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是时代的产物，要真正理解这位富有魅力的标志性人物，就需要充分考虑他所投身并领导的社会运动的背景。因此，本文将曼德拉放回到他所处的全球与地区背景之中，同时对他采取的重要对策以及关于生命、和平与正义的民族主义人文主义愿景进行了解读。本文将曼德拉的政治生活放回到第三次人文革命的大背景之下，这场革命是对种族主义、奴役制度和殖民扩张等反动势力的回应。在纪念曼德拉百年诞辰之际，本文回顾了曼德拉如何体现了截然不同的非传统政见，这种政见建立在生存意志、和平范式、政治正义和多元世界的基础之上，摒弃了权力意志、战争范式、刑事正义与悲惨的种族隔离制度；本文还详细介绍了建立在强大的进步政治观基础之上的“曼德拉现象”，尽管其出发点具有不确定性，即认为种族隔离制度的倡导者和受害者都有可能彻底蜕变，进而诞生一个新的多元社会。

关键词：纳尔逊·曼德拉，民族主义人文主义，人生政治学，和平范式，多元世界，南非

作者简介：萨贝罗·恩洛夫-加兹契尼，南非大学教授兼校长办公室变革管理处执行主任；布萨尼·恩格卡维尼，南非国家行政学院院长，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高级研究员。

译者简介：王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非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李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援外教育与发展中心副主任。

引言

2018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纪念纳尔逊·曼德拉诞辰一百周年的主旨演讲中，将曼德拉的出生、遭受的迫害、从事的政治活动以及领导南非的历程等一系列生平放在了全球时代的背景之中，此举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曼德拉在全球政治中的标志性地位。美国著名黑人哲学家科内尔·韦斯特（Cornel West）在其备受赞誉的著作《黑色预言之火》（2014）中，也强调了魅力型领袖与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但我想指出，脱离社会运动的魅力型领袖都是伪概念。我认为，领导者与运动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废奴主义运动，就没有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没有泛非主义、国际工人与黑人自由运动，就没有杜波依斯；没有反帝国主义、工人与民权运动，就没有马丁·路德·金；没有反美国种族隔离制度和波多黎各独立运动，就没有艾拉·贝克；没有黑人民族主义和人权运动，就没有马尔科姆·X；没有反美国恐怖主义和黑人妇女运动，就没有艾达·贝尔·韦尔斯。”（West 2014：2）

曼德拉也不例外，因此，本文将他置身于第三次人文主义革命的大背景之下，同时兼顾非洲和南非的实际情况。2018年正值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在南非库努诞生一百周年，所以我们回顾了曼德拉的斗争生涯和成果。曼德拉是人生政治学的化身，强调人类不分种族、共生共存。曼德拉力图带领种族隔离殖民主义的施害者和受害者以“幸存者”的身份共同迎来一个人人平等、全民拥护的“彩虹之国”。

他成为了史诗般的解放斗争的积极领袖，忍受了27年的监禁，其中有18年在臭名昭著的罗本岛度过。正是种族隔离殖民主义的残暴，迫使曼德拉、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NC）和南非共产党（SACP）选择将暴力作为解放的工具。早在其价值观得到全球普遍接受并融入冷战后的国际秩序之前，曼德拉就致力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公，及其背后的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逻辑和战争范式，甚至随时准备为民主与人权事业献出生命。

作为与众不同的领导者，曼德拉致力于去殖民化伦理的人文主义，以此支撑其生存意志的理念。即使经历了多年监禁，曼德拉仍然拒绝仇恨，着力传播种族和谐、和解与民主的福音。即使是在二十世纪反殖民主义政治运动变化莫测、意识形态兼收并蓄的环境中，曼德拉这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品格仍然显得与众不同。曼德拉领导南非从种族隔离制度向民主转变，开启了政治改革与社会转型。1994年5月，曼德拉当选为民主南非的第一任黑人总统。此时，从形式上到实质上，曼德拉都对昔日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展现了友好姿态，希望将他们纳入全新的、包容的、无种族歧视的、民主的多元化社会 ——这是一个兼容了不同世界的世界（见Ndlovu-Gatsheni 2016：43；Mignolo 2011）。

