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变更被看作是中东变局的重头戏：2011年埃及“1·25”革命不久，在军人的压力下很快结束了政治强人穆巴拉克总统近30年的统治；2013年7月3日，又是在军人的逼迫下结束了民选总统穆尔西1年零2天的统治。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埃及政权频繁更迭，政坛狂涛汹涌，是埃及共和国历史进程中罕见的。其中，民选总统穆尔西政权的垮台，更是值得人们的深思。
（一）埃及局势动荡的深层原因
表面上看，埃及穆尔西总统是被军人赶下台的。2013年7月1日，为了平息埃及日益升级的内斗和对抗，军方向支持和反对穆尔西的两大阵营提出48小时解决当前危机的最后通牒。7月3日夜，国防部长、武装部队总司令塞西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中止现行宪法、解散议会、提前举行总统选举，暂由最高宪法法院院长代行总统职权。其实，早在2013年5月，埃及许多民众就要求军人担负历史使命，挽救埃及于动荡深渊之中，结束穆尔西统治。因此，此次埃及军人逼迫穆尔西总统下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许多民众企盼稳定、结束纷争的诉求，同时，也折射出2年多来埃及局势动荡不堪、政治转型陷入困境的事实。那么，一年来，埃及为何如此动荡不宁？
首先，经济结构弊端和民生问题一直困扰着穆尔西政权。“1·25革命”后，在最高军事委员会统治下，虽更换了三届总理，但经济境况、民生问题仍未改观，于是，军人在民众的责难声中被迫返回军营，政治权力过渡到民选总统穆尔西手中。作为穆斯林兄弟会的代表，穆尔西总统上台之初，曾踌躇满志，实施“百日计划”，涉及安全、环境卫生、食品补贴、能源和交通五个方面。然而，一年来，埃及经济发展仍未能摆脱困境，经济增长率仅有2.2%，（2008年至2011年埃及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2%、4.6%、5.1%和1.8%），失业率高达13%（24岁以下人士的失业率达40%），外汇储备剧减至160亿美元（2010年为360亿美元），埃镑大幅贬值，通货膨胀飙升，财政赤字大增，外来投资不足，旅游业凋敝。正值酷暑盛夏之季，供电紧张，普通民众处在煎熬之中；燃料短缺，加油车辆排长龙苦不堪言；小麦歉收，农户损失巨大。因此，穆尔西接手的“烂摊子”依旧未有改观。这一连串问题导致民生问题尖锐化，民情激愤、民怨沸腾，直接削弱了穆尔西的统治基础。
其次，在国家发展定位和施政理念上，穆尔西作为民选总统存在着严重失误。一方面，社会各阶层在国家发展定位上缺乏共识，尤其是作为穆斯林兄弟会的代表穆尔西究竟是要将埃及建成伊斯兰国家，还是宪政国家？这一问题从他上台之初，就存在着很深的疑虑和分歧。而穆尔西的“扩权”行动更加剧了这种猜疑：强制推行宪法公投、撤换总检察长，将行政权凌驾于一切，干预了宪法法院的裁决。另一方面，排除异己，未能形成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广泛的政治联盟。相反，无论是协商议会，还是地方政权，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越来越大，形成了极为明显的“政权穆斯林兄弟会化”的趋势，引起了其他政党及团体的不满。例如，在地方权力结构调整后的埃及27省省长中，由穆斯林兄弟会掌控的已达11个，其中，卢克索新任省长阿萨德·哈雅特的任命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他曾是“伊斯兰团”的发起人之一，与1997年针对外国游客的卢克索屠杀事件有牵连。更为重要的是，在穆尔西的政权架构中，青年作为整体被排斥在权力体系之外，其挫折感、失落感尤为明显，并把穆兄会视为埃及革命果实的窃取者。而穆尔西的集权倾向和排除异己的行动，也加速了反对派的联盟进程步伐。于是，从救国阵线运动开始，到发动要求穆尔西下台签名运动，截至2013年6月底，已有2000多万民众签名，达到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其诉求乃是：“反对国家穆斯林兄弟会化”，“反对专制、反对通货膨胀”，要求社会正义、自由和大饼，要求“穆尔西下台”等。
再次，社会分裂加剧、社会对抗白热化，社会问题尖锐成为穆尔西时期最为突出的社会现象。埃及社会教俗（伊斯兰主义者与世俗派、自由派）之间、族群（穆斯林与科普特人）之间以及穆兄会与萨拉菲耶之间都出现了尖锐对立，导致多重矛盾激化并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每逢星期五——穆斯林聚礼日——街头示威运动常态化和周期性态势，导致埃及社会处于严重撕裂状态。与此同时，埃及犯罪率扶摇直上，谋杀率、抢劫案件频发，尤其是针对女性的性骚扰事件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由此可见，埃及社会不仅缺乏安全感，而且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空前下降，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
