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外交呈现一些新特点：对多边组织和多边机制态度的转变：由谨慎观望、有限参与到主动参与和积极筹建；中国经济外交的力度空前加大，其政策目标是通过建立一系列制度性安排，来获得更广泛和稳定的国际市场空间；提出和倡导处理后冷战时代的地区与全球层面安全与合作问题的新的合作模式、理论主张和政策原则。与此同时，中国外交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这些挑战实质上是伴随着我国由一个地区大国正在日益发展成为世界大国的过程而产生的：其一，在与邻国的主权之争中如何保持我们一贯倡导的“和平外交”形象，日益加剧的南海问题考验着中国外交智慧；其二，在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激烈的发展竞争（特别是资源竞争和市场竞争）中，如何协调和发展与有关国家和经济组织的关系，中美、中欧、中澳之间经济摩擦的加剧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其三，在国力日渐强盛之时，如何处理以本国稳定与发展为中心与承担客观上日益增长的国际义务之间的平衡；其四，在日益凸现的单极与多极世界的博弈中，在如何协调好与俄罗斯（更倾向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以谋求重新崛起）和美国（现存国际体系的领导者和维护者）的三角关系，等等。 

“西进”可视为中国外交战略的一部分，应与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政策目标相结合，包括：维护国家安全，破解战略围堵，寻找合作伙伴；寻求国际投资与销售市场；寻求本国发展的战略资源；扩大国际影响，为中国成为政治大国服务。那么，与此对照，“西进”究竟是追求哪些战略目标，这关系到“西进”的方向与定性，需要明晰。 

我们在构建战略文件时，或许“他山之石”可供借鉴。首先，我们要对国家的安全与发展的处境进行现实评估。现实的情况下，安全与发展面临哪些最现实的挑战，或者安全与发展有哪些迫切的利益需求？包括安全利益需求、发展利益需求。其中，国家利益又可以划分为4个层次，即生死攸关利益、极为重要利益、一般重要利益与次要利益。根据利益分层判断，我们可以确定拟实施政策目标的先后选择以及取舍顺序，次要利益或者一般重要利益当然要让位于生死攸关利益和极为重要利益。其次，我们还要对可获得利益目标的长处与短处进行分析，比如战略市场、获取战略资源，以及自身的实力等等，通过评估政策目标的重要性，进而确定国家战略目标实施的区域方向选择和手段选择。 

                    （本文作者郑羽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