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商品与美元和军事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就是石油。进入21世纪，石油等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不断增强，热钱流动使商品价格的波动幅度明显加大，能源安全中的金融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涉及石油开采到石油贸易，石油储备的一系列金融支持，同样也涉及到石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问题，石油买卖中价格风险的规避问题，石油储备和外汇储备的关系问题，石油定价权和石油期货交易所等建设问题。 

（一）石油争夺战背后的金融货币战 

石油，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既是一种财富，也是权力的象征。必然成为国际社会竞相争夺的目标。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这句断言总结了美国的强权哲学和霸权政治，揭示了石油、货币与权力的关系。 

石油工业起源于德克萨斯，但发展却与美元密不可分。石油供应链、运输路线和期货市场，这一切的核心都是美元。直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的石油生产量占全球的一半左右，因此石油和美元的联姻就顺理成章了。石油美元机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得到进一步加强。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大幅贬值，欧佩克国家曾想过摆脱石油美元计价机制。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欧佩克国家出现大量收支顺差，其他石油进口国则出现了大量逆差。为吸引欧佩克国家的石油美元回流到美国等发达国家，更确切地说，为了保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美国和沙特秘密签订了一项“不可动摇的协议”，沙特同意继续将美元作为出口石油惟一的定价货币，沙特由此获得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由于沙特在欧佩克成员国中“一言九鼎”的“大哥”地位，其他成员国也接受了这一协定。 

罗伯特·基欧汉曾指出，美国的影响建立在3种主要的利益机制上：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开放的市场和保持石油价格的稳定。正是石油美元计价机制保证了美元地位和美国霸权的实现，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霸权的基础。而美国的盟国正是通过这些以美国为中心的机制来获得收益，并服从美国的领导。21世纪以来，伴随高油价产生了新的全球贸易不平衡问题，然而，这种全球不平衡并非源于石油出口国的巨额石油收入，而是石油美元计价机制所支撑的美元霸权，石油美元定价机制以及石油美元回流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美国主导，并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石油美元中的大部分再以回流方式，流入欧美金融资本市场获取投资收益，形成庞大的离岸美元市场；这反过来加强了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还通过开放金融市场和扩大对中东的技术、军事贸易，吸纳美元最终回流至美国。九一一之后，石油美元有东移的趋势，投往亚洲、非洲的比例逐步上升。  

据国际金融机构（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IIF）2007年数据， 2002～2006年海合会国家55%的资本流向美国，其次是欧洲。海湾石油美元在美国多以证券和私人投资的形式，在欧洲则主要以股票和房地产形式投资。 

表1  2006年GCC（按地区分）国际资本流向  （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07. The data combines FDI and portfolio flows, including asset classes such as bank deposits and real estate purchases. 

石油美元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而美元未来走势、流动性过剩下的投机资本盛行又给石油市场的未来增加了不确定性。美国开动印钞机就能生产出千万亿美钞，对其他国家而言，石油美元回流使之陷入被动，不得不通过出口实实在在的商品和劳务，部分用来建立巨额美元外汇储备，部分又以回流方式变成美国的股票、国债等有价证券，繁荣了美国证券市场，填补了美国的贸易与财政双赤字，从而支撑美国经济。美国还使用战争和金融手段加强对石油资源的控制，并调控油价，许多石油进口国大受其害。1999年欧元的诞生对石油美元计价机制构成严峻的挑战，伊拉克、伊朗和委内瑞拉甚至公开向石油美元叫板。因此，任何敢于挑战这个基础的国家，均会遭到美国无情的打击。伊拉克战争和对伊朗的制裁，就是对敢于挑战石油美元机制国家的惩罚，其深层目的也是在于敲打欧元和欧盟。进入21世纪以来，“石油美元机制”的根基有所动摇，但美国绝对不会轻易放弃支撑其经济霸权基础的石油美元计价机制。因此，有中国学者指出，石油交易计价货币的选择从根本上而言是个政治问题，但又被国际投机集团所利用来制造石油危机、美元危机和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为改善全球治理机构，一个可行的做法是切断石油美元计价机制，这需要一次深重的美元危机来完成救赎。多极化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迟早要在货币层面上得以体现，多极化的世界不能建立在单一国际储备货币的基础上，未来将有更多的货币成为美元的替代选择。只不过，这个转换过程将是冗长的，其间的斗争也将异常激烈。 

