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很早就开始了非洲史研究，早期的西方非洲史著作充斥着“西方中心论”立场和“白人种族优越论”，否认非洲有自己的文明史。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西方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非洲史，逐步强调非洲历史的独立发展。更重要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涌现出一批非洲本土的历史学者，以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等为代表的非洲民族主义史学逐步兴起，大大改变了国际史学界对非洲史的扭曲和忽视，确立了非洲史在世界史学科中应有的位置。“非洲中心主义”是二战后非洲研究学者（主要是黑人学者）在复兴非洲学术过程中，针对欧洲中心论提炼出的关于研究话语权的一个术语。它包括的学科范围极其广泛，大凡与非洲及黑人相关的学术研究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和烙印。“非洲中心主义”的兴起与非洲史学研究关系密切。非洲史学研究是在反殖民主义史学的过程中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它一方面积极争取自己的民族主义史学话语权，另一方面又成为“非洲中心主义”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并在其影响下重塑非洲历史哲学。非洲历史哲学在非洲史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凝练出自己的客体论、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但它也与“非洲中心主义”一样，面临着哲学体系中的某些困境。

一、“非洲中心主义”的兴起

关于“非洲中心主义”理论形成的标志，国内外学者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都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最终得以界定。从本质上讲，“非洲中心主义”观念是20世纪70年代黑人权力文化运动的产物。在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思想中，欧洲中心论体现出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的霸权主义普遍性特征，它完全把自己置于社会结构的中心来界定思想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标准，如文明、国家、制度、法律、社会等级等，并以自己的标准去参照或评判其他任何文化，再给这些文化贴上诸如进步或落后、文明或野蛮等标签。正是基于非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影响和歪曲，非洲研究者们提出了“非洲中心主义”研究范式，强调非洲研究要把关于非洲（包括非裔美洲人）的任何分析都置于中心位置。随着对非洲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深化，从迪奥普到贝尔纳都有力地证明了埃及文明的非洲起源，这愈发增强了学者们对非洲“中心”的普遍自信。正由于有这种普遍性研究，与之相关的特殊性研究才有其可能性，如关于非洲研究的人类学、文化学、生物学、历史学等等。

“非洲中心主义”理论通常与相关的学科理论相联系，如心理学、人类学、生物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如科林斯借用弗朗茨·法农对非裔美洲人的心理学研究，韦尔辛的“肤色对抗”理论，沃菲尔德－科波克过对皮肤黑色素在人类文化和行为中的作用的分析，伍德森强调在教学中对黑人历史教学的重视，“非洲中心主义”者们呼吁在美国课堂中开设更多的“非洲中心主义”课程。所有这些相关领域，都强调非洲及黑人的重要地位，体现出“非洲中心主义”的特征。

尽管“非洲中心主义”与众多的学科都有密切的关系，或者是对众多学科的哲学概括，但无论从它的形成还是其概念界定的出现，都与非洲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密不可分。在历史与文化领域，“非洲中心主义”者强调摆脱殖民主义史学对非洲历史的歪曲，强调非洲本土文明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正如希腊文明对于欧洲文明一样，非洲文明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应该摒弃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漠视而给予充分强调。不仅如此，以埃及为代表的古代非洲历史与文化应该成为今天非洲重塑黑人文化与民族认同的基石。因此，非洲史学研究对于“非洲中心主义”概念和内涵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二、“非洲中心主义”与非洲史学研究

与“非洲中心主义”相结合的历史学即“非洲中心主义史学”（Africa-centered history）。一定程度上，近代非洲史学研究是在反殖民主义史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黑人及非洲历史都受到西方各种理论特别是殖民主义理论和种族主义理论的否认或漠视。欧洲知识分子在强调欧洲历史是理解一切的关键的同时，也要阐明非欧洲历史对于人类历史的无关痛痒性，对于非洲而言，于是就有了19世纪关于种族的伪科学理论，该理论又强化了本来就存在的文化沙文主义，黑格尔对非洲历史的论断及以拉策尔为代表的所谓的“含米特理论”就是典型表现。直至20世纪中叶，上述谬论的残渣仍不时泛起。

