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傲慢立场，对非洲、中国等非西方思想文化所作的充满偏见的哲学史叙事影响广泛，以至于长期以来，哲学与理性仿佛都只是西方白人的专利。随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和非西方社会传统文化意识的觉醒，非西方的哲学和思想文化传统也逐渐复兴，其中非洲哲学、中国哲学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被重新认知，引人瞩目。然而，包括非洲哲学、中国哲学在内的非西方哲学在现身于世界哲学舞台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西方哲学作为哲学的标准形态，对自身进行所谓合法性衡量与审视。在比较哲学领域，常见的往往是在某一非西方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进行比较，而非西方哲学传统之间的会话、交流和比较则比较缺乏。即以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为例，尽管学界对二者的研究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中都有长足的发展，但中非哲学之间的比较、互动、交流仍非常薄弱。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及其文化的垄断地位随着非西方世界社会经济文化的复兴而逐渐被削弱。在这种形势下，包括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之间的交流对话在内的非西方文化思想之间的互动，可谓正当其时，意义重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进一步强调了“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这一核心要义。在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大背景下，进行非洲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会话比较，有助于更广泛地展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打破长期以来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垄断，推动建设更加开放包容的世界。为此，本文就以下若干问题展开思考。

一 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的所谓“合法性”问题及其实质

尽管“哲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中的一个学科门类的确是在古希腊最早产生并以其独特的思想范型构成了一个西方的哲学传统。但西方哲学只是人类思想范型之一，并非普遍的范型。然而哲学界却普遍存在着以这种并不是普遍的范型为标准来评价衡量各种非西方哲学的倾向，这正是造成各种非西方哲学的所谓“合法性”危机的原因之所在。当然，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在非西方哲学兴起之后，西方哲学作为唯一“哲学”而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危机。

正像当代中国哲学界有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一样，在现代非洲哲学的发展史上，也一直存在所谓“非洲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西方人过去一直认为非洲人不能进行理性思维，更不可能有什么“哲学”。但是，一些在非洲进行了深入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发现，即使是在被认为是典型的“原始野蛮人的非洲人群”，如多贡人那里，他们的生活也是建立在复杂但有序的观念以及相应的制度和仪式之上，并没有什么胡乱荒诞的东西。黑格尔等人认为非洲人没有理性能力的看法显然是出自种族歧视与偏见。

也许正因为曾经受到更多来自西方哲学的漠视与鄙视，非洲哲学似乎更强烈地意识到所谓自身“合法性”问题的实质。一些非洲学者指出“哲学”本来就不应该有绝对统一的合法性标准，仅以源自西方哲学的范型作为哲学合法性的标准，本身就不合理，它是殖民时代西方文化霸权的后遗症。因此，有些非洲学者提出有必要进行“心灵的去殖民化”和“概念的去殖民化”。当代非洲哲学界一批充满锐气的青年哲学家明确提出，要通过确立非洲哲学的合法性和主体地位，通过“南方认识论”和“逻辑—方法论的突破”，来终结“西方认知帝国”、终结“英美认知帝国”，终止西方“对知识生产、管理和传播及其范围、内容和对象的利维坦式立法和行政支配”。这对我们讨论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显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  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涉及“存在”问题的思想比较

先秦时期的古汉语中没有对应于西方语言中作为“存在”概念之源头的谓语动词“是”，因此在中国先秦哲学中并没有与西方哲学完全对应的“存在”概念，更没有围绕一个抽象出来的“存在”概念展开其哲学讨论。但这不等于说先秦时期中国伟大的先哲们就不探究客观世界万事万物的真实性及其本原之类的哲学问题，只不过他们没有把现实世界各不相同、千差万别的万事万物的性质混同为一个空洞抽象而又费解的“存在”概念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家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对客观现实、万事万物进行探究和解释的哲学范畴体系，并不需要引入一个所谓“存在”概念。而这正是中国哲学特色之所在。在非洲哲学中也有类似情况。有非洲学者指出，在一些非洲语言如伊博语（Igbo）中，并没有同英语中“存在”完全对应的词语，但却以一些不同的词语来表达对客观世界事物的真实性、现实性的哲学认知。