为庆祝曼德拉百年诞辰，本文剖析了“曼德拉现象”，将其理解为谦逊、正直、慷慨、智慧与公仆型领袖的典范。在这种解读下，曼德拉是去殖民化人文主义的倡导者，通过杜塞尔（Dussel 2008: xvi）所说的“服从的力量”来实现领导和指挥。在狱中，曼德拉将个人的自由与南非被压迫人民的自由联系起来，直到2013年去世，他都始终表示自己服从于非国大。

曼德拉是去殖民化人文主义革命中具有远见卓识的领袖

哲学家与去殖民化理论家纳尔森·马尔多纳多·托雷斯（Nelson Maldonado-Torres）提出了“第三次人文主义革命”，而曼德拉的斗争生涯与成果正是这场革命的组成部分。第三次人文主义革命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并驾齐驱，同时也指出了后两者本质上的局限性，希望通过连贯一致的论述对整个人类的价值进行肯定。

去殖民化理论认为，第一次人文主义革命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开始向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的看待自我、他人与世界）的观念转变”（Maldonado-Torres 2008a：106）。第二次人文主义革命以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为代表，伊曼纽尔·康德（1996：58）颂扬人类从“自我导致的不成熟”中得以脱离，实现解放，而这场革命也推动了现代制度的建立，民族国家就是现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见Maldonado-Torres 2008a：109）。

第三次人文主义革命由南部国家的思想家、活动家与知识分子主导，这一群体亲历了包括奴役制度和殖民扩张等现代性的“黑暗面”，进而不可避免地以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作为出发点，坚持黑人重获本体存在，强调后种族时代的全新多元性（Ndlovu-Gatsheni 2016：42-44）。本体存在是指黑人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反人性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之后重新彰显他们的存在。

弗里德里希·尼采在《权力意志》（Friedrich Nietzsche 1968）中阐述了战争范式，坚持认为战争是事物的自然状态，人类注定鲜有渴望和平，即使渴望也十分短暂。而“曼德拉现象”则向这种战争范式发起了直接挑战。

从广义上讲，曼德拉的斗争生涯和成果都在挑战这种战争范式，这种范式能让那些曾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隔离、新殖民主义、殖民性等恶龙作斗争的解放者也最终变成恶龙。我们运用批判性的去殖民化解放伦理对曼德拉现象的意义提出了新的理解，认为他代表了一种和平范式。从这一意义上讲，他的斗争生涯凝聚了多元人文主义—与欧洲北美为中心的现代性发端之时就出现的种族仇恨形成鲜明对比。

1948年开始在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是现代性黑暗面的典型代表。作为1960年代早期去殖民化运动的漏网之鱼，种族隔离制度直至1994年之前都在持续对抗着全球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攻势。而种族隔离正是战争范式和殖民性的构成要素（Maldonado-Torres 2007；Ndlovu-Gatsheni 2013a；Ndlovu-Gatsheni 2013b）。

曼德拉在自传中讲述的政治斗争、在民主南非大会（CODESA）期间对非国大的实际领导以及作为南非总统的执政生涯，都标志着向去殖民化的持续转变。马尔多纳多·托雷斯（2008b：8）指出，这种转变包括了“在过去未知的制度层面，被奴役和被殖民的主体性最终进入了思想领域”。

曼德拉与人生政治学

生存意志是支撑曼德拉走出死亡阴影、迈向自由的核心信念。生存意志也是曼德拉的斗争生涯和成果所代表的范式的神经中枢。曼德拉反对战争范式，尽管顽固与残忍的种族隔离制度迫使他不得不选择暴力与战争来保护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Ngcaweni 2018）。

以欧洲北美为中心的现代性兴起推动了以种族为组织原则的现代主体性的诞生。一种独特的现代主义观念出现了，表现为欧洲北美人与非欧洲人在本体上的完全失衡。拉蒙·格罗斯福格尔（Ramon Grosfoguel，2007，2011）所概括的以种族等级化、父权制、性别主义、异性恋正统主义、欧美为中心、基督教为中心、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现代性为特征的世界体系由此诞生。

这种以欧洲北美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内核是马尔多纳多·托雷斯（2007：245）所说的帝国主义二元对立的厌世怀疑论，这种理论借助自然科学生成了种族主义科学理论。从构成上讲，战争范式得到了种族主义的滋养，并与一种特殊的死亡伦理建立了密切联系，使屠杀和不同形式的种族灭绝成为常态（Maldonado-Torres 2008a：xi）。