另一方面，由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的不断推动，它们在寻求帮助非洲人获得政治独立的同时，极力恢复和主张非洲自己的历史，以便把殖民主义关于非洲的历史与非洲民族自己的历史相区别，寻求从非洲人的视角书写历史，实现非洲历史哲学的重塑。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非主义之父”布莱登就对非洲历史进行过系统、全面的阐述。著名的黑人活动家杜波依斯在1915年出版的《黑人》被视为20世纪“非洲中心主义史学”的基础。到50年代，他在接受加纳总统恩克鲁玛邀请编写《非洲百科全书》时，首次提出了“非洲中心主义”概念。深受杜波依斯影响的迪奥普不仅证实了古埃及文明的黑色性质和非洲历史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对自拿破仑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欧洲埃及学和非洲学的认识论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从根本上推翻了西方埃及学的统一性。威廉姆斯则通过非洲文明的本土性来强调非洲历史，从而摆脱所谓的欧洲影响或阿拉伯影响对非洲历史的误导。进入90年代后，带有强烈反种族主义特征的非洲史学逐渐地呈现出多元文化主义特征。这种多元文化主义与“非洲中心主义”所提倡的从不同“中心”而非单一的视角出发对非洲文化进行观察和理解的“全方位视角”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自20世纪以来，非洲史学主要在非洲本土和美国黑人史学家的努力下，经过一代又一代非洲史学家们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非洲历史哲学的重塑，甚至可以说它已经实现了挣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史学束缚、书写自己历史和表达自己话语权的目标。

三、非洲历史哲学的重塑

在以非洲历史与文化为中心的非洲史学发展过程中，其本身也对非洲历史研究的客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进行了艰苦而有效的探索，努力实现非洲历史哲学的重塑。

在客体论方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及殖民史学的批判是其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以来反殖民主义的非洲史学从理论到实践都对殖民主义及其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种批判构成了非洲历史哲学的重要客体性对象之一。在理论批判方面，从布莱登到20世纪末的非洲史家都在进行，如从迪奥普对殖民主义史学的当头棒喝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八卷本《非洲通史》对非洲历史研究与编纂的理论、原则、方法、目标的探索，都对殖民主义史学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实践方面，被后来学者总结的“反抗与压迫二元一体论”研究主题在非洲独立之初倍受青睐，从60年代开始以兰吉尔为主要代表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强调“非洲主动性”的恢复，都是对殖民主义史学的实践批判。非洲历史哲学的这一客体性范畴相对于一般历史哲学的客体论范畴而言，具有明显的独特性。

“非洲中心主义”史学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批判殖民主义史学，它面临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向白人世界证明黑人文明的存在”，向白人世界证明黑人历史与文明的存在才是非洲史学的真实目的。那么，非洲的历史在哪里？大体说来，非洲的历史包括书面历史、考古历史和口头传说等。书面历史包括各种文字记录的历史，考古历史是更可靠的无声物证所展示的历史，口头历史则是保存和传播非洲人民积累的没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和文化创造品的历史。在具体主题上，20世纪后期以来，非洲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地拓展，研究主题缤纷呈现，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不管研究主题如何变化和深入，非洲历史研究的总体框架却一直得以维持，即以非洲为出发点和研究中心，换句话说，非洲历史研究客体并不会变。

在认识论方面，历史哲学认为非洲历史不但是可以认识的，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占据重要、甚至首要地位。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不断有学者强调非洲历史的古老性和悠久性，反复强调非洲历史与文明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不仅如此，非洲历史哲学还力图追求非洲史学的“自主体系”，即一种关于非洲历史发展理论的思考。这种自主体系具有足够的“非洲味”，是适合自己需要而不是依赖别人的体系，是要写给生活在非洲大陆的非洲大众而不仅仅是写给非洲之外的学术受众。总之，非洲历史哲学认为，非洲历史不但可以认识，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非洲历史应形成由自己书写的具有非洲特色的“自主体系”。