（二）国际石油市场金融化 

石油，不但是一个重要的能源产品和战略物资，而且日益成为一个牵动全球经济神经的金融产品。这就要从国际石油价格体系的演变谈起。 

世界石油工业诞生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以前，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国际石油公司控制了国际石油市场和石油价格，第一次石油危机后，跨国石油公司被迫取消了在欧佩克国家的原油标价，石油价格变成欧佩克的官方销售价格，即官价（Official Selling Price），由欧佩克单方面决定石油价格的机制延续了10年，直到1986年第三次石油危机（反向石油危机）宣告结束，世界石油市场进入了以市场供需为基础的多元定价阶段，与现货市场价格相挂钩的长期供货合同（公式法）已成为世界石油市场广泛采用的合同模式。随着跨国石油公司或欧佩克任何一方单方面控制石油市场格局的逐步瓦解，以及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加剧，市场产生了规避价格风险的强烈需求。国际石油期货市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也是西方国家削弱欧佩克国家对石油价格的控制，从而谋取石油定价权的重大战略举措。目前，期货价格已经成为国际石油市场最重要的基准价格，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合约和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是全球石油市场最重要的两个定价标准。2007年6月，迪拜商品交易所（DME）上市了阿曼原油期货，是中东地区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实物交割的能源期货合约。目前来看，尽管交易量比较小，但毕竟在中东本土已经开始了原油期货交易，有利于提高中东产油国在国际石油定价体系中的影响力。目前国际石油市场主要有北美原油市场、欧洲原油市场、中东市场、非洲市场和远东市场。国际三大原油期货交易所分别是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英国伦敦洲际交易所、阿联酋迪拜商品交易所。中国国内是石油交易所有三家，分别是，上海石油交易所、大连石油交易所和北京石油交易所。以北京最为活跃，交易品种主要为成品油现货交易。此外，渤海商品交易所等也积极开展了原油的现货交易。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石油期货市场发展迅速，起着非常重要的基础定价和风险管理的作用。同时场外市场交易的远期、掉期、期权等石油衍生品（Oil Derivatives）也层出不穷，满足个性化风险管理的需要。从市场参与者结构看，石油衍生品市场的参与者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拥有石油相关业务的商业机构和没有石油相关业务的金融机构。荷兰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各类投资者在石油期货市场中所占比例，生产商为15%、大型石油公司为34%、炼油厂为23%、消费者为6%、基金和机构投资者为22%。金融机构实力雄厚，尽管它们只将很小比例的管理资金注入到商品市场，但足以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对于基金等机构投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石油价格，市场上普遍有正反两个结论，各方都是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发表对高油价的看法。申银万国证券从国际石油期货持仓量与油价的关系以及实体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当今国际油价中有四至五成是受金融因素的影响，而供需因素对国际油价的影响为五至六成。此外，国际油价还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不过主要表现在短期。 

石油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使得石油市场的金融化演变趋势更加突出，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银行、基金等金融机构对石油市场的参与日益加深，石油成为它们投资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进入石油衍生品领域，还进入石油实物商品领域；二是石油期货价格成为世界石油贸易的基准价格，但是国家之间围绕石油期货市场和石油定价权的竞争日益加剧；三是石油市场价格日益受到石油衍生品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如石油期货市场、股票市场、货币市场、美元走势等）的影响，反之，这些金融市场也越来越受到石油市场的影响；四是石油衍生品市场不断创新、各种类型的风险管理工具迅速发展。因此，无论从时空布局、市场参与者结构、市场功能还是从产品种类、交易规模、交易方式来看，石油衍生品市场不仅成为联结国际石油市场、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重要纽带，而且本身也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图1  国际石油价格体系的演变 

（三）以能源金融为抓手，促进中国在全球进行能源战略布局 

能源短缺、能源依赖是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当前，主要发达国家通过控制资源及能源的开采权、定价权，以及运输通道等方式依然对其全球供应产生重大影响。各国对战略资源的刚性需求和全球能源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中国能源风险加大。石油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工具，加强对全球石油资源的控制，有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市场中获取投资收益和参与资源定价权的能力。中国目前已参与到对石油、黄金、铁矿石等大宗资源产品的投资和交易之中，但投资盈利能力不足，在定价方面也长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对于如何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中国政府在《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指出，应坚持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具体包括：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升“引进来”水平，扩大国际贸易、提升运输、金融等配套保障能力；完善国际合作支持体系，构建国际合作新格局，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从金融角度以及能源市场金融化趋势来看，就是以能源金融为抓手，促进中国在全球进行能源战略布局。 

能源金融的概念：能源金融就是政府和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能源产业与金融产业的联结，以及在此基础上达成的能源产品在全产业价值链的各个阶段与金融产品的匹配。能源金融是一种新的金融形态，是国际能源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相互渗透与融合的产物。 

能源金融的核心和基础也是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即资源的最优配置，其中金融是一种配置手段，能源则是一种配置标的。能源与金融还是当今世界重大经济危机的两种直接根源。目前能源金融在能源战略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各国重视，已经不仅是服务能源战略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是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08年11月2日，在中国金融网和中国金融研究院、世界能源金融研究院共同主办的能源与金融世界论坛暨第三届中国金融市长年会上，提出了能源金融战略的构想，构建能源金融战略的几点建议： 

第一，  从国家角度，明确能源、金融等资源品的战略意义，从长远考虑，积极开展在全球的战略布局。 

第二，积极开展能源外交，一方面确保国家获得持续、稳定、价格合理的资源供应，密切与能源输出国之间的关系，实现能源来源多样化。建立对话机制，保证国际能源市场供需平衡，以合作保障能源安全，这是我们国家提出的能源问题解决之道。 