曼德拉接受并阐述了批判性的去殖民化解放伦理，将其作为全新的人生政治学基础，与帝国主义的死亡政治学针锋相对，而他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南部国家领袖。同样主张去殖民化的人文主义先贤有圣雄甘地、艾梅·塞泽尔、W.E.B. 杜波依斯、C.L.R.詹姆斯、艾伯特·卢图利、托马斯·桑卡拉、肯尼思·卡翁达等，他们都反对战争范式（Cesaire 1955；James 1963；Du Bois 1965；Fanon 1968；Falola 2001；Rabaka 2010）。要让和平范式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去殖民化与去帝国化被视作其重要前提。在此之后，还需要恢复人文主义，从而为建立不存在剥削现象的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基础。

与桑戈尔（Senghor）一样，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也从非洲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人文主义，并试图通过乌贾马村庄运动来付诸实践（Nyerere 1968）。曼德拉将人文主义理解为“人性（ubuntu）”，并以此作为彩虹之国的根基（Mandela 1994）。

和平范式因此与去殖民化变得密不可分，这也得益于去殖民化转变的促进作用。1903年，杜波依斯宣告，“种族界限”构成了20世纪的核心问题，而去殖民化转变正是对种族界限的反抗。杜波依斯所说的“种族界限”问题是指日益严重的种族主义及其引发的各种形式的抵抗与抗争。从广义上讲，去殖民化转变体现了一种批判性的去殖民化解放伦理：它认为伦理是解决自由、自治和平等西方理念问题的主要方式，强调了政治对于构建以伦理关系为规范的世界的必要性。去殖民化转变凸显了被殖民与被奴役者追求人性认知的意义（Maldonado-Torres 2008b：7）。

恩古吉·瓦·西翁戈（Ngũgĩ wa Thiong'o 1993）将去殖民化转变表述为“中心移位”（从欧洲中心主义-欧洲语言中心主义转向文化多元主义）与“关注非洲”——以解决非洲的分裂，恢复非洲的文化认同。显然，去殖民化转变根植于反对种族主义、奴隶贸易、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斗争之中。但是，正如马尔多纳多·托雷斯（2008b：7）所说，去殖民化转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及众多殖民地国家打响解放战争后才开始有了明确的形式”。

批判性的去殖民化解放伦理与1990年代占据主导的后殖民主义方法有众多不同之处。从谱系上看，去殖民性与批判性的去殖民化解放伦理可以追溯到南部国家的反奴隶贸易、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隔离思想家，而后殖民主义则源于北部国家的思想家，例如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等，其中有些人并不一定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去殖民化要解决格罗斯福格尔（2007）所说的权力、知识和本体存在的异阶问题，正是这种现象支撑起了不对等的现代全球体系。

从前景来看，去殖民化运动力图构建一个去殖民化、去帝国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可以实现全新的多元化人类社会。后殖民主义则是“在现代性中对现代性的批判”的组成要件，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谱系的基础之上（Wallerstein 1997）。

这些批判性的对策并没有直接解决去殖民化理论家所提出的“殖民性”问题，即以欧洲北美为中心的现代性的黑暗面。以种族等级制度为表现形式的本体殖民性和对黑人人性本身的质疑是去殖民化方法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曼德拉的斗争生涯和成果体现了对和平与和谐坚持不懈的追求。在自传中，曼德拉写道：“我始终坚信，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仁慈与慷慨的一面。没有人生来就因为肤色、背景或宗教而憎恨另一个人。既然人们能够学会恨，那么同样可以教会他们爱，因为爱比恨更容易走进人类的内心。即使在监狱里最灰暗的时刻，我和战友们被逼入绝境，我也能在狱警身上看到一丝人性的光辉，也许只有一秒钟，但这足以支撑起我继续前进的信念。善良之火可以被隐藏，但永远不会熄灭。”（Mandela 1994：609）

