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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制宪危机凸显埃转型之痛
文章来源:唐志超    日期:2013-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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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期以来,围绕宪法制订以及总统扩权之争,埃及再度陷入政局动荡之中。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两大政治力量之间的激烈争斗已成为影响当前埃及社会动荡的主要根源,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埃及未来发展走向。它给“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政治平稳过渡和国家未来蒙上厚厚的阴影,也引发国际社会对埃及可能陷入长期动荡和国家未来失去方向的深度担忧。 

本次危机缘起于2012年11月22日总统穆尔西发布的宪法声明。该宪法声明称,在新宪法获得通过、新议会选出之前,总统的决定是最终决定,任何个人和机构均不得挑战。司法部门不得解散制宪委员会和议会上院。此声明发布后,立即遭到以世俗力量为代表的埃及反对派强烈抗议。11月24日,埃及部分世俗政党及著名政界人士组成了“全国救国阵线”,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穆尔西废除其声明,组建更具代表性的制宪会议。埃及新一轮政治危机由此开始。11月30日,由穆斯林兄弟会主导的制宪委员会匆忙通过宪法草案。12月1日,穆尔西宣布将于12月15日举行宪法公投。此举引发了更大的愤怒,全国爆发百万人抗议活动,反对派指责穆尔西企图成为埃及“新法老”,公开要求穆尔西下台,取消宪法公投。12月5日,反对派示威者与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发生严重暴力冲突,造成重大伤亡。12月8日,穆尔西邀请部分反对派和青年领袖举行全国对话。穆尔西阵营内部也出现了质疑总统声音,多名总统顾问宣布辞职。在内外压力下,12月9日穆尔西宣布撤销其11月22日声明的大部分内容,但拒绝推迟宪法公投。12月15日和12月22日,在反对派一片反对声和大部分法官拒绝监督情况下,埃及新宪法举行两个阶段公投,并以微弱半数(63.8%)获得通过。12月26日,总统穆尔西颁布总统令,宣布刚刚在全民公决中获得通过的宪法正式生效。 

本轮埃局势动荡是埃及进入“后穆巴拉克时代”以来爆发的最新一轮政治冲突。自2011年2月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大规模抗议活动此起彼伏,政坛斗争异常激烈,可谓危机不断,不时引发外界对埃及可能爆发“二次革命”的忧虑。总体而言,穆巴拉克政权垮台以来埃及政治斗争基本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1年2月穆巴拉克下台到2012年6月总统选举,冲突焦点是被抗议者视为穆巴拉克“代言人”和“残余势力”的埃及军政权,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民主、世俗力量基本维持了“革命”时期的团结一致势头。第二阶段从2012年6月总统选举至今,世俗力量与穆斯林兄弟会分道扬镳,双方围绕权力、国家未来方向等核心问题展开了新的政治博弈。在本轮危机爆发之前,双方围绕宪法制订等问题展开一系列竭力斗争,导致埃及政局持续动荡,国家一直深陷危机之中。2012年五六月间,埃及举行总统选举,来自穆斯林兄弟会候选人穆尔西以近80万选票微弱之差战胜世俗派代言人前总理莎菲克。大选期间,埃及最高宪法法院以不合程序为由宣布解散人民议会(议会下院),军政权也颁布法令对总统权力进行约束,紧急应对穆尔西可能当选。6月30日,穆尔西宣誓就职后不久就颁布总统令,要求被解散的人民议会恢复工作。但最高宪法法院于7月10日裁定,中止执行穆尔西发布的重启人民议会工作的总统令,穆尔西无奈宣布接受裁决。8月12日,穆尔西下令解除了国防部长坦塔维和总参谋长阿南等军队高级官员的职务,宣布取消军方6月发布的限制总统权力的补充宪法声明,同时颁布了新宪法声明,收回立法权。此举被视为穆尔西驯服军方的重要胜利,但不久冲突又起。10月10日,开罗刑事法庭裁定24名涉嫌攻击示威者的前政要无罪,引发两派支持者对抗,并发生暴力冲突。10月11日,穆尔西又下令解除总检察长职务,再度掀起波澜,并引发更大规模抗议,两天后穆尔西迫于压力同意其保留原职。紧接着双方又围绕是否解散制宪议会和议会上院开展角力。10月23日,埃及国家行政法院做出裁决,将要求解散制宪委员会的申诉提交埃及最高宪法法院。据悉,最高宪法法院原定于12月2日举行会议,对是否取消制宪会议做出裁决,并考虑取缔穆尔西领导的执政党正义与自由党。对此,穆尔西决定先发制人,以颁布新的宪法声明和加速制宪进程进行回应,危机进一步加深。 