而当非洲哲学、中国哲学用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表达对现实世界万事万物的认知时，实际上是表达了与西方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不同的世界观。非洲班图人思想中的“力量”是事物存在的必需要素，没有脱离了“力量”概念的存在概念。在非洲哲学概念中任何东西的“存在”都是由它 “能做什么”而不是由它 “是什么”来定义的。这与中国传统哲学颇有相通之处。中国哲学实际上也认为事物的存在和事物的“属性”（包括其功能、作用、能量等）是分不开的。非洲的存在论是动态的，涉及的是多种力组成的能动关系。这种多元而动态的存在论也和中国传统哲学精神有相通之处。中国哲学也倾向于认为世上一切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的，并善于从趋势、消息、盛衰、终始等角度来观察事物的发展变化。非洲哲学强调现实世界万事万物之间的整体性、关联性、互补性，而不是强调孤立的个体“存在”， “存在”就是与他者共在。而中国传统哲学也强调“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万物之间互补、共生、转化，环环相扣，终始相连，共同构成世界整体的矛盾统一与动态平衡。

古汉语、伊博语等等非西方语言中并没有与西方哲学完全对应的抽象“存在”概念，但世界的本原以及事物的客观性、真实性、相互关系等等，却也可以分别用其他不同的词语和概念来进行不同的、或许还是更清晰的表达和讨论。这提示我们，西方哲学所谓“存在”概念及其在哲学上造成的莫测高深的困惑与麻烦，或许只是西方哲学所具有的某种地方特殊性而已，并非人类理性的普遍必然性。

三  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在思维方法和逻辑方面的相通之处

西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带来了一种思维模式和逻辑上的固执，即是非对立、非此即彼的逻辑。然而，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和非洲哲学并不总是遵循这样一种思维模式。中国哲学用阴阳概念来表达对事物普遍存在的矛盾的认知，但“阴”与“阳”二者并不是互不兼容、是非对立的，而是共生、互补、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是可以在运动中互相转换的。二者在价值上也不存在善恶是非的区别。实际上，在阴、阳两极之上还有第三极，也就是平衡、和谐之“中”。中国哲学的特长不是在对立的两极之间判定谁真谁假、谁对谁错，而是在两极乃至多极之间求“中”求“和”。同时“中”又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而只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动态的“度”，它以“两端”的存在为前提和参照。在非洲哲学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与中国哲学的“中道”思维类似的思维方式。非洲当代哲学家乔纳森·齐马柯南（Jonathan O.Chimakonam）提出一个名为“Ezumezu”的概念，用以表达一种非洲特色的哲学思维逻辑。这一概念源自尼日利亚伊博语，本意为“最可行、最有潜力和最强大的一切的汇集、整合或总和”,中文可翻译为“力之和”。“力之和”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二元对立思维的三重价值维度互补的逻辑，包含三重互相补充的思维法则。这种思维逻辑是西方传统的形式逻辑（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所不能涵盖的。

这种非洲“力之和”思维逻辑与中国哲学的“中道”逻辑、“中和”思维一样，都试图在对立和冲突的事物之间建立一个中介，主张一种“包容的中间”，即在对立的“两端”之间或之上确认一种第三价值或中和价值。“中道”和“力之和”思维模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圆融地认识社会现实中事物的真实情况，也可以为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平等会话交流和沟通，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引导。

四  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在个人与群体关系问题上的相似认知

非洲哲学对个人及其与群体之关系的认知，与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核心内容的西方哲学观念颇有不同。西方哲学对人的理解倾向于从抽象独立的个人出发，如笛卡尔所谓“我思，故我在”。而非洲哲学则普遍倾向于把人放在特定时空下的“地方”或具体人群中来理解，强调“我是，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存在，故我存在”。肯尼亚哲学约翰·姆比蒂（John S.Mbiti）认为这是理解非洲哲学关于人的问题的基点。非洲哲学倾向于把个人与群体理解为不可分离的整体，群体中的人与人之间有着不可分割、共生共存的关系；个人脱离了群体便失去了能量，变成什么都不是。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上，非洲哲学普遍认为群体比个体更重要，群体是优先的，因为群体包含了个体。在非洲社群主义中，群体先拥有权力，个人只有通过与群体交往才获得力量并生存。

