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非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每逢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峰会或部长级会议，或者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非洲，美西方媒体总是带着“羡慕嫉妒恨”的情绪或挥之不去的“冷战思维”连篇累牍地发表那些透着一股酸腐味的负面舆论，不厌其烦地重弹所谓中国在非洲搞“资源掠夺”、“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等等陈词滥调。特别是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就是想抹黑“一带一路”建设，把非洲当前面临的金融危机甚至食品及燃料危机等的根源转嫁到中国头上。

事实上，所谓的“中国债务陷阱论”，不仅是个伪命题，而且是个时不时就拿出来炒作的老掉牙的伪命题。早在2007年召开的西方八国财长会议上（给当年的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定调-那时的G8还包括俄罗斯），德国财长就曾批评和警告中国的对非援助冲击了西方债权国在非洲的减债努力，有可能引发新一轮非洲债务危机，中国对非援助和贷款“不负责任”等等。没想到，从2007年至今，15年过去了，如同阴魂不散的“中国新殖民主义论”，“中国债务陷阱论”也是僵尸附体一般，当非洲面临金融危机，这些僵尸论调就又扑向中国。

仔细分析，“中国债务陷阱论”首先在数据上就站不住脚。姑且不论在总体规模上，和西方对非援助及贷款相比，中国的对非援助和贷款在总体数额和比例上都相对较小，对非洲总体债务危机的影响权重也较微弱这一基本事实，即使从非洲债务问题的形成、中国在促进非洲债务问题解决中所做出的努力、中国对非援助和贷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以及非洲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投资与援助所持有的普遍欢迎态度等方面来综合评估，似难得出中国援助非洲“不负责任”和中国给非洲挖“债务陷阱”的结论。相反，正由于中国近20多年来加大了对非援助、投资和经贸合作的力度，中国对非援助、投资和经贸合作对推动非洲近20多年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对非投融资合作助推非洲发展的“馅饼”，而不是“陷阱”。

非洲债务问题由来已久。目前达万亿多美元的巨额外债已成为制约非洲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事实上，对非洲巨额外债的形成，西方国家难脱其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实现初期工业化过程中资金匮乏，便大量向西方国家及其控制的金融机构举借外债。然而，随着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和西方国家设置贸易壁垒，非洲国家的出口条件明显恶化，导致其国际收支失衡，偿债能力下降，不得不借新债还旧债，加上高昂利息，外债规模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如1970-1987年，非洲国家外债总额就从80亿美元迅速上升至1740亿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49个有数据可查的非洲国家目前共计万亿多美元外债中，借自多边金融机构和私人金融机构（不含中国）的债务约占债务总量的3/4。英国慈善机构“债务正义”发布的报告也显示，非洲国家35%的外债来自西方私人贷款机构，其总额几乎是中国对非贷款的3倍，平均利率约为中国对非贷款的2倍。“债务正义”政策部门负责人蒂姆·琼斯指出，西方国家指责中国造成非洲债务危机，这是在转移注意力，西方多边和私人债权人仍是非洲国家最大债权人。

其次，和西方债权国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相比，中国对非洲的债权数额和比例不仅都不大，而且中国的对非投融资都主要用于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性领域，极大提升了非洲国家的生产力和“造血”能力。如造价38亿美元、开通运营已五年、连接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与首都内罗毕的蒙内铁路，运行7年多来，不仅为肯尼亚创造了7.4万个就业岗位，每年为该国GDP增长贡献率达1.5%。据统计，截至2024年5月底，蒙内铁路日均开行13.3列货物列车，累计运输268.4万个标箱，发送货物3286.7万吨、日均开行6.4列客运列车、累计发送旅客1286.9万人次。铁路的运行不仅促进了肯尼亚本国以及与其他东非国家的经贸往来，增加了整个东非国家地区的运力，有力推进了东非地区的互联互通和一体化建设，而且提升了人们的交通便利和生活水平，因此被当地民众称为“幸福之路”。正因如此，肯尼亚前总统肯雅塔曾多次在西方媒体的采访中指出，借债并不可怕，可怕和让他真正担心的是用债务去支付经常性支出（如用来支付工资和水电费之类的）。但肯尼亚的债务是被用来投入发展、用来缩小基础设施差距的。这是面向未来的投资，将提升肯尼亚的投资环境和商业发展，为肯尼亚的年轻一代带来工作机会，为肯尼亚的工业化发展打下基础。

总之，中国的对非投融资合作究竟是“发展馅饼”还是“债务陷阱”，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非洲国家自己。

作者贺文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