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9日，2015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没有花落此前的热门人选德国总理默克尔，而是颁给了似乎不太为人所知的“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默克尔总理成为热门人选是因为在接收空前规模的中东难民问题上表现出了善意、勇气和自信。而“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的最终折桂则是表彰其“在国家处于内战边缘之际，建立了非传统的、和平的政治进程”，“为突尼斯建设多元化民主社会做出了决定性贡献”。

其实，不管是热门人选默克尔总理，还是最终胜出的“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其面对的挑战和要解决的问题却是共同的，即“阿拉伯之春”留下的烂摊子和后遗症。前者应对的是逃离战争之地而源源不断涌入德国和欧洲的中东难民，后者应对的是如何整合威权政体崩塌后的国家秩序重建，以便从根源上堵住难民之源。 

相比同在北非地区的利比亚、埃及，乃至更远一点的中东地区的叙利亚和也门等国，2011年初爆发“茉莉花革命”、首先撬动“阿拉伯之春”第一块多米洛骨牌的突尼斯，也曾经历过政治暗杀、社会动荡的血雨腥风以及伊斯兰政党上台后的政治宗教化趋向，但幸运的是，在强大和具备重要影响力的突尼斯公民社会的参与下——“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即由突尼斯总工会，突尼斯工业、贸易和手工业联盟，突尼斯人权联盟和突尼斯律师行业组织等4个重要的公民社会组织组成——突尼斯成为该地区唯一从乱趋治并实现了大体稳定的国家。由此，“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的确名至实归。 

然而，和一些西方媒体认为“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的获奖代表着诺贝尔委员会对“阿拉伯之春”的正名和支持所不同的是，笔者认为这个奖的最大意义应该是一份“鼓励奖”，鼓励和赞赏通过和平对话、而不是武力对抗来弥合和解决分歧，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姑且不论诺贝尔委员会的颁奖词中并未出现对“阿拉伯之春”的任何肯定表述，过去4年里“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失序、动荡、难民乃至内战等乱象早已使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演变成了“阿拉伯之冬”。在北非，利比亚迄今仍基本处于各部族武装占山为王、国家机构的建立都没有完成的混乱阶段，有人说，“革命4年，利比亚已经倒退了几十年”，而且统一国家机构的缺位及有效边界管控的缺乏还使得利比亚成为非洲难民偷渡进入欧洲的桥头堡。埃及在过去的几年里则经历了过山车般的政局逆转和血雨腥风式的抗议与镇压。穆巴拉克的出狱以及首任民选总统穆尔西被判死刑引起很大的国际争议，一些人认为这是“埃及革命的惊人倒退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阿拉伯之春’革命已经死亡”。在中东，叙利亚的内战已经进入到第4个年头，因内战而背井离乡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阿富汗而冠居全球。也门内战不仅迫使150多万也门人无家可归，而且沙特等国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空袭也使也门内战嵌入了沙特、伊朗等中东地区强国间的地区霸权之争以及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之争，致使中东地区的乱局梳不清、理还乱。 

另外，更让人揪心的是，基地组织、伊斯兰国（IS）等国际恐怖势力利用近年来北非中东地区的动荡，正在快速集结和扩张，已成为影响这一地区安全和政治转型的重要不利因素。北非“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索马里“青年党”、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以及伊斯兰国武装等等都在趁乱扩充自己的组织及控制地盘。包括尼日利亚“博科圣地”以及埃及“耶路撒冷支持者组织”在内的一些该地区本土极端组织还宣誓效忠“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直接加入了他领导的所谓“哈里发国”。即便是此次获奖的突尼斯，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失业和贫穷而加入伊斯兰国及基地组织，反过来威胁到突尼斯的国家安全和稳定。仅在今年内，突尼斯就遭遇两次针对外国游客的严重恐怖袭击事件，对艰难复苏中的突尼斯旅游业构成了破坏性冲击。 

尽管荆棘丛生、挑战密布，比较而言突尼斯仍堪称为中东北非地区政治过渡最成功的国家，在一片失序与混乱之中，政局大体稳定并顺利转型的突尼斯犹如荆棘中的一朵玫瑰。这朵玫瑰之所以能够绽放，正如此次获奖的“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中的4个公民组织之一的突尼斯人权联盟主席阿卜杜萨特拉•本•穆萨（Abdessattar Ben Moussa）所言，“突尼斯是通过对话解决分歧，而不是依靠武器”。“诺贝尔委员会褒奖的正是‘对话’的价值，而这也就是突尼斯经验的价值所在。”对话，而不是对抗；谈判，而不是开炮；这不仅是走出“阿拉伯之冬”的必经途径，而且也是这次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的最终要义所在。 

（本文作者贺文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