障和实践中都很大，远远超过政府都其他部门，包括对立法权的限制权，总统对公务员和司法任命的自由裁定权、对资源、税收和预算的控制权等等。尽管鉴于国际社会和国内立法精英的努力，非洲立法权方面在加强，但大部分非洲国家的立法权依然从属于总统。总统通过宪法规定的权力和总统所属党派在议会中的多数，总统的任命权等等控制着立法权。司法部门也是如此，从属于总统权力的控制。 

4. 政党选举运行的自由法治环境趋于恶化 

（1）执政党与国家界限日益模糊。执政党在选举政治中占用国家财政、媒体、行政、军事等资源，在与反对党的竞选实力方面占据绝对优势。致使反对党很难通过竞选获胜挑战执政者的执政地位实现政府轮替，即使在民主程度很高的国家也是如此。在赞比亚、马拉维或贝宁，1990年代早期初次选举出现了权力交替，但在之后的选举中，执政者赢得了每一次选举。 

（2）非洲很多国家的法治水平呈现下滑态势。非洲晴雨表2019年调查报告显示，非洲人普遍感受到了自由下滑。非洲民主转型初期的1990年代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普通公民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保护进步巨大。但近20年后，人们对民主威胁的日益担忧，这部分集中在对个人权利和基本自由权的“逐渐限制”上。各种各样的工具和策略，包括互联网的中止，监视系统，许可要求，禁止性收费，甚至是突袭，逮捕和政府暴力，都被用来扼杀言论，集会和行动自由，以及媒体自由。在大多数国家中，即使在被认为是非洲大陆民主政治的国家中，过去十年来，公民对自己的自由程度以及在行使权利方面必须谨慎的评估也大大恶化了。 

部分国家面临后老人总统时代新问题 

非洲国家政党波动性大，政党背叛、政党分化、政党碎片化等政党不稳定态势继续存在。其原因包括缺乏内部民主、个人野心、利益分歧等等。在南非，主导党碎片化导致了经济自由战士的建立（由原非国大青年领导人Julius Malema创建）。与此同时，一党独大体制呈现下降趋势。自新千年以来，许多原先的一党主导政党体制已经开始崩溃，布基纳法索（2014），赞比亚（2011）、莱索托（2012）、尼日利亚（2015）、几内亚等都是例证。自千年之交以来，主导政党体制数量一直在下降或挑战。甚至南非的ANC和博茨瓦纳的BDP等一些最稳定，最民主的主导政党，在2014年大选中也遭遇到了反对党的压力（Southall，2013； Sumich，2017） 

2017年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和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都迫于压力辞职并交出总统大权，2019年，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两位长期执政的政治强人布特弗雷卡和巴希尔也分别迫于党内和社会压力结束了个人统治。这些国家老人总统下台后，政党政治处于过渡期，未来政党政治将重复之前模式还是将出现变革转型，还有待时日观察。此外，在其他一些由政治强人统治的国家，像喀麦隆、乍得等国家，面临社会群众抗议、反政府力量及党内心怀不满者的压力。喀麦隆执政37年之久的老总统保罗•比亚于2018年再次当选总统，导致喀麦隆英语区分离运动抬头，群众抗议不断。2019年2月，乍得总统代比在法国空军帮助下，才击退反政府军的攻势。这两个国家政权风险很大。这类国家都已经或即将面临后老人总统时代新课题。 

非洲政党性质与政党活动的一些新特点 

（一）政党集群化联盟化态势 

非洲政党在参与政府与政治活动中出现了一种独特实践，即政党集群。所谓政党集群，通常由各种类型的联盟，政党间合作协议和冲突后权力共享政府例如民族团结政府等等构成。这些政党集群具体不稳定性、临时性和实用性特征。具体形式包括：（1）反对党联盟，（2）选举联盟，（3）执政联盟，（4）政府（执政党）反对党合作，（5）冲突后的权力分享安排，等等。例如，肯尼亚的执政党（朱比利党）和反对党（全国超级联盟）都是政党联盟形式登上肯政治竞选舞台的。坦桑尼亚Ukawa就是一个于2015年选举期间出现的一个反对党联盟。博茨瓦纳的民主变革联盟（UDC）成立于2012年末，由三个反对党组成，即博茨瓦纳民主运动，博茨瓦纳民族阵线和博茨瓦纳人民党。在联合基础上参加了2014年10月在博茨瓦纳举行的大选，对民主党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2015年9月，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约瑟夫·卡比拉（Joseph Kabila）改组内阁时，他成立了一个由亲约瑟夫·卡比拉（Joseph Kabila）联盟，多数党以及一些反对党组成的内阁。除了这个内阁联盟外，由卡比拉所属的争取重建和民主人民党领导的卡比拉政府还吸纳了12个其他政党。 

（二）政党-族群关系弱化态势 

长期以来，非洲政党和政党制度经常被贴上“族群”或“族群化”的标签，似乎族群对非洲政党的影响无处不在。事实上，尽管族群是影响政党政治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两点：第一，族群与政党关系相当复杂，并非族群是影响政党的重要因素可以笼统概括的。必须理清，族群影响政党如何因时、因国、因其他因素而异。比如，据非洲晴雨表数据，2006年，非洲只有19.5%的政党是“族群”政党。国别差异也很大，比如族群因素在肯尼亚、尼日利亚等政党政治中比较突出，但却几乎没有影响到博茨瓦纳、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和坦桑尼亚。在族群政治比较明显的国家，族群因素在执政党方面影响比较小，但对于反对党而言，族群动员依然十分重要。第二，即使在族群因素确实比较突出的国家和地区，随着民主进程推进和选举周期的反复实践，族群认同的相关性正在逐步弱化。 

（三）传统制度在非洲政党民主政治的回归与复兴 

自1990年代初以来，非洲一波所谓的“再传统化”开始扭转了先前将传统权威作为消极力量予以打压消灭的政策。传统领导者越来越多地以惯例或立法的形式被吸纳到国家建设和民主化的主流进程中，成为非洲国家现代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很多国家将传统权威的作用写出宪法，以承认其治理功效和地位。加纳，南非，纳米比亚，赞比亚和乌干达等国家还在国家层面向传统领导人提供了重要的政治职位，最典型的举措就是在议会设立酋长院。在有些国家，传统领导人在国家政党政治中尤其有影响力（Lentz 1998），如加纳。埃利斯（Ellis，2005）还指出，在塞拉利昂和科特迪瓦，关键政治人物在很大程度上都利用与传统权威的联系来增强其所在政党的政治实力，而且他们自身本人常常就是传统首领。赞比亚的传统领导人在该国放松管制的多元化政治体制中，设计一种新型的国家政治机构模式。 

（本文作者王学军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