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废除黑奴贸易的呼声在英国贵格派精英人士的努力之下渐成气候。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法案获得通过，环大西洋的贸易船只上解救出大量奴隶；加之美国独立战争后，大量参与战争而获得自由的贫苦黑人涌进伦敦，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何妥善安置“被解放的奴隶”（the liberated slaves）成为英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人道主义者葛兰维勒∙夏普（Granville Sharp）对此提出了理想的理论设计：在西非建立“自由省”（Province of Freedom），将重获自由的奴隶安置在英属大西洋区域的塞拉利昂及附近地区，使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建立“被解放奴隶”乌托邦^[1]。随后，以此理论设计为基础，殖民政府尝试运用多种方式来解决重获自由的奴隶的安置和自建问题。1807年之后，约有6万至7万“被解放奴隶”被解救、安置在塞拉利昂^[2]。 

综观“被解放奴隶”安置区的历史发展，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以主要代表人物查尔斯·麦卡锡（Charles MacCarthy）为标志，可以将“被解放奴隶”安置区的发展划分为在迷茫中探寻出路的“前麦卡锡时代”、成功的“麦卡锡时代”和渐落低谷的“后麦卡锡时代”三个阶段。“麦卡锡时代”“被解放的奴隶”安置区对塞拉利昂殖民时期的人口、宗教、教育乃至今天的社会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以雷金特（Regent）和格洛斯特（Gloucester）两个“被解放奴隶”社区作为分析原型，在实地考察、文献阅读、人物访谈的基础上对其特征和社会影响进行简单的梳理，并对塞拉利昂相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作出初步的思考。 

查尔斯•麦卡锡的“教区计划” 

塞拉利昂自1808年成为英属皇家殖民地后，在“前麦卡锡时代”共经历了5位总督^[3]。这一时期，在“被解放奴隶乌托邦”理论框架下的具体实践遭遇了自然环境、文化冲突、物质匮乏、管理体制、人性难题等多方面的挑战，举步维艰。直至查尔斯•麦卡锡提出“教区计划”，象征自由、公平的“被解放奴隶安置区”才得以拨云见日，迎来曙光。 

1768年，查尔斯•麦卡锡诞生于法国，父亲是法国人，母亲为爱尔兰血统。麦卡锡18岁加入法国军队，后因路易十六政权的垮台而逃往爱尔兰，加入英国军队。1812年，他被任命为被英军占领的法属塞内加尔军事指挥官。1814—1824年，麦卡锡作为总督主政塞拉利昂。凭借其卓越的管理能力，查尔斯·麦卡锡成为塞拉利昂殖民历史上最有作为的执政者之一^[4]。他关心殖民地的福利，资助和教育那些父母被奴隶贩子俘获的当地儿童，积极为“被解放的奴隶”建立定居点和学校……，为殖民时期塞拉利昂的发展成就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在详细考察前任总督“安置区实验”的基础上，麦卡锡认为政府有限的配额供给无法跟上大量“被解放奴隶”人口的增加速度，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殖民地管理体制，引导“被解放奴隶”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走向文明。麦卡锡提出“教区计划”，一方面争取议会支持、要求加大对塞拉利昂的财政投入、确保安置区建设的资金保障；^[5] 另一方面与英国圣公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签订协议：派驻神职人员、建立基督教社区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管理、教育“被解放奴隶”，教区的神职人员不仅是教育者，也是殖民政府的管理人员^[6]。1816年，英国政府批准了“教区计划”，由英国圣公会派驻牧师、教师，组织、教育“被解放奴隶”生产自建，安居乐业。神职人员的女性家属同时为安置区的女性成员提供家政培训。1817年至1819年，共有13个教区在弗里敦附近被陆续建立起来，担负起“被解放奴隶”生产、教育和推动塞拉利昂社会走向文明的重担^[7]。“教区计划”成功地在较短时期内为“被解放奴隶”建立了多个安置区，很大程度稳定了“被解放奴隶”们的生活，奠定了塞拉利昂发展的基础。雷金特（Regent）和格洛斯特（Gloucester）两个安置区成为其中的典范，^[8]标志着塞拉利昂发展的黄金时期，由此走入成功、辉煌的“麦卡锡时代”。 

“麦卡锡时代”安置区发展的有利条件，首先是得到了必要的财政支持。1815年英国对塞拉利昂殖民地的总财政投入只有29000英镑，1816年增加到41000英镑，1823则增加到95000英镑^[9]。资金的投入使殖民政府有能力兴建学校、教堂、政府各职能机构办公场所、医院等基础设施，为“被解放奴隶”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就业机会，缓解了“被解放奴隶”们担忧未来的焦灼情绪，安定了塞拉利昂的社会秩序。其次，麦卡锡重视安置区的宗教与文化教育，兴建教堂与学校。一方面，以基督教统一定居者的思想意识，使其顺服殖民统治；另一方面，开展识字、文化教育，引导“被解放奴隶”们从愚昧走向文明，并根据殖民地建设的需要开展相关职业技能教育，如培训木工、泥瓦工等，使其掌握职业技能而得以自立。“麦卡锡时代”“被解放的奴隶”们的生活不再单纯依靠殖民政府的定额配给，开始走向自力更生。 

