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正在经历几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世界的重心从大西洋向亚洲、太平洋转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深陷危机、下滑势头明显，新兴经济体（主要集中在被称为“南方”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关系正在经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快速复兴，中国日益成为世界权力结构重组过程中的焦点和漩涡。 

（一）我国战略机遇期面临考验 

未来十年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关键的十年，世界形势也可能因此出现重大转折性变化。目前，我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二：一是在世界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对欧日等传统市场出口受阻（预计2012年我国对欧、日出口下滑，其中对欧出口增速出现两位数负增长）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在努力扩大内需的同时急需调整产业结构、寻找和开拓新的市场。二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步伐日紧，加快军事力量投入，深度介入亚太地区事务，抢抓区域合作主导权，而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存在借美战略重心东移化解对中国快速崛起的忧虑心理，东海、南海岛礁主权争执趋紧。 

能否妥善应对两大挑战是我国外交2013年面临的重要任务。我个人认为，在亚太“正面”加大力度“维稳”和应对的同时，也应谋求“侧面”（包括“西进”）突破，有意识地适当加强全球统筹、整体布局，加大对“南方”国家的投入，以“外围”策应“中心”，一定程度缓解我国在亚太周边面临的正面压力。 

我们所说的亚太博弈，实际上主要就是中美博弈。我认为，对中国来说，这场博弈既要超越双边关系，也要超越亚太区域来考虑。这个博弈是一盘大棋，尽管博弈的重心在亚太，但世界其他地区的动作都会影响到整个棋局。所以，中美博弈既要超越中美关系想问题，也要超越亚太地区想问题。中美关系正面维稳、正面维护大局，这一点我们是有共识的。但大局的维护绝不是中国一厢情愿的事情。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中国适当考虑“西进”，把双方博弈的舞台适当拉开一些，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我们在亚太周边面临的正面压力。因为在我们西边那个叫中东的地方，可资中国活动和利用的形势已经形成。  

（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最大牵绊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最大的牵绊就在中东。事实上，美国是不是战略重心东移了，或者说多大程度上东移了，或者说能不能东移，现在还是有争议的，关键就在中东。中东对美国战略东移的牵绊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恐怖主义威胁始终是悬在美国头上的一把剑。所谓基地组织巴基斯坦分支、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和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都是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之后重点关注的。在2011年阿拉伯大变局出现后，陷入动荡的叙利亚也越来越成为基地组织残余势力新的聚集地，同时利比亚卡扎菲倒台后阿拉伯马格里布基地分支的力量还明显向沙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扩散，并酿成马里危机。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恐怖主义可能形成新的策源地对任何一届美国总统的压力是明显的。可以设想，如果有那么一天美国突然再发生一次类似911的恐怖事件，哪怕规模小的多，在任的总统和政府会处在多么尴尬的境地！而这样一种前景的出现又是任何人都不能排除的。 

其次，阿拉伯大变局后出现了美国中东“盟国朋友化”趋势和政治伊斯兰化趋势。前者以埃及最为典型。众所周知，穆巴拉克的埃及是美国的忠实盟友，很听美国的话，但现在的埃及已非如此。新总统穆尔西2012年9月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之前曾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当被问到埃美关系是否是盟国关系时，他的回答是“那要取决于你对盟国关系的定义”，并说在他眼里埃美关系是“真正的朋友关系”，即相互尊重、特别是相互尊重对方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而且，穆尔西还意犹未尽地说，美国历届政府都在用自己纳税人的钱在中东购买愤怒。后者（政治伊斯兰化趋势）则几乎席卷了阿拉伯世界，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力量（奉行温和、务实的所谓“伊斯兰中间主义”理念）相继登上许多阿拉伯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央。伊斯兰力量的上升是美国和西方始料未及的，阿拉伯大变局之初热情洋溢的“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称谓很快被“动乱”和“阿拉伯之冬”取代。一位美国中东问题专家亲口和我说，阿拉伯之春只存在了两个星期！ 

