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 9，又称“日非峰会”）于2025年8月20日至22日在日本横滨举行，共有49个非洲国家及地区参会，13位非洲国家元首、非盟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出席会议。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先后在会议期间举行的“印度洋—非洲经济圈”论坛和开幕式上提出与重申了“印度洋—非洲经济圈”倡议（Economic Region Initiative of Indian Ocean-Africa）。该倡议核心目标是促进日本与印度及中东等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合作，推动“印度洋—非洲经济区”内非洲的区域一体化与工业发展，并助力日本企业扩大海外贸易与投资。这是日本对非战略的新延伸。

一、“印度洋—非洲经济圈”倡议的主要内容

“印度洋—非洲经济圈”倡议并非是完全独立的新构想，而是日本政府于2016年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2018年改称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在非洲大陆的延伸，该倡议的实施路径以“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强调公私部门合作，并通过官方开发援助（ODA）撬动私营部门投资。“印度洋—非洲经济圈”倡议的关键是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物流网络的建设。日本计划利用政府开发援助在非洲地区积极投入港口与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活络印度洋西部的海上运输。这一设想中的物流网络将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参与援助建设的东非港口为核心，具体项目包括莫桑比克的纳卡拉港（Nacala Port）及肯尼亚的蒙巴萨港（Mombasa Port）等深水港。日本计划将这些港口作为连接海陆的重要据点，并同步推动连接内陆与港口的“纳卡拉走廊”（Nacala Corridor）与“东非北部走廊”（Northern Corridor）等道路工程的建设，进而打通物流瓶颈以全面提升整体运输效率。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外，“印度洋—非洲经济圈”倡议也强调人力资本、教育、健康和技术等“软实力”层面的援助，以全面提升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韧性与可持续性。日方承诺，未来3年将为非洲培养30万名涵盖工业、医疗、教育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其中包括约3万名人工智能领域的青年人才。这一举措既有助于夯实非洲的发展人力基础，也可为日本企业开拓非洲市场提前布局人才网络。

二、日本发起“印度洋—非洲经济圈”倡议的动机

“印度洋—非洲经济圈”倡议的背后是日本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深度战略考量，其动机可以概括为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双重目标的协同。

从经济安全角度来看，“印度洋—非洲经济圈”倡议的核心动机之一是解决日本国内经济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日本和非洲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公开表示，日本“希望将非洲的活力与动能融入自身发展”，而非洲国家也将日本视为寻求发展路径多元化的伙伴之一，对同日本的合作持务实积极态度。近年来，日本深陷少子化和国内资源匮乏的困境，而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增至约25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一庞大的人口基数不仅意味着巨大的消费市场，也代表着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此外，非洲国家蕴藏着大量关键矿产资源，对于资源极度匮乏的日本而言，这些矿产是确保其经济安全的战略保障。因此，日本提出这一倡议的目的不仅是希望建立稳定的供应链，确保日本关键资源的稳定供应，还希望在该地区扩大贸易和投资的日本企业开辟新的市场，以有效应对国内面临的资源匮乏和经济增长缓慢等挑战。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印度洋—非洲经济圈”倡议同时也承载着日本拓展海外影响力的政治和外交目标。日本防卫省曾公开表示，印度洋—非洲地区是日本海上主要航线的必经之路，这一地区的稳定对于日本的安全与繁荣极为重要。因此不难看出，这一倡议正是日本安全愿景的经济延伸。

同时，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对非援助策略还旨在增强自身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竞争力，并以经济手段巩固和扩展其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同时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实现提升自身全球政治影响力、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战略诉求。

三、“印度洋—非洲经济圈”倡议的局限性

尽管日本的“印度洋—非洲经济圈”倡议构想宏大，但这一倡议也面临诸多固有的局限性和发展阻力。首先，“印度洋—非洲经济圈”倡议的资金动员机制存在内部结构性矛盾。不同于其他国家以政府或国企为主导的投资模式，日本的这一倡议采取“官民并举”的方式，在会议中也特别安排了“官民商业对话”，旨在汇聚民间企业力量，多方面促进日本对非洲的投资与合作。然而，政府可以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但最终的投资决策仍需要由日本私营企业做出。这些企业对非洲市场的政治不稳定、社会环境动荡、法律法规不完善等风险抱有天然的“避险”意识，对投资非洲持谨慎态度。例如，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日本企业认为非洲的“不稳定政治、社会环境”是其投资的最大障碍。尽管日本政府努力通过官方开发援助改善营商环境，但只要这些根本性的风险未被有效解决，私营企业的大规模参与就难以实现。这种官方雄心与民间谨慎之间的反差，是倡议实施面临的一大结构性挑战。

其次，日本对非政策长期呈现出较强的外生性与外部回应特征，其战略布局更多服务于对美日同盟的配合，而非完全基于非洲本土发展需求的内生性研判。在2016年第六届“日本非洲开发会议”上，非洲国家曾集体反对日方提出的“航行自由”等涉海政治化内容，最终迫使日本妥协。这一事件表明，日本这种依附于外部压力的战略合作模式与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的寻求多元化合作伙伴以增强战略自主性，并拒绝成为外部大国博弈的棋子的意愿存在差距。因此可以说，过度依附于美日同盟的战略立场反而会限制日本在非洲的影响力。

最后，投资规模和贸易壁垒也是“印度洋—非洲经济圈”倡议落实的掣肘。尽管2023年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出，到2030年前动员公私部门对印太地区投入超过75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但该资金面向广阔的印太全域布局，能够分摊至非洲的份额相对有限，难以在短期内通过大规模投资快速重塑日本在非洲的经济规模。虽然日本政府在此次会议中承诺将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来推动日本企业进驻非洲，但目前日本尚未与任何非洲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或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贸易壁垒的存在无疑会增加日本企业进入非洲市场的成本，并阻碍倡议目标的实现。

四、结语

整体而言，“印度洋—非洲经济圈”倡议是日本对非合作的一次框架性升级，其“新”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空间整合的新意，首次将东非、印度洋岛国与中东纳入统一经济圈层设计，突破了传统对非合作单一聚焦非洲大陆的地域边界；二是战略落地的延伸，将宏观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具象化为非洲沿海的物流网络与产业合作项目，实现了顶层设计到务实落地的衔接；三是合作领域的拓展，在传统基建援助之外，新增人工智能等数字领域的人才培养，贴合非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

对于非洲国家而言，该倡议为其提供了发展伙伴多元化的新选项。非洲国家普遍奉行务实自主的外交政策，欢迎各类国际力量为非洲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与经验支持。从过往TICAD会议的实践来看，非洲国家会在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务实领域积极对接合作，对带有地缘对抗色彩的内容则保持审慎态度，所以非洲国家坚持战略自主性，不愿成为大国地缘博弈的棋子的意愿不会被干扰。

长远来看，如果该倡议能够切实贴合非洲本土需求、稳步落地推进，将有助于提升东非地区的互联互通水平，为非洲的工业化与数字化转型提供助力。但其最终成效仍取决于日本能否真正回应非洲的内生发展需求、有效调动私营部门的参与意愿，以及能否规避地缘政治因素对务实合作的干扰。

（作者曲轩谊，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