曼德拉是去殖民化解放伦理的典型代表，他把反殖民主义/反种族隔离斗争解读为恢复人类生活的人文主义运动。他这样写道：“这正是非国大所为之奋斗的东西。他们的斗争是一场真正的民族斗争，是非洲人民不堪忍受自己的苦难与境遇而进行的斗争。这是一场为了生存权（我要强调的重点）而战的斗争。”（Mandela 1994：352）

这种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和平范式标志着对战争范式的彻底背离，它建立在一种彻底的人文主义解放现象学的基础之上，旨在通过恢复已经失去的本体存在、完备知识与自由的认知习惯来解救那些因种族主义而沉沦的 “地球上的可怜人”。因此，人们从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面对种族隔离制度官方的、制度化的种族歧视和对待异见的残暴与排斥，曼德拉作为去殖民化的倡导者、自由的斗士挺身而出，成为了种族包容的新人文主义代表。可见，曼德拉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早在民主和人权成为全球重要的常规议题之前，他就对二者作出了清晰的论述，由此可见一斑。对于许多政治人物与领袖而言，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论述在冷战结束之后成为了重要议题。然而，早在1960年代之前，曼德拉就已经立誓要为民主和自由社会献出生命。

令人关注的是，曼德拉还对他所属的科萨族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表示赞赏，称之为“最纯粹的民主”。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无论社会地位如何，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是具有平等价值的公民（Mandela  1994：20）。同时，曼德拉称自己是“亲英派”，并且承认“虽然我厌恶英帝国主义，但我从未拒绝过英式风格与礼仪的点缀”（Mandela 1994：48）。因此，我们是否应该把曼德拉理解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去殖民化的人文主义者？曼德拉是否与笃信公民非暴力不合作的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路线一致？

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曼德拉在组建“民族之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担任其总司令。作为非国大的武装部门，战斗部队必须遵守严格的道德操守，只能参与瓦解，不得参与杀戮。即使在接受叛国罪审判的时候，曼德拉仍旧傲视着种族隔离制度的挑衅、残忍与暴力，并在利弗尼亚审判期间发表了动人的讲话，呼吁种族隔离制度的炮制者回归人性（1963-1964）：“在我一生之中，我已经把自己献给了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我为反对白人统治进行了斗争，也为反对黑人统治进行了斗争。我怀有建立民主自由社会的美好理想，所有人机会均等、和谐相处。我为这个理想而活，希望能看到它实现。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准备为它献出生命。”（Mandela1994：352）

他的解放斗争也是为了将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从种族主义的死胡同中解放出来，通过弗莱雷模式解决殖民主义和殖民性导致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Freire，1970）。就此，曼德拉写道：“正是在那漫长而孤独的岁月里，我对自己人民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了对所有人都获得自由的渴望，不论白人还是黑人。我清楚地知道，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都必须得到解放。夺走别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被偏见和狭隘的铁窗囚禁。如果我夺走了别人的自由，我也不享有真正的自由，就像自己的自由被别人夺走了一样。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同样都被剥夺了人性。”（Mandela 1994：611）

曼德拉的人生共存政治学实践

从曼德拉的人生经历确实可以看出他如何一步步形成并明确了其政治主张与创见。丹尼·谢克特（Danny Schechter）在《曼德拉：南非国父不为人知的多面人生》（2013）一书中对曼德拉的人生经历进行了戏剧化的演绎。历史学家保罗·蒂亚姆贝·泽莱扎（Paul Tiyambe Zeleza）则认为，无法通过大众媒体与传记青睐的心理学和象征性分析来完全理解曼德拉的政治主张、理念与成果。泽莱扎强调，曼德拉是非洲民族解放与反殖民斗争洪流中的一位政治人物：“曼德拉体现了非洲民族主义所经历的主要阶段、态势和意识形态，从二战前精英民族主义时期的民族主义者向殖民政权提出改革要求，到战后激进的大众民族主义者提出独立要求，再到武装解放阶段。”（Zeleza 2013：10）

泽莱扎（2003）总结了曼德拉斗争生涯所体现的非洲民族主义的五大人文主义目标：去殖民化反殖民主义、建国、发展、民主、泛非融合与团结。在另一部著作中，他补充道：“一些非洲领袖在论述非洲民族主义的第二大目标，即独立与建国的迫切性时，会将和解作为一项重要主题。这种措辞是对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者池鱼之虑的一种回应，他们认为非洲人没有能力自治，应该永远被白人监护，而独立会引发“部落战争”，并且会对前殖民地的白人定居者进行报复性屠杀，而正是殖民主义者曾经将这个愚昧落后的大陆从这种世代延续的暴力与苦难中解救了出来。”（Zeleza 2013：12）

