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界提出来“西进”，或作为一个战略的设计，它的目标是什么，“西进”必定要有它的目标、基础，或者说西进战略的支撑是什么？它的平台在哪儿？通过什么步骤和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西进战略”的风险因素究竟是什么？因此，思考这些问题之后，我们从外交层面提出“西进”的应相当的谨慎。目前，无论是“西进”的目标、支撑平台，或者运作的步骤等方面，仍然是不清晰的，甚至是模糊的，但是从学术角度来讨论，作为外交上的选择，这种思考是必要的。 

历史上“西进”具有防御性质，特别是解除来自于西部或者北方草原民族、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威胁，因此历史上向西域的挺进，或多或少具有被动性和防御性。近代以来，当政者由于更纠结于海防还是塞防，即东则海防、西则塞防，或两者并重，仍体现为防御性的姿态。现在我们提“西进”，就是置于现在的时空下来讨论，不是受到西部的威胁，而是主动寻找“走出去”的路径，拓宽对外开放的大格局，进而为中国的崛起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应该说，这个时候提“西进”是具有主动性和前瞻性的，当然其中经济利益是放在首位。 

对于“西进”战略的依托省市，我们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选择。中国既是陆上大国，又是海洋大国，陆权和海权并重符合中国的实际，应面向西北内陆与西南印度洋地区。同时，西亚、非洲和中亚地区充满着不确定性，这些因素跟我国周边安全息息相关，一旦这些地区出现动荡，必然会对我国形成冲击，因此从防患于未然角度，我们必须有适度性的防御介入。特别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后，留下的权力真空需要我们早做谋划。 

向西不仅是为了制衡美国，更是推动我国西部发展的全局性的战略部署，所以“西进”是由内而外向西开放的延伸，应该说顺应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全方位开放大局的需要。这样，“西进”作为一种战略选择，是有它的必然性的。 

究竟“西进”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以什么作为依托？确实是需要深入探讨。就“西进”的依托而言，目前西部沿边开放格局也初步形成。云南、新疆的开放，特别是霍尔果斯特区的设立，均是实例。西部内陆开放经济实验区的启动，不仅涵盖宁夏回族自治区，而且作为内陆城市的西安、兰州和西宁，其开放实验区也已经开始启动了，因此国内的条件也在逐步酝酿形成。就国际层面来说，有一些可以利用的机制，上合组织、欧亚博览会、中阿合作论坛，包括中阿博览会，以及中国和海湾自贸区谈判的推进，如果从战略高度上去重视，这个力度逐渐加强，也对“西进”有一定的支撑作用。另外，我国跟中亚、西亚重要的大国逐渐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这些对“西进”实际上是有一些推动作用的。同时，西亚、中亚很多国家“向东看”趋势也在逐步的加强，特别是最近出现土耳其要加入上合组织替代欧盟的说法，也引起很大的争议，反映土耳其对欧盟是越来越失望、看好中国区域的思绪。 

“西进”在内涵上来说最主要的还是经贸层面，这是它基本的目标。从基础设施到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再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构建，包括2012年提出的关于构建丝绸铁路、横跨28国欧亚大陆的倡议，都是好利好的因素。此外，在构建安全体系方面，这些国家都有共同的安全利益的诉求，因此在交换情报、安全合作、高层往来、政治合作这些方面具有拓展余地。文化层面上的交流、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也会成为中国与西部国家交往的重要内容。 

“西进”若作为一种战略，还应看到它的限度，“西进”面临很多难以克服的挑战。一方面，西亚北非地区，包括中亚地区呈现周期性动荡；另一方面，长期的纷争和历史积怨形成了很多矛盾的死结，这些死结在短期内很难打开。欧亚腹地可以称之为动荡弧，尽管把它看作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同时也是一个破碎地带，被视为动荡弧。对于这样一个地区，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甚至俄罗斯人先后称霸，特别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有一种帝国的梦想，也导致在这个地区角力不断。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如果一国在这个地区介入得越深，可能会陷进去难以自拔，这在历史上已经有过惨痛的教训。 

同时，“西进”尽管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市场扩大、经济上的互补，但是也要看到“西进”到这些辽阔的西域国家，他们在技术领域上还是普遍比较落后，因此在相当程度上、相当时间内很难成长为全球科技、金融的高地。这样，想当然地提升“西进战略”，可能无论是从技术或管理角度，都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因此，我们对于“西进”的期望值不能过高，对于它的风险要有充分的估计。 

（本文作者王林聪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