非洲历史哲学的方法论显得多样化，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非洲为中心。这些多样化特点散见在具体的、不同的研究者及其著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非洲通史》在阐述其研究原则时提出的四项主要原则：1）跨学科原则；2）必须从内部角度看待非洲史；3）整个非洲大陆各民族的历史；4）必须避免叙述过繁。这些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20世纪中后期以来非洲史学的原则，也可以作为以非洲为中心的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乌亚提出的非洲中心历史视角（方法）的三条标准之一的“认识非洲社会必须‘从内到外’而非‘从外到内’”方法也颇具代表性。乌亚的方法论其实与布莱登、迪奥普、威廉姆斯等人在方法论上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对口头传说进行挖掘在非洲历史研究中占有特别的地位。这种方法从早期的戴克到卡格瓦和约翰逊以及范西纳及奥戈特等那里都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和发扬。有学者称，作为重新获取非洲声音的口头传说方法是非洲史学主动精神复苏的最大突破。此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也在非洲史家中得到一定的回应并在非洲史学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在讨论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非洲政治、经济、奴隶制度、殖民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经济结构等方面成为其重要方法之一。作为具有特殊性的非洲历史研究方法论为后来概括其一般性的哲学概括所吸收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一般性的哲学概括经过阿桑特等人的提炼而被称为“非洲中心主义”。它与非洲历史哲学的客体论、认识论一样，既体现出一般历史哲学的普遍性特征，同时也充分体现出非洲历史书写的特殊性。

四、非洲历史哲学的困境

非洲历史哲学与“非洲中心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也与“非洲中心主义”一样，面临着自己的困境。

“非洲中心主义”强调在对非洲的任何研究中，都必须以非洲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强调非洲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是，问题在于，是不是任何历史时代的任何内容，非洲都在整个人类占有足够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作为“非洲中心主义”重要支撑的非洲历史哲学，也同样面临这样的尴尬：以非洲历史为中心或者以非洲历史视角为中心到底是不是非洲史学的最佳路径甚至唯一途径？如何处理非洲历史哲学与其他历史哲学的关系？这些问题需要非洲历史哲学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探索和完善。因此，如何在理论上完善自己，在理论与实践上更加完美结合而不是可能产生误会甚至相互抵牾，形成同向合力而非可能的反向张力，这是非洲历史哲学面临的困境之一。

非洲历史哲学追求的是一种超越非洲各地区、各民族的“整个非洲大陆各民族的历史”，这种抽象超越性的突出契合点是黑人主体性的自觉，它可以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体现出它的“一致性”。但非洲无国家社会范围广、历时长，部落往往是非洲社会的重要细胞，这又使得非洲史学具有“破碎性”，二者可能形成的矛盾性必然会给非洲史学研究带来裂隙和尴尬，因此，非洲历史哲学也不得不面对棘手的问题：如何实现其矛盾的普遍性（一致性）与特殊性（破碎性）的统一。

近代非洲史学是在反殖民主义史学的斗争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为了摆脱西方殖民主义史学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但它最终还是没能摆脱西方殖民主义史学及史观的窠臼。比如，诸如由外人用来否认非洲文明而做出的界定术语“部落”“第三世界”等仍在延续使用。非洲历史哲学在强调自己的史学话语权、重塑自己历史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摆脱殖民主义史学窠臼的束缚而建立真正的非洲民族主义史学范式及话语体系。

“非洲中心主义”影响下的非洲历史哲学在强化自己的“黑性”的过程中，必然会有意识、无意识地把自己与白人、“白性”进行种族上的划分。这些划分可能会无可抗拒地或自觉不自觉地涉及到划分立场，反过来，这种划分又为他们树立了新的假想对立面。因此，非洲历史哲学在其重塑过程中也同样面临着如何使非洲史学与殖民主义史学划清界限而又不陷入新的种族主义史学囹圄的困境。

非洲史学在其独立发展的过程中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它的思想、观点、方法等在漫长的凝练过程中为以非洲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和界定提供了宝贵的资源。“非洲中心主义”与“欧洲中心论”存在性质和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一种反殖民主义的历史观，而后者则是种族主义和优越论的历史观。与此同时，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又深刻影响着非洲史学的发展，为非洲历史哲学的重塑提供指导，二者相辅相成，携手前行。但二者都还面临着诸多困境，有待进一步完善。不过，无论怎样，非洲历史已经被全世界开始重新认识和书写，非洲史学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回顾非洲历史哲学的重塑，既有筚路蓝缕的艰辛，更有光明未来的欣慰。

（作者简介： 冯定雄，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赵潇雯，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