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地区正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在发生革命的国家，政治转型、社会需求、负面外部环境进一步增加了宏观经济近期风险。 

中东动乱后，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是伊斯兰势力抬头，甚至出现新政权伊斯兰化，这在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尤为突出。那么，这些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能否顺利完成国家转型进入现代民主国家；能否促进就业，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这取决于这些新生的伊斯兰政权将遵循什么样的执政理念。将伊斯兰教作为国家执政理念和立法源头能否保证国家的顺利转型？中东动乱后，伊斯兰金融领域的创新并未止步，全球伊斯兰金融资产从2011年的10860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1660亿美元，年增长率达到7.37%。海合会国家需要规模庞大的融资需求，而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导致西方银行资金收缩，迫使中东借款人转向本地投资方，或者寻求新的替代融资方式。这进一步刺激了伊斯兰债券市场（SUKUK）的兴起。地缘政治危机、政局不稳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促进了中东地区保险市场的迅速发展。伊斯兰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是否说明伊斯兰经济发展方式是解决当前中东国家经济发展桎梏的良药？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伊斯兰金融与全球化之间的二元悖论以及伊斯兰金融体系自身的二律背反，决定了伊斯兰银行和金融机构在伊斯兰国家不能取代传统金融，只能起辅助与补充作用，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也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如何将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相结合并不断完善，如何在接受并遵守国际监管的同时，保持伊斯兰金融的宗教特性，是伊斯兰金融避免边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东动乱已持续两年，严重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在动乱发生之前，中东地区不管是共和制国家，还是君主制国家，均实行开放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尚有许多地缘优势：丰富的能源资源、人力资源（受过高等教育的年青人）和面对金融危机所展示的良好经济弹性。然而，高失业率和不公正增长、长期独裁统治和腐败所造成的结构性社会问题，终因一位突尼斯摊贩的自焚而席卷中东，一些国家出现政权更迭，影响了该地区国家经济的发展。2012年11月1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中东北非地区经济展望报告称，这一地区今年经济增长预计为5．1%，明年将回落至3．6%，其中石油出口国和进口国经济将出现两极分化。可观的石油收入为石油输出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了条件。这些国家未来的主要任务是借助当前有利的经济局面，增强抵御油价下跌风险的能力，实现经济多元化，增加私营企业就业人数。此外，还应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并鼓励国民储蓄。那些处在转型过程中的中东国家财政和贸易失衡状况恶化，经济改革道路尚未达成共识，宏观调控空间有限。这些国家必须尽快稳定宏观经济，并通过体制改革增强经济竞争力，从而大量创造就业岗位，为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世界银行集团罗伯特˙B˙佐利克行长也说，席卷中东和北非的危机表明，扩大公民参与和改善治理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这场冠名为“阿拉伯之春”的动乱并未没有给中东带来春天，只能使该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变得更加动乱。动乱起因于经济、民生问题，然而，新生的伊斯兰政权无法提出令各派都满意的施政纲领，更拿不出解决经济、民生问题的具体方案。《古兰经》只是一部关于经济伦理和分配的书，不涉及经济发展。伊斯兰经济的禁息原则阻碍了资金的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此外，伊斯兰教所提倡的经商规范，如诚实经营、遵守契约、买卖公平等，虽然有助于商品交换，但这种规范大多适于小商小贩的小规模商业活动，而对现代企业的产权制度、组织形式、领导体制、经营管理制度和运行规则等等，伊斯兰教从未也不可能给出答案。如果仅仅囿于伊斯兰教的有关经营规范是不可能解决现代企业经营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实施伊斯兰经济而获得了经济发展。实际上，新生的伊斯兰政权亦明白，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封闭锁国是行不通的。埃及新总统穆尔西在施政纲领中提出要将埃及打造成世界工厂，并改善市场环境大力吸引外资和外援就说明了这一点。

中东动乱后地区局势复杂多变，国内政局动荡，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掌控局面。毋庸置疑，一个更加民主、透明的政府、更自由的市场经济，有助于重塑经济信心，促进经济增长和获得外部融资，这对中小企业尤其有利。埃及最大的私营银行——埃及国际商业银行总裁希沙姆·阿拉伯（Hisham Ezz Al-Arab）认为，在一个更加开放的政治体制中，企业才能茁壮成长。然而，对于发生动乱的中东国家而言，经济稳步复苏和金融发展的的先决条件是政局平稳、社会稳定。只有政局和社会长期稳定，才能使外国旅游者和投资者恢复对这些国家的信心，从而重新获得外汇收入和外国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杨光所长曾指出，目前中东地区面临经济发展问题、能源问题、地区冲突问题及国际势力角逐等四大安全问题，未来，中东国家只有通过发展经济（尤其要解决就业问题），提升综合国力；应对多极化带来的挑战；加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以及深化中阿双边合作，方能解决上述问题。

（本文作者姜英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