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外交走向看，“西进”是大势所趋，但具体采用什么方式、有哪些原则和手法，则需要进一步讨论，或者说，我们需要有一个粗略的思想或是方位。如果将之细化，确实需要学术界、外交界，包括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中国政府提出我们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这是中国内政的大方略。现在，中国走进西域之外的整个中东、中亚、西亚、北非，乃至更往西，包括大西洋，这是一个宏观的思路，对于中国来说叫“东方不亮西方亮”，对于处于全球大国的中国来说，应该有自己的全球战略。 

在此过程中，有两个突出问题需要认真的研究和解决，这是中国传统外交哲学的挑战和压力。一是要创新我们以往所说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从历史背景看，包括“不干涉内政”原则在内的和平共处原则是1954年由中国、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的，那时候中国国力比较弱小，亚非国家整体上处于刚刚解放、寻求独立的状态，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那个时期相对落后的国家总体要求相一致。但时过境迁，中国作为全球大国、拥有全球第二大经济总量、全球最大的货运国与石油进口国，此时，我们应当对原先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内容进行丰富与充实。早在2004年，钱其琛副总理曾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5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一个重要讲话，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住了世界风云变幻的考验，逐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与时俱进的，在新的形势下，需要根据时代特点，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新的内涵。钱其琛副还就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提出了五点建议，这个思路也适用我们今天看待“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创新。这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即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在这个意义上讲，“不干涉内政”原则还有它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这是基于全球治理的需要、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需要，以及中国与其他大国，特别是一些西方大国博弈的需要，中国需要有新的思路。“西进”特别突出地显示出中国在往西发展过程中需要对原先一些不介入、不干涉、不参与、不出手、不拿方案的原则做出调整。这是一个要点，当然这肯定是有争议的，当然这不是动摇“不干涉内政”原则，而是创新，这是因为通过发展才能打开思路，才能使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柳暗花明、有新的勇气和创造性。 

二是中国 “西进”时需有战略盟友或朋友，即解决“抓手”问题。例如，我国在非洲地区现设有非洲问题特使，参与非洲大陆的维和事务，深度参与非洲国家的学校、桥梁、码头等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等，为非洲国家的发展助力。由此可见，中国在非洲大陆已经有较深程度的介入，尤其是中国援建的非盟大厦，更是中非友谊的象征，以及非洲和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象征。这是我们建立的海外相对有利的战略支点。因此，我们若要 “西进”，还需要对原来的战略政策做出新的思考：哪些地方要坚持，哪些地方要丰富，哪些地方要摒弃，哪些地方要超越。这样，使得我们在西进过程中能够更加解放思想，外交上能够箭走偏锋，要选择战略支点，要适当地选择一些盟友，使我们在这个地区的介入可以有一些可靠的依赖，维系安全能力，比如把一些国际组织、地区性组织列为选择目标。 

除此之外，西进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陷阱，存在一些危险。第一是美国这些年来正在实施战略再平衡、重返亚洲战略，当然美国随着新一届政府内阁的变化，也会对重返亚洲战略有所调整，最近克里出访第一站就选择中东和欧洲国家，这对中国而言，需看到潜在的对手。第二个关注点尤为重要，西部地域不仅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有多元而复杂的宗教、文化、部落，包括一些战略矛盾，如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核问题，其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争端，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或不够谨慎，中国有可能被卷入进去难以自拔，甚至会出现孤立中国的不利局面，需得到特别注意。 

                          （本文作者王逸舟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