第三，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大大的恶化。自从有了以色列国后，保护以色列的安全就成为历届美国政府中东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2012年11月我曾访问以色列，一年多前我访以色列时他们关注的完全是伊朗，但现在伊朗已经排不在最前面了，目前以色列首要关注的是伴随阿拉伯大变局而来的以色列周边所有阿拉伯国家政治碎片化及给它带来的现实安全威胁。埃及对西奈半岛的掌控明显减弱，约旦政权摇摇欲坠，叙利亚危机全面恶化，以及“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蠢蠢欲动”等等。以色列对加沙地带新一轮攻击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而且以色列同样以警惕的目光充满担忧地密切关注着阿拉伯世界政治伊斯兰化的进程。 

第四，伊朗问题仍是美国的心腹之患。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不间断的或同时或交替使用制裁、谈判以及武力威胁的手段，孜孜以求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但30多年的制裁和封锁虽然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特别是2012年开始美国对伊朗实施事实上的“石油禁运”），伊斯兰政权丝毫没有被压服或压垮的迹象，而伊朗的核技术能力却在不断提高。目前，奥巴马政府坚持搞战略重心东移（所谓战略再平衡），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处置伊朗问题更显力不从心。进入第二任以来，奥巴马政府在对伊朗政策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2013年2月初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拜登公开向伊朗伸出橄榄枝，表示愿意与伊朗进行直接谈判，美国国内甚至还在探讨接受一个核伊朗这种现实的可能性。但拜登的直接谈判提议很快被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拒绝。对美国来说，伊朗问题仍将是“谈也难、打更难”的两难局面。 

此外，叙利亚危机如何收场也使美国左右为难，一方面美大力推动推翻巴沙尔进程以剪除伊朗的羽翼，另一方面又担心巴沙尔政权崩溃后出现伊斯兰极端势力得势的局面。而伊拉克战争的成果可能将付之东流。伊拉克现在已经是事实上的三个国家，2012年底库尔德自治区的军队还与中央政府军公开发生军事冲突，据传美国为此还重新向伊拉克派驻了一定数量的军队。 

（三）形势发展呼唤“西进” 

阿拉伯大变局之后中东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阿拉伯大变局，从本质上讲是要解决阿拉伯世界不发展的问题，寻求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因此总体上是积极的。伴随大变局而来的政治伊斯兰化现象和趋势，也有一定的必然性，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希望走出自己的道路的愿望，既然要走自己的道路，那它必然就是伊斯兰的，因为这个传统的文化已经植根在这片土地有一千多年了。 

我们此时提出“西进”（甚至“南下”）是有相当基础的：首先，我国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已有相当根基，华人华商遍及亚非拉，据说仅非洲中国人就超过百万，在国家统筹布局下可以有效整合这些力量服务于国家战略。其次，将“西进”或“南下”作为全局统筹下的战略来考虑，还可顺势而为，既加固了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所依赖的能源和资源保障，还能有效服务于不断扩大的我国海外利益保护和海外中国人安全的需求。第三，适应形势发展，开拓、扶持和培育存在巨大潜力的中东甚或整个“南方”市场。2011年中国与中东的贸易额已达2800多亿美元（已与中日贸易额接近），与非洲贸易额1600亿美元，2012年中国与拉美贸易额预计为2500亿美元。对急需寻找市场的中国投资来说也是这样。2011年中国企业在美累计直接投资为60亿美元，而2010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总额已累计达到130.4亿美元。显然，西方市场和“南方”市场在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中的比重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东阿拉伯世界。2011年，中国与正处在大动荡中的阿拉伯世界贸易额达1959亿美元，其中我国出口779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了34.7%和20%。2012年前十月，中阿经贸额已达1842亿美元，我国出口756亿美元，分别增长16%和 19%。从埃及总统穆尔西2012年8月底来华访问的情况我们也应该得出一些感悟。这位大胡子总统“出人意料”地务实，对自己国家的发展非常急切，对中国的发展经验很感兴趣。同样是大胡子的突尼斯总理杰巴利也明确表示，“革命成功后，突尼斯人民在情感上与中国更近，发展对华关系的意愿更加强烈”。突尼斯2011年还克服困难坚持主办了中阿合作论坛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应当指出，正在进行中的阿拉伯历史性大变局虽然注定将充满艰难曲折，但也会不断探求适合阿拉伯自身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之道。在埃及等国，过渡政府已经提出要重新进行工业化（阿拉伯工业化停顿了40年）的设想，这无疑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的机遇。我国现阶段急需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转型，与中东这些国家的重新工业化需求正好对接。 