第三，  争夺石油定价权，减少我国进口外汇成本的增加和市场供应的紧张，就必须改变石油美元计价货币机制，但这是相当困难的。因此，要支持货币合约的合作；要寻求石油交易中间的货币多元化，和交易国家之间的货币的双边互换合作；要以多种形式来增持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尤其是选择石油储备。同时，积极加强国内自身建设，积极发展石油现货交易，石油期货交易，积极推出石油价格指数，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建设是非常欠缺的，相关交易所和贴近市场的证券公司可以开展合作，加强这方面的建设。 

第四，建立一个不受纽约商品交易所、伦敦商品交易所和欧美金融机构左右的石油期货交易所，逐步尝试石油人民币是否可行。目前，海湾地区的产油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在与他国的石油交易中间都在寻求非美元化。当然，在与其他国家石油交易中间，也应该逐步的寻找非美元化。如果选择人民币结算或者对方国家的货币结算来进行石油交易，需要同时抓紧研究由于石油交易而产生的人民币结算，在境外石油以后，对象国对中国的进口贸易如何人民币结算？对象国人民币境外的储备、人民币境外的增值如何保证？这是中国在研究石油金融战略、研究石油交易中人民币结算的交易过程中必须碰到和必须进行研究解决的，否则就不可能这一步走得出去。可以考虑从亚太地区入手，建立大规模中下游基础设施，进一步在香港建立用人民币对石油进行定价和结算的商品交易所。那么，以石油交易为基础，通过石油人民币和离岸人民币，实现人民币成为一种广义资源，也不是不能实现的，当然，这是一个相当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 

第五，统合各种优势，在海外能源战略布局中形成中国合力。中国多类机构、多家公司应统筹兼顾，信息共享，形成合力。这是政府及相关机构应该考虑的问题。目前，参与获取海外石油资源的国内机构主要有四类：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专业投资机构（包括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属的投资基金）和政策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国企尤其是三大石油巨头是中国获取海外石油资源的主体。 

目前，中国获取海外石油资源主要有3种方式：权益收购、贷款换石油和合作开发。从短期来看，跨国并购是获取海外石油资源最快的方式，如，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但从中长期看，还是应该通过投资与合作相结合的方式。亚太地区《华尔街日报》2013年2月26日报道指出，亚洲成石油资产大买家，兜售石油资产的银行家们应该感谢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报道指出2012年中国花费332亿美元达成跨国尚有石油天然气销售协议，占全球总量的13%。而过去3年，日本公司购买了154亿美元的上游石油天然气资产，韩国公司花了105亿美元，印度公司花了97亿美元。 

第六、中国各大金融机构应积极配合发展综合性、国际化的石油业务，积极配合能源产业“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目前，中国已经运用“贷款换能源”、“政策基金”、提供开发贷款等方式积极实现金融与能源两种资源的融合。政策银行，证券公司更金融机构更事宜率先成为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这方面可以借鉴日本的成功实践。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应该在能源国建立分支机构，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提供投资和贸易便利。 

第七，在获取海外能源过程中，积极引入政府以外的机构和个人资金。目前，这方面所需资金大多来自政府，应拓宽企业投融资渠道，提高能源企业直接融资比重。 

第八，能源产业需要金融资本的支持，应加强信贷政策和能源产业政策的衔接配合，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战略产业和新能源的投资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为能源投资多元化提供便利，相关能源企业应考虑逐步参与金融衍生品领域，对冲风险，增加定价话语权。目前，中国能源企业参与相关能源产品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水平较低。当然，金融衍生品是一把双刃剑，应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大力加强金融监管。 

第九，适度引进石油美元，优化投资结构。在石油天然气工业下游领域吸引海合会直接投资，应同时注意以三方合作模式弥补“石油美元”缺乏技术含量和市场效应的劣势；加强对伊斯兰融资方式的研究，探索利用伊斯兰融资的形式，以支持穆斯林聚居区和南亚、中亚穆斯林地区的发展，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国的西进战略服务；注重把建筑工程承包与投资相结合，利用建设-经营-转让（BOT）等形式，扩大投资规模；利用石油美元，在我国建立面向海合会的出口农业基地，或与海合会国家合作，在第三方国家的农业等领域开展共同投资。同时，积极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吸引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国外企业来华开发油气资源，目前共有32家外资企业与我国签订200多个油气合作合同，区块面积超过23万平方公里。 

第十，提出中国、中亚、南亚、中东经济圈构想。 

《天下纵横谈》的评论员曾经主张中国应依托西部大开发计划，建立一个中国西部的邻国财富带，但是，这个财富带的一个缺陷就是没有出海口，导致其辐射能力有限。而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这个出海口，将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因此，提出一个中国-中亚-南亚-中东经济圈构想，是非常符合这一区域各国的经济发展需要的。它将可以融合中国的资本、技术与制造能力、市场以及中亚的资源与市场、南亚部分国家的市场与技术需要，以及中东地区的能源、资本与市场，形成世界上一个新的创富地带，这个创富地带将进一步辐射北非与地中海地区，同时也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打造一个堪比东南亚地区的战略纵深地带。 

（本文作者姜英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