“被解放奴隶安置区”的成功范例——雷金特与格洛斯特社区 

雷金特与格洛斯特隶属塞拉利昂西部地区（Western area），雷金特社区位于弗里敦以东约6英里处，毗连格洛斯特社区。格洛斯特位于弗里敦以东约5英里处，与弗里敦市最高峰奥里奥峰隔谷相望。两社区均位于山峦起伏度大、自然生态良好的山区地带。 

（一）格洛斯特社区 

格洛斯特地区植被繁茂，自山上流下的小溪为社区提供水源，供居民饮用、生活，自然生态幽静、宜人。著名的非洲民族主义作家霍顿（Africanus Horton）出生于此，他将格洛斯特地区描述为“热带世界中从未见过的最美丽、最迷人的风景”^[10]。 

1816年至1823年间，麦卡锡邀请圣公会传教士亨利∙杜林（Henry During）担任格洛斯特教区的牧师，在格洛斯特半山腰平坦之处监督建造起一座哥特式的石头教堂——“圣安德鲁大教堂”（ST. Andrew Church）。杜林在提供宗教服务的同时热心于学校教育工作，近100个男孩在杜林的“日间学校”接受教育，另有20—30人在“夜校”学习。杜林的妻子则负责社区女性的教育，成为该社区民众生产自建、解决纠纷、安定生活的主心骨。 

杜林夫妇善于沟通，激励定居的“被解放奴隶”们辛勤工作，引导他们追求“被夸赞”的成功体验。在他们的努力下，格洛斯特培养出社区的精英群体，赋予其一定的特权、参与社区的事务管理，为其他居民树立行为、生活的榜样，激励定居者们效法、学习。至1819年，格洛斯特教会的总人数已从130人增至450人^[11]。共同劳动、分配劳动收获也是格洛斯特安置区的主要特征。“被解放奴隶”们开垦耕地、搭建房屋，早期的定居者们为新来的住户提供生活指导。社区还成立了福利协会，为民众从投资存钱到埋葬死者提供各种服务。1821年，“非洲指导委员会”成员威廉∙辛格顿访问格洛斯特社区时，看到该社区的“被解放奴隶”已经适应了社区的自然环境：民居搭建起来、格洛斯特农场种植了可可、玉米、甘蔗和木薯……辛格顿评价该社区的“被解放奴隶”们是勤劳的^[12]。 

（二）雷金特社区 

殖民地政府出资在雷金特社区建起圣查尔斯教堂，并于1817年聘请威廉∙约翰逊（William A.B. Johnson）担任牧师。约翰逊工作勤勉、善于管理，在社区建设、宗教服务和教育工作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快他的教会会众就超过了500人的容量^[13]。约翰逊通过基督信仰重塑“被解放奴隶”的世界观，引导他们改变生活方式，接收西方文明。在社区管理中，他运用奖励机制对劳动勤勉、行为文明的“被解放奴隶”进行衣物、土地等方面的奖励，从而激励社区的其他居民改变生活习性、努力生产自建，从野蛮走向文明。约翰逊重视学校教育，为雷金特社区开办学校，并培养、聘用当地会拼写、有文化的人作为学校的助手，以知识开启“被解放奴隶”的智力。 

在管理、教化“被解放奴隶”的同时，约翰逊对学校学生登记入册，并对其父母按姓名、住址等内容进行登记，一方面留下了社区宝贵的原始人口记录，一方面根据人口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培养了一批为社区建设发挥重要作用的储备性人才。1823年3月，在约翰逊离世前的最后一份报告中，雷金特社区的人口已达到2000人^[14]，成为塞拉利昂最大的“被解放奴隶”安置区。雷金特社区的成功是英国管理海外殖民地的最大成功，成为殖民政府安置“被解放奴隶”、促进殖民地稳定发展的试金石。英国圣公会的历史学家们甚至将“麦卡锡时代”期描述为“塞拉利昂的复兴时期”^[15]。 

“被解放奴隶”安置区的历史影响 

 “被解放奴隶”安置区是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典型表现，促进与阻碍两种矛盾并存于其中，对塞拉利昂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表象上，安置区的建设使重获自由的奴隶们开始安定生活、生产自建、接受教育、走向文明，奠定了塞拉利昂的社会发展基础。实际上安置区的兴起和成功是英国殖民主义维护和谋求稳定的原材料产地、掩盖其奴隶贸易罪行的新的表现形式，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随着人类解放和殖民地国家独立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塞拉利昂社会发展的责任越来越多地落在获得解放的非洲人自己手中。 