但“西进”首先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即正确认识阿拉伯大变局的性质。历史的看，2011年这场阿拉伯大变局是阿拉伯世界最新一次探求民族复兴的努力和尝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样的努力和尝试曾经有过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纳赛尔革命为代表的民族民主革命，以推翻由西方扶植和委任的封建政府为主要方式，众多阿拉伯国家走上一条寻求统一和复兴阿拉伯之路。埃及曾先后与叙利亚和利比亚合并，而开罗一度被誉为“中东的首都”。但这次努力最终随着纳赛尔的去世和此后诸多中东领袖接班人之间的争权而告失败。第二次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盛极一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阿拉伯世界尝试“从宗教中找出路”来实现民族复兴。此后出现的“基地组织现象”、“拉登现象”都是这波伊斯兰复兴浪潮最终走向极端的产物。显然，无论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是从泛伊斯兰主义找出路，阿拉伯世界复兴的努力都失败了。2011年出现的阿拉伯大变局应该被视为阿拉伯世界二战后的第三次求发展、谋复兴的探索尝试。 

可以肯定的说，正在阿拉伯世界展开的这场大变局终将冲击到阿拉伯世界的各个角落。当然，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差别极大，大变局对不同的国家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产生影响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比如，象突尼斯、埃及这样的国家，由于世俗化和开放程度高，“革命”后过渡会相对容易一些，但即使这类国家政治过渡之路也充满荆棘；象利比亚、也门那样的仍然保持部落社会形态的国家，在强人政权垮台之后过渡会困难的多，甚至可能出现分裂、割据和内战的状态；叙利亚情况更加复杂一些，一旦阿萨德家族垮台，国家的前景实在难以预料；而象沙特阿拉伯等君主制国家，由于手里握有巨额的石油美元和地处极端重要的战略要地，变革的步伐可能会大大延缓。2011年下半年，在同属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摩洛哥，国王颁布了新的宪法修正案并通过了全民公投，在绝对王权方面打开了一个小小的君主立宪窗口，国王放弃了首相和内阁成员的任免权。摩洛哥的变化可能对阿拉伯君主制国家有参照意义。 

（四）突出重点推进“西进” 

根据目前形势判断，我认为阿拉伯大变局第一阶段、即以疾风暴雨式政权更迭为特点的阶段基本结束，在这方面叙利亚起到了“刹车器”的作用。当然，大变局的整个进程仍然是非常漫长的，变局本身及地区局势现在进入了一个混乱、动荡、变革和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的新阶段。在推翻穆巴拉克两周年之际，埃及局势仍然充满动荡，但“再变天”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所谓“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显然都是无稽之谈，穆尔西在埃及的位置没有人可以取代。迄今为止，穆尔西的表现仍然是可圈可点的，无论是出人意料“收回”兵权，还是推行平衡外交提升国际地位，甚至在巨大争议下坚持推进新宪法，均展现了其过人的政治决心和智慧，以及谋求国家发展、稳定的迫切意愿。 