非洲哲学对人的理解集中体现在“乌班图”这一概念上。“乌班图”是刚果等地班图部落语言“人”“人性”的意思，后被非洲哲学家发展为一种哲学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存在普遍联系。一些学者已经撰文指出，“乌班图”的理念与中国儒家哲学关于“仁”的思想是相通的,与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基于相似的哲学理念，非洲思想文化也和儒家思想一样，特别重视家庭的价值，奥古斯丁•舒特写道：“也许在非洲人的思想中，人类社会的最佳模式就是家庭。”加纳哲学家夸西•维雷杜指出：“非洲社会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亨利·奥德拉·奥鲁卡和科尔图斯·居玛提出了他们所谓的“父母地球伦理”，将家庭或社群关系的概念扩展到自然。

基于全球化背景，“乌班图”思想可以看作是一种可贵的思想资源，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民爱物、四海一家、天下大同的思想观念一样，可以用来对越来越极端个人主义化的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纠偏和校正，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文化资源。

五  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在政治与民主问题上的共同话语

政治哲学是非洲近现代哲学最突出的内容之一，非洲现代民族独立运动中的许多重要政治人物，都曾为了应对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中遇到的问题发表了政治哲学的著述，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哲学。这与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先秦诸子哲学偏重于社会伦理和治国安邦、以“务为治”为目标的总体特色相似，也与近现代孙中山、毛泽东等人为民族复兴、建设新中国而做的哲学思考异曲同工。

非洲政治人物在思考政治哲学问题时，虽然也难免受到来自西方的哲学和社会政治观念的深刻影响，但同时又大都能有意识地结合非洲社会文化历史与现实，融入非洲文化传统和哲学观，特别是非洲传统思维中对个人与群体关系的认知以及非洲传统社群主义社会的价值观。这种源自非洲文化传统的哲学观念深刻影响到非洲近现代的政治哲学和社会政治实践，导致了各种以社群主义为特色的社会政治概念和学说的发展，

非洲各国自摆脱西方殖民统治以来，在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方面经历了复杂、艰难而又曲折的历程。在各种内外因素和国际大环境影响之下，非洲各国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和民主化进程也是一波三折，不少国家经历了“民主转型失范”。与此同时，非洲学者也一直没有停止对非洲的政治实践进行哲学反思。尽管冷战结束后不少非洲国家转向了西式“自由民主”政治，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治精英对西式“自由民主”的固有缺陷进行了分析和反思。不少当代非洲学者也在思考如何结合包括哲学思想在内的非洲传统文化资源来探索具有非洲特色的现代化、民主化道路的问题。当今中国与非洲国家政治制度有不同的发展模式，相互合作与交往也不以政治和意识形态条件为前提，中国尊重非洲各国人民对自己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但中国和非洲学界仍然可以在政治哲学领域找到许多共同话语，展开学术交流和讨论，并互相借鉴其经验。事实上，已有一些非洲政治人物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可以为非洲国家提供一个学习和借鉴的范本。中非之间在政治哲学和治国理政思想方面的交流互鉴，具有广泛的空间，并有望对人类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创新提供经验与思路。

六  结语

通过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的会话比较，可以发现这两个哲学传统在哲学范畴、思维逻辑和价值观等方面有一些有别于西方哲学的共同点或相通之处。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非洲在中国的国际战略中地位举足轻重。加强中非之间包括哲学在内的文明交流互鉴也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和非洲的历史文化背景虽然有许多不同，但近几个世纪面对西方文明的扩张也经历了相似的命运，中国与非洲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各自精神文化传统中可以找到一些相通或相近的方面，中国哲学和非洲哲学在当代的复兴都具有民族振兴和提升民族文化自信的意义。与非洲哲学进行会话，互相借鉴，相互启迪，寻找共同话语，求同存异。这将有助于促进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之间心相连、情相通，从而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哲学思想与文化价值观基础。

（作者：徐克谦 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