（一）民族、人口影响 

“被解放奴隶”们的安定生活使安置区的人口繁衍、增加，由此形成了塞拉利昂新的民族——克里奥族。克里奥人是塞拉利昂“被解放奴隶”“新大陆回归奴隶”的后代，他们信仰基督教、重视教育^[16]。克里奥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受到英国的极大影响，与英国殖民势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殖民者培养、扶植代理人来控制塞拉利昂的主要依靠。克里奥族的人口仅占塞拉利昂人口的2%左右^[17]，但却对塞拉利昂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克里奥语是塞拉利昂最主要和通用的语言，该民族也是塞拉利昂历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民族，律师、医生、记者、神职人员、政府官员、工程师、大学教授等知识阶层、上流社会人员多出自克里奥族，诞生了影响塞拉利昂各方面发展的诸多精英人士，对殖民时期塞拉利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雷金特社区被誉为塞拉利昂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故乡^[18]。 

（二）宗教、教育影响 

麦卡锡高度重视教育，欲以宗教和教育来驾驭“被解放奴隶”的思想意识，基督教教育和西方文化在安置区被全力推行，教堂、学校成为每个安置区的标配。定居的“被解放奴隶”们在传教士的教导下，开始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西方文明如同嫁接的枝叶与非洲本土文化融合，产生了体现浓郁殖民色彩的现代塞拉利昂文化特色。如1825年，雷金特地区的2000人口中已有1079人在接受基督教教育，710人能读会写；1824年，已有2460名安置区的儿童在学校接受教育^[19]。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作息时间等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塞拉利昂教育的根基，至今仍影响着塞拉利昂的基础教育。如1901年在格洛斯特建立的圣安德鲁学校目前依然是格洛斯特唯一的社区小学。 

（三）政治、社会影响 

麦卡锡在“被解放奴隶”安置区的建设和管理中推行民主之风，引导定居者参与社区事务的讨论与管理，培养、扶植殖民统治的代理人。如1817年，他恢复了停办多年的《塞拉利昂公报》，鼓励居民们阅读、议论时政，并任命当地人担任弗里敦市市长和治安官。 

“被解放奴隶”安置区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弗里敦市的繁荣。弗里敦街头的公共建筑数量不断增加，各式的建筑风格开始显示出社会阶层的差异、人口来源的多样化；大部分的英国商品都能在弗里敦买到，价格和在英国的一样便宜；增建了监狱、码头……一年一度的“弗里敦博览会”吸引了大量来自内陆和邻近国家的商人、游客，各种体育赛事和宴会在此期间举行，“弗里敦变得更加繁荣和国际化。”^[20] 

“麦卡锡时代”安置区的成功缓解了“被解放奴隶”们与英国殖民势力的矛盾，极大地繁荣了塞拉利昂早期的社会经济，稳定了社会秩序，奠定了塞拉利昂社会发展的雏形。1824年麦卡锡去世，殖民政府与英国圣公会关系逐渐恶化，“被解放奴隶”安置区的发展走向衰落。麦卡锡欲以宗教、教育作为安置区建设与发展的支点，为英国殖民主义披上“仁慈的外衣”，但他并未能帮助塞拉利昂实现“被解放奴隶”乌托邦的理想。当笔者走进今天的雷金特、格洛斯特社区，不乏见到“麦卡锡时代”的历史遗迹，但社区的基础设施、卫生、教育等状况令人堪忧。塞拉利昂——这个曾经象征着全人类自由、平等的“被解放奴隶的乐园”的百年发展史仍然需要我们更深入地解读、思考。 

参考文献 

[1][2]John.Peterson(1969),Province of freedom A History of Sierra Leone,1787-1870.published by Faber limited.p19-23,p13.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lonial_governors_of_Sierra_Leone 

[4]Joe A. D Alie, A New History of Sierra Leone.Published by Sulaiman International,2016.p58. 

[5][6]John.Peterson(1969),Province of freedom A History of Sierra Leone,1787-1870.published by Faber limited.p82,p77 

[7]Joe A. D Alie, A New History of Sierra Leone.Published by Sulaiman International,2016.p58-59. 

[8][9] John.Peterson(1969),Province of freedom A History of Sierra Leone,1787-1870.published by Faber limited p100,p83. 

[10]https://en.wikipedia.org/wiki/Gloucester,_Sierra_Leone 

[11][12]John.Peterson(1969),Province of freedom A History of Sierra Leone,1787-1870.published by Faber limited.p101-102. 

[13]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gent,_Sierra_Leone. 

[14][15]John.Peterson(1969),Province of freedom A History of Sierra Leone,1787-1870.published by Faber limited.p113,p103. 

[16]C.Magbaily Fyle,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ierra Leone,new edition, Lanham Maryland:Scarecrow Pess,inc.2005. 

[17][18]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erra_Leone_Creole_people 

[19]Joe A. D Alie, A New History of Sierra Leone.Published by Sulaiman International,2016.p60. 

[20]John.Peterson(1969),Province of freedom A History of Sierra Leone,1787-1870.published by Faber limited .p87-88. 

（本文作者胡蓉、杨建军系塞拉利昂大学孔子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