但中东局势异常复杂，因此我们在实施“西进”战略考虑时需瞻前顾后、左右照应、且有重点地推进： 

首先，在阿拉伯世界，应重点抓住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两个国家。埃及是阿拉伯大国，俗称“每四个阿拉伯人就有一个埃及人”，埃及也是我国在中东重点合作和援助的国家，过去中国对中东援助的很大部分都给了埃及。阿拉伯变局后埃及率先走上政治转型和过渡之路，外交一改以往一边倒向美国的态势，转而采取“均衡、多元”的外交政策，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的重要地位日显突出。2012年8月底穆尔西成功访华（中国是其上任后第一个访问的中东以外国家），续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大力发展中埃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和现实需求：“革命”后的埃及百废待兴，急需外部提供各种帮助度过乱局之后的难关，且长远而言需要借重外力启动国家重新工业化的进程，并向中国学习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而言，发展中埃关系有百利而无一害，在双方经济“阶梯式对接”的同时，我们可以借重埃及地区大国之力维护我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包括有效缓解我们因叙利亚问题在阿拉伯世界引起的误解。沙特阿拉伯拥有雄厚的石油美元，加之王室与作为国教的伊斯兰瓦哈比教派的传统渊源，所以成功顶住了阿拉伯大变局疾风暴雨式政权更迭的冲击，在变局后的阿拉伯世界发挥着重要影响。自从911沙特阿拉伯与美国的传统战略关系发生动摇后，中阿关系颇受沙特王室青睐，2006年初中国成为现任国王阿卜杜拉正式就任国王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沙特阿拉伯是当今世界的石油大卖家，中国则是世界的石油大买主，双方战略合作的空间广泛。 

土耳其是中东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走上了一条欧化的道路，长期以来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欧洲国家，30年来孜孜以求要加入欧盟，但长期被拒之门外。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土耳其开始逐渐把眼光转向“东方”，寻求“重返中东”，特别是进入21世纪有伊斯兰教背景的现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更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发展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同时本国经济也得到快速发展。目前，土耳其应该说具备了一个新兴经济体应有的所有特征，国家长远发展规划设计在2023年建国100周年时GDP将进入世界前十行列，国家发展前景被国际社会看好。现在的土耳其政府把自己国家比作“东西方的桥梁”，类似于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其实还是比较形象的。因为除了地理位置坐落在东西方之间外，土耳其本身西方盟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以及穆斯林国家的特性也使之具备了在中东发挥特殊作用的条件。土耳其高度重视崛起中的中国的世界性影响力，将中国作为其大国地位的重要借重力量，持续提升中土间的战略合作水平是双方共同的意愿。当前， 

由于在叙利亚问题上犯了冒进的偏颇，2011年曾被冠以阿拉伯大变局“最大获益者”的土耳其正在越来越沦为“最大失败者”，中土在推动和平解决叙利亚危机上的共同语言增多。 

善于发展好与伊朗的关系是我国西进的重要方面。伊朗是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但由于与美国的敌对其地区大国地位被严重漠视，国家自身的安全也受到很大威胁。因此发展中伊关系对中美关系来说是很敏感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发展与伊朗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对伊交往中遵守安理会通过的决议和中美间的共识。但中国在伊朗有重要的利益，除重要的石油进口外，伊朗是我国在中东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并可能是我国最大的成套设备出口市场。我们反对和反感以更迭自己不喜欢政权为目的的霸道行为，也不接受以自己国家国内法在国际领域动辄制裁别国的作法。应该说，伊朗是一个有国际战略意义的国家。对中国来讲，与伊朗的关系或可借鉴于美国和缅甸的关系，运用得当或善加利用，当然对美国是一个牵制。 

总的说，中东是一个我们可以有所作为、发挥作用和影响的地方。而且如果说阿拉伯变局代表了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在寻找适合自己摆脱困境的道路，那我们应该在其寻找过程中发挥一些积极作用。西方人常说我们是儒家文明，那么我们的和平发展和复兴是不是代表儒家文明的复兴呢。儒家文明在复兴，伊斯兰文明也要复兴。世界本来就应该是多元的世界。 

（本文作者李绍先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