然而，曼德拉并不是唯一一位谴责种族主义与逆向种族主义的非洲人文主义者。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在《界而治之》中记录了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通过引入另类的国家管理模式，试图像曼德拉废除种族隔离与殖民主义那样废除部落主义与种族主义。与曼德拉一样，尼雷尔在1962年的时候也试图打造一个包容性的公民身份制度。尼雷尔甚至曾公开表示：“将公民身份与肤色挂钩是一种罪行。因为肤色而歧视他人恰恰是我们所反对的……他们把歧视作为一种宗教向我们宣扬。而且他们就像希特勒一样站在那里，开始歌颂自己的种族。我们要歌颂人类，而不是肤色。”（引自Mamdani 2013c：112-113）

然而，曼德拉斗争生涯的悲剧色彩正是来自于满布荆棘的危局——由复杂且日益衰落的非洲与强大的种族主义殖民势力共同构成。在政治生涯起步的关键时期，曼德拉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超越狭隘的文化认同。曼德拉出生在东开普省的科萨族家庭。因此，科萨族的习俗、礼仪和禁忌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早年生活。他的思想必然也深受出生与成长地东开普省的影响。在政治意识逐渐成型的时期，曼德拉深受琼金塔巴·达林岱波酋长的影响，这位腾布王朝的摄政王会定期在“王室府邸”开会。他在自传中也明确表示：“我后来的领导理念深受摄政王与皇室的影响。我观摩并学习了定期在王室召开的部落会议。”（Mandela 1994：19）

曼德拉的父亲去世后，琼金塔巴酋长成为他的监护人。因此，曼德拉是以皇室成员的身份长大的。他认为自己首先是腾布人，其次才是科萨人，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南非人。直到上学时，他才感觉到了变化：“我开始察觉到我的身份是非洲人，而不仅仅是腾布人或者科萨人。但是，这种感觉仅仅处于萌芽状态。”（Mandela 1994：36）

曼德拉承认，他通过旅行和接触才慢慢了解到自己是一名正在经历种族歧视与压迫的南非人。曼德拉在自传中还提到，一些囚犯批评他总是与讲科萨语的囚犯为伍。而他必须从这种狭隘的种族意识中成长起来。

曼德拉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的政治意识。马哈茂德·马姆达尼认为：“不经历病痛，就不会了解健康。不经受压迫，就不会进行反抗，也不会有权利意识。”（1991：236）曼德拉对其政治观念和意识的阐述似乎也证明了马姆达尼的观点。曼德拉写道：“当我意识到我将在自由解放斗争中度过我的一生之时，我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刻走向了政治。无论自己承认与否，在南非做一个非洲人意味着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打上了政治烙印。一个非洲儿童，要在只有非洲人的医院里出生，要在只有非洲人乘坐的公共汽车里被抱回家，要生活在只有非洲人生活的区域，如果要上学则只能去只有非洲人就读的学校。”（Mandela 1994：89）

但是，曼德拉承认，当他从黑尔堡大学毕业时，他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但是政治地位却没有变化。他在政治方面的发展始于约翰内斯堡，“这是一座充满梦想的城市，是可以把自己从贫穷的农民变成世故的富人的地方，一座充满危险与机遇的城市”。（Mandela 1994：56）

值得一提的是，曼德拉早年的政治意识带有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他拒绝共产主义，拒绝印度人和白人参与非洲政治。正如他所说：“当时，我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者或者白人加入联盟”（Mandela 1994：94）。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在非国大青年联盟鼎盛时期的状态：“我赞成非洲民族主义者的极端革命倾向。我是对白人不满，而不是对种族主义不满。虽然我不打算把白人赶进海里，但是我很乐意看到他们自愿爬上轮船离开这片大陆。”（Mandela 1994：106）

曼德拉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定义自由斗士。除了在非国大青年联盟的行动与领导工作之外，曼德拉于1952年被任命为艾伯特·鲁图利主席的第一副手，从而进入非国大领导层。也是在这段时期，曼德拉开始反思和修正自己的一些政治理念。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著作，这使他不再反对共产主义，但是也没有改变他虔诚的民族主义信念。

