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非发展合作中，就经济领域而言，双方在贸易、投资、援助领域的合作是传统关注点。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民生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政治与社会稳定、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尤其是在不同寻常的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全球持续肆虐，给世界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成为全球减贫事业最现实、最紧迫的挑战，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向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前进的步伐，使那些脱贫不稳定群体、边缘易致贫群体和仍处于赤贫群体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与发展的困境。与此同时，2020年也是中国脱贫攻坚年，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正在将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梦想逐渐变成现实。对此，国际社会在探究中国脱贫奔小康奥秘的同时，也期待中国加强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密切合作，推进全球减贫治理进程。

（一）中非减贫合作的特点

知史鉴来。中国最早的对非减贫合作以1956年中国援助非洲国家埃及为标志，60多年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非减贫合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理念变化，即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援助‐减贫”合作观，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经济增长‐减贫”合作观，再转变为21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减贫”合作观的演变。也就是说，中非减贫合作的关联点有所调整，由援助到经济增长再到经济发展，实际上体现了人们对减贫驱动力认识的不断深化。从实践层面看，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正是基于中非减贫合作上述理念变化，使双方在减贫合作领域逐渐走向深入，实现了转型、提速与升级。

第一，从合作主体看，以政府援助为主向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互动参与合作转型。中国政府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行政资源，通过外交部、商务部、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卫健委等政府相关部门逐一将中非减贫计划付诸实施，使援助与减贫紧密结合有力配合了非洲国家的减贫行动，有助于帮助非洲国家改善民生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企业作为对非经济合作的实施主体，进入21世纪以来，逐步加强对非合作，通过为投资东道国创造产值、缴纳税收，创造就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SR），直接或间接贡献于非洲当地减贫事业。非政府组织虽然参与非洲减贫的时间较晚，但参与力度逐渐增加，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等非政府组织积极实施对非减贫项目。可以说，中非减贫合作现形成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三大合作主体，并呈现对非减贫合作的良好互动。

第二，从合作内容看，从农业、医疗卫生传统领域向聚焦发展能力建设升级。中国对非减贫合作从涉农项目，如援建农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农业技术实验站和推广站，以及派遣对非医疗队、提供传染病防控援助起步，现在中国对非减贫综合施策，包括粮食安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发展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减债、人道主义紧急援助等领域。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中国注重为非洲国家培养减贫专业人才，探索中非减贫合作知识产品。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举办的减贫与发展研修班，以及北大2016年成立的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为非洲国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人才支撑。

第三，从合作机制看，从双边国别层面向双、多边减贫合作演进。在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对非减贫合作以双边项目实施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方结合自身优势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支持和参与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与减贫相关的工作。中国于2006年与粮农组织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成为第一个与粮农组织建立南南合作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此后，双方合作关系不断加深，主要方式包括：其一，提供资金支持。2005年和2015年中国向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分别捐赠3000万美元和5000万美元，支持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农业与农村发展项目；其二，派遣农技专家，进行政策研究、农业生产技术实地示范和人员培训，涵盖水产养殖、作物生产、灌溉、家畜育种、农林兼作、病虫害防治及禽类养殖等领域。截至2018年底，中国向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利比里亚、纳米比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和乌干达等12个非洲国家及其他国家派遣了近1100名农技专家，成为南南合作的主要引领者与支持者。此外，中国也与美国盖茨基金会在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开展三方合作。这表明中非农业合作具有开放性，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为非洲国家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二）深化中非减贫合作的路径

一切过往都是序章。中非减贫合作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不断走深、走实。对于中方而言，未来中非减贫合作向何去？

第一，重新认识减贫合作在中非合作中的地位与独特作用。从中非减贫合作的外部环境看，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与南北合作一道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主体。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非洲国家，对于引领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经济流的中国，对于中非在减贫治理领域的合作都有新期待，需要我们很好地回应。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看，倡导义利兼顾、弘义融利的中国特色价值观，而济贫扶困的减贫合作更能体现这一道义观。从中非关系发展变化看，减贫合作会夯实中非关系的基础、优化中非合作舆情环境。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非洲舆论场出现了排华反华的论调，如“中国制造病毒论” “种族主义论”“中国疫情扩散有罪论” “中国对非战略机会论”和“地缘政治论”等种种不实杂音。这意味着中非不仅要加强官方交往，更应在民心交流方面下功夫。而减贫合作中接地气、惠民生项目会大大拉近了中非民众的心理距离，发展与巩固了中非民心基础，这在当下中国外交环境更加严峻的情况下更为突出。

第二，以确保非洲粮食安全为中非减贫合作切入点。从中国走过的大规模成功减贫发展道路可以看出，减贫的一个首要问题是解决好居民的“菜篮子”和“米袋子”问题。在非洲，战胜饥饿、谋求生存是穷困人口的第一需要，长期以来，非洲每四五人中就有一个处于饥馑状态。2020年在持续的新冠疫情冲击下，预计非洲大陆的缺粮人口由2019年的1.4亿再增加一倍，这使得解决温饱问题成为当下非洲普通民众的迫切所需。况且，农业发展与减贫具有强相关性。研究人员已发现，一般说来，每一个百分点的农业增长率将使极端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下降2.9个百分点，这是因为贫困人口分布具有区域性特点，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

第三，加强中非减贫知识产品共享机制建设。在“一带一路”新动能带动下，中方除了农业援非、医疗卫生援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定期举办各类培训班，以及中非合作论坛项下的减贫与发展会议以外，未来中非之间需避免“大水温灌式扶贫”，加强开展一国、一地一策的精准减贫合作研究，共同探讨贫困治理的应因之策，实现减贫知识产品的本地化。在这其中，尤其要关注青年这个特殊群体。青年不仅是各类资讯影响最广泛的直接受众，且是非洲国家未来发展的蓄力者、领导者。我们除了巩固在华非洲留学生交流渠道以外，还可长期组织非洲党团青年意见领袖、优秀大学生（尤其是政治和社会学系学生）深入中国基层参加扶贫工作，了解中国开发式扶贫、解决就业问题的真实情况，形成中非人民情感上的共鸣，使他们更深入、更真切地了解中国。

第四，优化中非减贫合作方式，使双方项目合作与减贫情势深度融合。以往中国政府在非实施的工业化、“村村通”、医疗卫生等合作项目虽关乎减贫，但未形成以扶贫为响亮标识的合作项目。中非减贫合作需要用事实说话，需要实证案例，因此，未来中非减贫合作项目需进一步走近非洲国家的田间地头、走进贫困群体中间，打造丰富多样的非洲国家成功减贫案例，积极回应非洲当地民众切身诉求，如将中非产业园由“经济飞地”升级为产城融合发展模式，这不仅能解决部分周边民众的短期就业，且可为城镇居民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和服务环境，有助于缓解非洲国家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就业不足、贫困等民生问题；进一步加强中国非政府组织与非方民间机构的对接，打造更多的“光明行”“微笑行”等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