从目前来看,即使宪法公投通过,两大派别之间的对抗也不会停息。双方之间的矛盾并未因宪法完成而得到解决。两派矛盾表面上是权力之争,但深层原因是国家发展方向和新埃及的特性之争,即世俗民主的道路还是伊斯兰主义道路。反对派已明确宣布不会停止抗议活动。而一个匆匆起草完成又急急忙忙仅以微弱半数获得通过的存有较大争议的新宪法(合格选民参加投票比例只有32.9%)也会留下冲突的新隐患。下一步双方将围绕议会选举展开新的斗争。不过,从目前来看,以世俗主义为代表的反政府力量在短期内虽会给穆尔西造成不少难题,但因缺乏协调统一,力量不足,派别众多,反对派难以根本捍动穆尔西政权。穆尔西在一系列博弈中有得有失,但总体上占有优势,尤其是驯服了军方、强行通过了新宪法。总统选举获胜以及宪法得以通过,也显示穆斯林兄弟会以及穆尔西在埃及社会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以及出色的组织、动用能力。目前的问题是,当前的两派对抗已出现了暴力化倾向,并导致了严重人员伤亡。穆尔西不得不授权军方出面干预。在矛盾得不到有效缓解情况下,两派对抗是否会走向极端化和暴力化值得关注。若此倾向不能得到遏制,两派争斗不能保持在合法而民主的轨道上进行,埃及社会将走上一条更加危险的道路。 

穆巴拉克下台至今已有22个月,连绵不绝的危机、无休无止的抗议、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充分显示了“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民主过渡的艰难,它也给我们观察今后埃及乃至地区国家政局发展走向带来多个启示。首先,政局动荡和社会不稳定可能成为埃及今后相当长时期的政治社会发展的常态特征。穆尔西强调他本人和埃及正处于获得“自由”后的“学习”阶段,希望外界报以耐心。这话不无道理,但这个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不仅非常漫长,也充满着荆棘和坎坷,代价高昂。其次,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国家正处于历史性的阵痛期,重新寻找并确立新的国家特性与定位意义重大且任务艰巨。埃及社会围绕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争已发生严重分裂,这两大派别的斗争已主导埃政治发展并形成恶性循环,将成为长期影响埃政治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大方向的关键因素。阿拉伯世界大动荡后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政党和组织的崛起以及阿拉伯国家政治的普遍“兄弟化”(Frerisation)倾向不仅对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过渡提出了新课题,也对西方构成了新的政治挑战。而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埃及能否实现成功转型、平稳过渡,能否打破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这一传统对立魔咒,不仅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阿拉伯之春”的成败,也影响着阿拉伯世界转型的未来。第三,埃及局势持续动荡表明,“正义”、“自由”弥足珍贵,但“发展”、“稳定”也不可或缺,这8个字一个也不能少。虽然“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实现了“自由”和“公正”,但革命前原先存在的问题迄今一个也没有实现,依然存在。不解决发展问题,不实现稳定,自由和正义恐最终会失去。穆尔西领导以及执政党“自由和正义党”应该更多关注发展与稳定,否则最终也会像穆巴拉克一样被新力量取代。第四,阿拉伯世界正经历普遍的民众政治觉醒,长期被压抑的各种政治力量纷纷抬头,街头政治、抗议罢工、民众高度政治参与已成为当前阿拉伯世界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左右政治局势的重要力量。如何引导大众的政治热情并防止被一小撮人利用,防止大众政治转向暴力和无序,协调解决好各种群体和派别之间的矛盾与利益诉求,已成为对阿拉伯政治家新的重要考验。 

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和中东稳定的“压舱石”,其成功转型与否以及未来发展走向不仅事关埃及自身,对其他阿拉伯国家以及地区和平稳定都有重大影响。首先,埃及过渡成功与否对地区国家具有示范性意义。“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治过渡的不平静历程既显示了埃及政治社会的独特性,但在阿拉伯世界也具有一定典型性。埃及成功过渡将为阿拉伯世界历史性集体转型提供样板、树立榜样的作用。其次,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政治势力崛起已成为当前中东历史性剧变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而其中尤以埃及最典型。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两大派别的斗争不仅折磨着埃及,也在同样考验着突尼斯等其他阿拉伯国家,并将成为长期影响阿拉伯国家平稳政治过渡和国家发展大方向的关键因素之一。埃及能否破解西方国际政治话语中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传统对立的魔咒,闯出一条新路,创出一种新模式,不仅对埃及社会是一个福音,也可为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提供一个借鉴的样本。第三,埃及转型失败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产生严重冲击。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老大”,人多地广,战略地理位置重要,是维护中东地区稳定的中枢,也是确保中东和平进程得以推进的战略支柱之一。一旦埃及转型失败,陷入长期动荡混乱和失去方向,将释放巨大破坏性能量,不仅可能使整个地区陷入混乱,破坏地区稳定,也会对中东和平进程以及埃以关系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当前埃及正经受着历史性的转型“阵痛”,可以预料整个转型过程将漫长而曲折。但这可能是埃及必须为探索新道路、新模式所必须付出的“学费”。埃及转型成功对地区政治、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意义重大。也正因为此,它不仅需要埃及人共同一致的努力,也需要国际社会的真诚援助和大力支持。可以料定,虽然道路曲折漫长并充满苦痛,但具有深厚人文历史底蕴的埃及最终一定会获得凤凰涅槃般重生。 

(本文作者唐志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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