他的前线领导工作包括制定“曼氏方案”，确保非国大在被禁止的情况下也能够继续存续与运转。“曼氏方案”包括《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是如何被统治的》《变革的必要性》等政治教材（Mandela 1994：135）。曼德拉还主动对非暴力策略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非暴力并不是一种道德原则，而是一种斗争策略；使用无效的武器本身就谈不上道德高尚”（Mandela 1994：147）。曼德拉坚信推翻压迫是人类的共识，是每一个自由人的最高愿望（Mandela 1994：151）。种族隔离政府对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的处理方式让曼德拉意识到，除了武装和暴力反抗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他得出结论：“自由斗士在沉重打击之下意识到，压迫者决定了斗争的性质，被压迫者往往别无选择，只能采用与压迫者同样的方法。发展到一定程度，只能以火救火。”（Mandela 1994：155）

因此，曼德拉并不是一位典型的甘地式人物，尽管他的斗争有着浓厚的甘地主义元素。仅仅依靠甘地主义的手段无法解决顽固与残暴的种族隔离制度。沙佩维尔事件后，曼德拉在非国大武装组织“民族之矛”的建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就体现了这一点。

第四个需要处理的问题是作为反抗象征的意义。曼德拉多年的监禁生涯不经意间推动了一个全球符号的出现，他成为了整个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斗争的缩影。在狱中，他作为囚犯的发言人，继续发挥领导作用。曼德拉在罗本岛被关押了18年，他利用这段时间深入分析了南非面临的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他入狱时是一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而出狱时成为了一名纯粹的人文主义者——成为了理性温和的声音。当曼德拉71岁出狱时，他已经在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政治浪潮中拥有了神圣地位，成为了解放斗争“活着的烈士”。关于监禁对人性格的影响，他写道：“也许只有如此深重的压迫才能塑造如此坚毅的性格。”（Mandela 1994：609）

曼德拉主动发起了与种族隔离政权的谈判，在阐述理由时他说道：“有些时候，领导者必须走在人群的前面，带领大家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前进，并确信自己正带领大家走上正确的道路”（Mandela 1994：510-511）。与种族隔离政权展开谈判充满风险。曼德拉有可能被国内外的非国大成员误解。更大的风险则正如谢克特所说：“他是一个人在对抗整个官僚机构。”（2013：28）但是，由于站在了道德和人文的制高点上，曼德拉最终逐渐获得了对手的信任和进步世界的支持。

在发起谈判的过程中，曼德拉将自己的政治身份从恐怖分子、囚犯转变为了非国大与种族隔离政权“对话”的协调者与参与者。由于这项倡议，曼德拉实现了最艰苦卓绝、最影响深远且最出乎意料的过渡—从种族隔离的殖民主义与威权主义向民主的过渡。因此，很有必要分析与评估这种优于1945年纽伦堡审判的正义逻辑如何影响了谈判过程并推动了南非的民主过渡。

曼德拉与民主过渡

战争范式催生了纽伦堡审判这样的正义模板，和平范式则造就了政治正义。正如马姆达尼（2013a；2013b）所说，纽伦堡范式背后的逻辑是，“暴力应一律被定罪，作恶者应在法庭认罪并接受审判”。民主南非大会的正义模式则是从政治角度而非刑事角度去理解大规模暴力，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建议通过政治改革来重塑政治社会，作为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Mamdani 2013a；2013b）。

曼德拉似乎与乔·斯洛沃（Joe Slovo）等解放斗争的中坚力量进行了合作，完全致力于在过渡时期尝试新的正义模式。事实上，政治僵局需要由政治创新和创造力来打破。马姆达尼（2013a：6）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如下描述：“革命（解放运动）和军事手段（种族隔离政权）都不可行”。曼德拉带领非国大进入民主南非大会时，充分意识到这是另一个“斗争的舞台，和其他斗争一样会有进步和倒退”（Mandela 1994：577）。