凡此种种表明，一年来，埃及仍徘徊在经济困境加剧、政治动荡和社会分化严重的漩涡中。穆尔西没有兑现竞选总统时的诺言，却造成朝野对峙，民生凋敝，民怨沸腾。一句话，有着80多年历史的穆斯林兄弟会，虽扎根基层，善于宣传和动员，穆尔西执政期间在外交方面也引人注目，但是，对于究竟如何建设新埃及，尤其是治国理政方面，穆斯林兄弟会并无良策，鲜有建树。
（二）埃及政权变更的深远影响
埃及是中东变局走向的风向标。埃及政权变更的途径和方式再次引起地区国家乃至世界的关注。
中东变局以来突出现象是伊斯兰力量在政治上的强势崛起，成为主导政治转型的关键性因素。然而，此次埃及军人的干预行动，其方式和结果不仅使伊斯兰力量遭受重创，也在中东地区乃至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围绕着军人干预行动和总统穆尔西被罢黜，在中东国家的反响是截然不同：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率先对埃及军方表达了支持，并且很快许诺分别提供50亿美元、30亿美元、40亿美元的援助；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军方赞扬埃及军方推倒穆尔西是“政治伊斯兰”的结束；卡塔尔新任埃米尔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对埃及临时总统曼苏尔表示祝贺。与此相反，突尼斯复兴党表示震惊，谴责这是“公然的政变”；土耳其更是谴责之声不断，穆尔西被罢免是“不可接受的”要求恢复民选总统穆尔西的合法地位；伊朗也公开表达其失望；以色列持谨慎态度，实则暗自窃喜。而那些长期介入中东地区事务的西方大国首脑们则表现出少有的谨言慎行，闪烁其词，没有明确的态度……。其实，不同的态度其背后透露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战略意图，恰是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及不同力量较量的反映。
就埃及而言，此次军人干预行动对未来政治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一，历史赋予了穆斯林兄弟会治国理政的机遇，但是作为伊斯兰政治力量能否担当起建设新埃及的历史使命，其考验正在于此。一年来，埃及转型时期的一连串挫折表明，随着伊斯兰力量在政治上的崛起，它们作为建造者不仅其理论准备和角色转化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它们并没有超越其自身的局限，认真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势和潮流，穆斯林兄弟会自身的转型还不足以承担起新埃及的历史使命。换言之，穆斯林兄弟会仍很难适应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穆尔西政权的倒台足以引起所有伊斯兰主义者的反思。
第二，转型期埃及的发展逻辑表明，如果不能带领埃及走出困境，就只能在民众的反对声中下台。军方干预也只能是避免了更坏情况发生，穆尔西被罢免并不意味着“政治伊斯兰”的终结。由于埃及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短期内难有改观。因此，埃及新的领导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第三，埃及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实现稳定和全国和解乃当务之急，超越党派利益、平衡各方诉求？埃及不仅需要有治理社会和经济的非凡之才，更需要有包容和宽容的政治胆略和胸怀的领袖。
纵观非洲国家的发展道路，南非传奇式英雄——曼德拉上台之后力排众议，果断实行民族和解，真正掀开了新南非的第一页……；当前，由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激烈反抗，埃及处在内战边缘，这意味着埃及社会对抗和动荡将是长期性的，因此，埃及的转型进程将是漫长，充满着悬念。
埃及需要一个像“曼德拉式”的英雄从大局着眼，应对危机，迎接挑战，掀开新埃及的第一页。
（本文作者王林聪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国际关系室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