历史并没有垂青种族隔离政权。作为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种族隔离早就应该寿终正寝。即使躲过了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的反殖民主义变革，也不可能在冷战后的“第三波”人权与民主化浪潮中幸存。甚至可以说，冷战后的制度更有利于曼德拉的倡议。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非国大也失去了一位重要盟友（Ramphela 2008：45）。

就此，弗兰克·维尔德森（Frank B. Wilderson 2010）进一步作出了论证。他认为，正是全球白人权力格局的重大结构性变化，例如非国大的重要支持者苏联的解体、4万名黑人中产阶级流亡者从西方国家首都返回、全球经济的崩溃等，“使得曼德拉的道德信念与白人对经济力量的追求一拍即合”（Wilderson 2010：8）。事实上，白人资本家深受制裁和国内民众骚乱之苦，他们的紧迫诉求与利益关切也对谈判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显然，曼德拉希望并要求种族隔离政权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并承诺建立一个无种族歧视、民主且自由的社会。他试图通过以下策略来实现这个目标：“要想与对手和平共处，就必须与对手携手并肩，让对手变成你的伙伴。”（ Mandela 1994：598）

根据马姆达尼的观点（2013a），南非向民主过渡建立在二战后基于刑事正义的纽伦堡模式出现转变的基础之上，人们对民主南非大会形成了积极正面的评价。在这一时期，反殖民主义解放斗争因妥协而遭到了背叛；民主南非大会体现了另一种形式的正义，马姆达尼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纽伦堡塑造了一种刑事正义的概念，而民主南非大会则要求我们主要从政治的角度思考正义。纽伦堡已经成为“受害者正义”这一概念的基础——作为胜利者正义的补充而非反衬——而民主南非大会为另一种正义概念提供了基础，我称之为“幸存者正义”（ Mamdani 2013a：2）。

马姆达尼接着对刑事正义与政治正义的区别进行了如下阐述：“民主南非大会将政治正义置于刑事正义之上。两者的区别在于，刑事正义针对的是个人，而政治正义影响整个群体。刑事正义的目标是惩罚，而政治正义的目标是政治改革，其结果也同样大相径庭。”（Mamdani 2013a：7）

的确，反殖民主义的反种族隔离斗争并不是为了惩罚种族隔离的思想理论家，而是倾覆种族隔离的大厦。在种族隔离法理的废墟上，非国大与曼德拉勾勒了一个建立在新人文主义与包容性公民身份基础上的全新的后种族时代多元化政治共同体。必须要让种族隔离的幽灵从此安息。为此，他们选择通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来“安放黑暗历史的幽灵，既没有报复性的正义，也不宣扬有罪不罚”（Ramphela 2008：46）。马姆达尼（2013a：13）称赞真相与和解委员“用罪恶与忏悔的逻辑代替了罪恶与惩罚的逻辑”，从而跨越了纽伦堡陷阱。

内希滕哲（2012）从非国大的角度解释了谈判逻辑与解决方案：“冒着过度简化的风险，可以说，从非国大的角度看，该解决方案的关键在于把握一条主线逻辑：将基本权利编入法典，并以此作为南非社会彻底转型的依据”（Netshitenzhe 2012：16）。

或许，对去殖民化人文主义道德的过度自信让非国大和曼德拉有些天真，他们甚至期望种族隔离制度的既得利益者马上脱胎换骨，成为富有同情心的新人类，承认历史上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摧残、剥削与冤屈，自愿承诺分享资源。

但是，内希滕哲强调，去殖民化人文主义促使曼德拉和非国大构想了一个更具有包容性、没有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对他而言：“富有远见的领袖对非国大使命的表述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方式会超越具体的统计数字，超越对种族的重视，并明确融入为人类文明的演变作出贡献的意愿。其基础是具有社会内涵的民主，在获取知识与运用科学方面表现卓越，并具有深厚的人文主义底蕴。”（Netshitenzhe 2012：27）

曼德拉深受非国大这种去殖民化人文主义的熏陶。具体来讲，1994年不仅标志着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更是预示着艰难建国历程的开端，而消除白人恐惧与关注黑人诉求之间的微妙平衡贯穿并调和了整个进程。这种现实情况也是对曼德拉人生政治学的重大考验。

曼德拉的总统身份与人生政治学实践

在实践层面，曼德拉的人生政治学体现在拒绝通过贬损他人的尊严而贬低自己的尊严。因此，在建立新南非的过程中，他竭力避免羞辱对手。1994年，当曼德拉成为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时，实施了去殖民化人文主义愿景，即建立后种族时代的多元社会，其核心是摒弃种族主义，并更加深刻地认识差异的重要性。

按照这一愿景，差异不再被解读为种族的优劣之分，而是从多元性的角度来进行理解。马尔多纳多·托雷斯（2008a：126）认为，尊重人类的差异体现了人文主义“回归真正批判性社会性的愿望，超越了种族界限”。刘易斯·戈登（Lewis R. Gordon 1995：154）也就此进行了阐述，认为“摆脱消极厌世的道路是一条通向尊重差异的道路”。种族隔离制度建立在“恶意”之上，是厌世心态的一种可怕表现形式。因此，必须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超越它，包括象征性的手段。

而曼德拉出任总统正是一种象征性手段，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引领昔日的种族主义者迈向了新南非。在曼德拉担任总统期间，象征性手段和包括体育赛事在内的其他类似方法在建国时期发挥了主要作用。其中包括拜访94岁的亨德里克·维尔沃德遗孀，维尔沃德是种族隔离制度的思想家与设计者，曼德拉甚至同意竖立一座维尔沃德纪念雕像；他还拜访了珀西·尤塔尔，此人曾在判处曼德拉终身监禁的里弗尼亚审判中担任检察官；他甚至拜访了种族隔离时期的总统博塔。虽然部分人批评曼德拉过度安抚白人情绪，但他的想法是确保昔日的“定居者/公民”与曾经的“土著/臣民”都能享有足够的空间，从而在政治上实现重生，成为拥护无种族歧视的新政治社会的公民（Mamdani 2001：63-70）。

结论与建议

本文力图理解曼德拉现象，它建立在强大的原则之上，与长久以来的战争范式及其权力意志基本学说针锋相对。分析认为，作为人生政治学的典型代表，曼德拉出现在一个缺乏人性、善意、爱、和平、谦逊、宽恕、信任与乐观的现代世界，这是由战争范式和种族主义主导的世界。

而曼德拉提出了战争范式的破解之法，即和平、和解与种族和谐的范式。在政治上，他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体现了谭第卡·麦坎达维尔（Thandika Mkandawire 2013：3）所提出的“与权力的理性关系”，对民主和法治展示出罕见的重视，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让民主理念在非洲成为了常态”（Mkandawire 2013：3）。

维尔德森（2010：11-13）则指责曼德拉是卖国贼，浪费了非国大的革命潜力，为了与白人和全球资本妥协而无视《自由宪章》。在纪念曼德拉百年诞辰的2018年，我们一再看到曼德拉是卖国贼的说法在公共话语空间出现。

作为反驳，有人认为各方势力的博弈没有给曼德拉留出足够的回旋余地，因为他面对的是不可击败的对手。曼德拉不得不选择中间路线，希望通过未来的结构改革稀释白人特权与霸权，从而为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带来繁荣。在妥协的同时，他十分清楚需要权衡谈判结果以实现双赢。他希望关注被压迫者，却不一定要肢解压迫者（Ngcaweni 2018）。

现代世界被困在战争范式与国际刑事法院（ICC）推崇的狭隘的纽伦堡正义的范式之中，而曼德拉的后种族时代多元世界的愿景在这个世界中仍然铿锵有力。保罗·梅拉姆（Paul Maylam 2009：31）正确地指出，曼德拉“从上个世纪的世界领导人中脱颖而出，因为他没有迷恋权力，没有纠缠于政治操纵，没有挥金如土，而是永远保持谦逊、正直与人性”。

如今，在南非和其他国家，领导层面临的挑战是铭记曼德拉的教诲，并寻求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构建社会秩序，让穷人和边缘群体得以获得经济自由，通过谈判找到解决矛盾的可行方法，恢复人民的尊严，让社会各界生活在和平与正义的环境之中。此外，对曼德拉最好的致敬就是响应他的号召，让世界人民展现出团结、服务与奉献精神，毕竟，仅靠一人的牺牲往往并不能动员整个国际社会携手迈向兼容并包的文明（Ngcaweni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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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African Journal on Conflict Resolution，Vol. 18(2)，2018. 翻译稿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